李安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從兩個看似荒謬的例子談起
例一一位肯尼亞人問他的中國朋友：“你知道為什麼中國足球隊老是在國際比賽中輸球嗎？”中國朋友搖頭表示不知道。這位肯尼亞人得意地解釋道：“你們中國人看上去都是一個樣，每次比賽總是不斷換人。這種行為引起國際裁判十分不滿，因此他總是判你們中國球隊輸。”這種看法聽上去好笑，但細細琢磨卻并不奇怪。中國人對非洲人的感覺何嘗不是一樣呢？很多中國朋友似乎也以為所有的非洲人都是黑人，而所有的黑人都是一個樣。
例二家住上海的朱阿婆在2000年某一天回家的路上聽到草叢中有啼哭聲，原來是一個被遺棄的嬰兒。朱阿婆将嬰兒抱回家後，看到他身上漆黑，便開始給他清洗，誰知怎麼也洗不幹淨。朱阿婆擔心嬰兒生病了，趕緊抱着他上醫院，并告知醫生情況。醫生安慰她說：他是黑人小孩，皮膚本身就是黑色，她恍然大悟。她将小孩取名“朱軍龍”，艱難地撫養他上完幼兒園、小學和中學。2014年，朱軍龍獲得上海戶口，朱女士也成功辦理了收養手續。①
兩個例子表明，中國與非洲民衆之間缺乏交流，存在着各種誤解、無知和習以為常的錯誤感知。這些問題是不可能通過官方的宣傳手段來解決的。唯一的辦法是加強民間交流。
中國的國家形象：從周恩來到普通民衆
周恩來總理一直被認為是中國外交的典範。他在對外交往中實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高度統一，在行為上表現出崇高的道德風範與友善風格，在交友上表現出高超的語言藝術和人格魅力。難怪基辛格先生不無尊敬地表示：“周恩來是我在60年來的公職生涯中遇到過的最有魅力的人。”周恩來總理已經在中國人心目中留下了“國際上公認的外交大師”的光輝印記，也成為中國國家形象的典型代表。
然而，随着中國與國際社會交往的增多，每個人都成為外國人認識中國的窗口。大量的中國人走出國門，這一點既是國際輿論界關注的焦點，也成為一些不懷好意的人攻擊中國的口實。1991年，原卡特政府負責人權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羅伯塔·科恩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中國在非洲使用囚犯勞工》一文，宣稱：“中國人不僅出口由囚犯制造的産品，而且還派遣囚犯出國工作。”②這一惡意诋毀在全世界不胫而走，對後來加速發展的中非經濟合作帶來了不小的障礙。③我在2008年訪問肯尼亞時，張明大使當時特意組織了一場公開講演，請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的賀文萍研究員、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的徐偉忠研究員和我三人就中非關系分别談了三個主題。當我講演時，一位聽衆問道：“聽說中國在非洲的勞工大部分都是囚犯，請問這是真的嗎？”我當場給予理性的問答。然而，我們應該細細分析，為何羅伯塔·科恩有關中國勞工是囚犯的謠言能在國際上特别是非洲引起巨大反響呢？除了謠言制造者是一位頗有身份的美國高級官員，以及各大西方媒體的推助外，這與中國各建築公司在國外的作為和工人形象有着密切關系。
第一，中國在海外的各大建築公司相當一部分以前并未要求統一着裝，而這些建築工人多是新招募的農民工，他們在國外因整日勞動，并不講究工作服的工整。這種随意甚至是破爛不堪的工作服給外人的印象極差，從而使人産生不必要的聯想。第二，工人不谙當地語言，加之多住在工地，與當地民衆很少來往，加深了神秘感。有的中國公司為了保證工人的安全，更是從護照管理到出外活動都有嚴格限制，使工人的人身自由受到某種制約。第三，中國工人晝夜加班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由于一些非洲國家辦理工程審批手續的時間長達半年或更長時間，項目有效時間大打折扣，隻能靠加班來完成。非洲工人一般都不加班，認為休息時間屬于自己，即使給加班費也枉然。④這樣，中國公司為按時完成任務，隻能要求中國工人加班，三班倒的情況甚多。形成工地上機器不停運轉，工人輪流休班的情況。然而，在工地圍牆以外的當地人看來，這些人整天做事。當地人認為這種情況不正常，從而使他們容易相信中國工人是囚犯的謠言。當然，中國人吃苦耐勞的精神也給非洲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⑤
從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随着國門打開，中國人走向世界，每個中國人都成為中國形象的代言人。這樣，中國民衆在國外成為關注的對象，其舉動被外人所議論，民間交往成為外交中的一項重要内容。這也是外交大衆性的表現。
民間交往的随意性
