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近年來，不少學者