開放的國門不僅使國人走向世界，也使外國人走進中國。這樣，中國人接觸外國人的機會大大增多，很多不經意的接觸也就成為了外國人評論中國人的依據。一位在中國學習多年的加納女學生紮赫拉·派蒂（ZahraBaitie）在《大西洋月刊》撰文談到中國人對非洲人的态度。她指出，雖然中國與非洲政府之間保持着友好關系，然而，“在民間交往方面，依然存在着無知、誤解、缺乏寬容……盡管我經常被稱為‘黑人’或‘非洲人’，但我從未感受到被歧視或者敵視，反而是受到熱情友好的對待。因為我講普通話，因此能夠聽懂人們對我說的話，他們極少對我有诋毀或诽謗的言論。”⑥一方面存在着對非洲人的無知與誤解，另一方面對非洲人表現出“熱情友好的接待”，這是派蒂在中國學習時與普通中國人接觸的日常感受，也是她通過這種接觸後得出的結論。這些與派蒂接觸過的普通中國人沒有想到，他們的表現通過派蒂的描述登上了《大西洋月刊》雜志，并通過這一雜志傳播到了世界各地。這就是民間交往的力量。
同樣，非洲人也開始有機會對中國人和西方人在非洲當地的适應情況進行比較，而這些印象都是通過他們對這兩者的日常生活及交往表現的觀察中得來的。在香港教書的兩位學者對9個非洲國家（博茨瓦納、埃及、埃塞俄比亞、加納、肯尼亞、尼日利亞、南非、蘇丹、贊比亞）的1902人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457人認為中國人遠比西方人适應當地情況，500人認為他們比西方人适應，344名受訪者認為兩者差不多，還有179名受訪者回答說“不知道”，認為中國人在非洲不如西方人适應當地情況的比例很少，隻有422人，其中認為遠沒有西方人适應的228人，認為中國人不如西方人的有194人。此調查結果認為，50%以上的非洲人認為中國人對當地的适應能力超過西方人，隻有22%的人認為中國人在适應當地這一點上不如西方人。該調查在其他相關問題上對中國的正面反饋也相當明顯。⑦
這兩個例子表明，中國人在日常生活的表現不斷給在中國生活的非洲人或是在非洲生活的非洲人各種印象。非洲人通過自身的觀察會得出各種結論。換言之，中國人的一言一行都在為中國的形象打分。
民間交往的自覺性
在中非民間交往中，也存在着一些公民的自覺行動。南開大學退休教授張象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長期從事非洲史教育，曾在加納大學做過訪問學者。退休後，他除了繼續從事中非關系的研究外，還根據自身優勢和興趣積極參與歌曲創作，并于80歲時出版了自編的《中國－非洲友好歌曲集》。一些歌名充滿了中國人民對非洲的熱愛，如《中非友誼之歌》《中非，好兄弟》《白衣天使》《坦贊鐵路之情永駐非洲》《祝非洲好運》等。這些歌曲被譯成英語、法語、阿拉伯語、斯瓦希裡語、豪薩語。他說：“我一直渴望用一種結合了學術追求和音樂激情的方式來表達我對非洲的深厚感情。”⑧
中國的藝術家中也有充當中非文化交流橋梁的例子。藝術家李斌是一位自覺用行動譜寫中非友好圖畫的民間人士。他對南非領袖曼德拉充滿了敬仰之情，一直希望以藝術形式來表達自己的這種感情。為此，他專門繪制了一幅長38米、高3.8米的繪畫作品，标題為“曼德拉”，包括囚徒曼德拉（prisoner）、總統曼德拉(president)與和平使者曼德拉(peacemaker)等三個主題，分别代表着曼德拉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中具有代表意義的三個階段。這幅畫在南非約翰内斯堡大學等地展出，受到南非人民的熱烈歡迎。⑨
李松山先生和韓蓉女士是一對在坦桑尼亞工作和生活了十多年的夫妻。他們作為普通的中國人，為了表達對非洲文化藝術無比熱愛的感情，也為了促進中國人對非洲藝術的了解，加深中非兩國人民的合作，他們在長春市建立了松山韓蓉非洲藝術收藏博物館，該館收藏了非洲馬孔德雕塑藝術品和挺嘎－挺嘎繪畫藝術品，博物館的成立還得到了兩位坦桑尼亞總統的親筆賀詞。這對中國夫婦熱愛非洲文化，他們花掉了自己所有的積蓄在北京建造了一個非洲藝術小鎮，展示各種非洲藝術品。⑩
這些普通中國人因為不同的經曆與非洲結下了各種良緣。他們有意識地為中非關系添磚加瓦，自覺地澆灌中非友誼之花。
文化交流的使者
非洲文化博大精深。經過400餘年的奴隸貿易和100餘年的殖民主義統治，這種文化不僅未被泯滅，反而傳播到世界各地，這些都是非洲人民的智慧、結晶和功勞。近年來，非洲文化的各種元素也開始傳到中國。前些年，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本科生王涵潔來到我辦公室，說希望我能指導她寫畢業論文。我問：“你打算寫什麼題目呢？”她回答：“我想寫有關非洲鼓（金貝鼓）在中國的傳播。”我覺得是個好選題，但覺得有些奇怪，就問她：“你為什麼會選這樣一個題目呢？”她自豪地說：“因為我是北大金貝鼓俱樂部的成員。”後來，她完成了畢業論文“論金貝鼓在中國的分布及傳播的曆史”，并被編入《中國非洲研究評論2001年》。這種文化的傳播是不可能通過官方渠道來進行的。無獨有偶，北京櫻花園小學為了培養學生的美學情懷，專門将非洲鼓作為素質教育的内容，并形成了自身校園文化的特色。
非洲人也在通過不同方式學習中國文化，各種選秀節目成為他們表現的舞台，中國功夫成為他們最喜愛的項目之一。加蓬青年本紮從小就喜歡李小龍，特别佩服他那一身過硬的功夫。本紮的舅舅當時是加蓬駐中國的大使，他幫本紮找到習武的地方。14歲的本紮來到中國，專門學習武術。他到少林寺學習少林武術，每天和少林寺的和尚吃住在一起。當然，練武遠不像電影裡那樣輕松優美，必須花氣力，既辛苦又枯燥。好在本紮立志要學好武術，因此取得了長足進步。除中國武術外，本紮還練過跆拳道和空手道。經過在少林寺的學習，他又在北京語言大學學習漢語，在北京體育大學完成了本科和碩士學位，最後成為國際武術裁判，中國武術七段。
非洲青年還通過各種方式傳播非洲文化。2015年9月，津巴布韋青年夢想藝術團的青年成員應中國文化部的邀請，來到成都參加《第五屆中國成都世界非物質遺産文化節》，并在北京和天津等地參加演出，參與“非洲文化進校園”的演出活動，同時應中國最高藝術殿堂——中國國家大劇院之邀請，參加《世界音樂博覽》津巴布韋專場演出。這些津巴布韋青年是在千餘人的才藝表演競賽中脫穎而出的，而這些才藝表演卻是津巴布韋的華僑華人在2014年自願出資組織的。這真是名符其實的民間交往。津巴布韋青年夢想藝術團為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具民族特色的非洲土風舞和無伴奏表演唱等節目，他們充滿激情的表演、鮮豔奪目的民族服飾和節奏感強烈的音樂使得在中國的11場表演成為11場文化交流的盛宴。中國普通民衆通過與非洲藝術家之間的交流與學習，增進了相互了解，促進了友好情誼。
結論
有的學者認為，民間交往有助于增加中國的“軟實力”，即在非洲宣傳中國文化或者是中國形象，有助于糾正西方對中國的扭曲宣傳和非洲人對中國的不當看法。我不同意這種觀點。民間交往的本質既不是宣傳，也不是增強所謂的“軟實力”，而是互相學習和互相理解的一種方式。民間交往絕不是為了體現一種“實力”，這是平等交流的過程，沒有優越感和自卑感。民間交往的目的是雙向的：理解對方的文化從而為雙方建立更好的關系打下基礎；使對方更好地理解自己。如果以宣傳方式代替民間交往，結果會适得其反，不但沒有效果，甚至可能反應消極，中非關系可能會因此受到損害。
「注釋」
①《上海阿婆撫養黑人小孩14年，超越血緣的親情》，http://world.huanqiu/photo/2014-06/2736818.html，2015-03-15。
②RobertaCohen,“ChinaHasUsedPrisonLaborinAfrica”,NewYorkTimes,May11,1991.
③對相關謠言的批駁，參見嚴海蓉、沙伯力:《關于中國的修辭法?———對中國向發展中國家輸出囚勞謠言的分析》,載李安山、劉海方主編：《中國非洲研究評論2012》,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164頁。
④中非合作論壇後續行動評估小組在喀麥隆、坦桑尼亞和肯尼亞與中國企業交流時聽到的發言，2010年5月17-26日；與中國航空規劃建設發展有限公司項目經理郭敬的交談訪談，2010年8月16日下午。
⑤在沙伯裡和嚴海蓉對8個非洲國家的調研中，非洲人對中國人“勤勞”（hardworking）的認知度最高，均在60%以上。BarrySautman&YanHairong,“AfricanPerspectivesonChina-AfricaLinks”,inJ.S.Strauss&MarthaSaavedra,ed.,ChinaandAfrica:EmergingPatternsinGlobalizationandDevelopment,TheChinaQuarterlySpecialIssues(Newseries,No.9),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Table10,p.194。
⑥ZahraBaitie，“OnBeingAfricaninChina”，http://www.theatlantic/china/archive/2013/08/on-being-african-in-china/279136，2015-02-02.
⑦BarrySautman&YanHairong,“AfricanPerspectivesonChina-AfricaLinks”,pp.178209.
⑧張象：《中非友好歌曲選》，世界知識出版社2014年版。
⑨LiuJian，“RememberingNelsonMandel”，ChinaAfrica，Vol.7，Feb.2015，pp.26-27.
⑩張怡：《李松山韓蓉中非民間文化使者》，《中華兒女》2011年第16期；馬林：《李松山造就的“非洲藝術小鎮”》，《中華兒女》2014年第24期。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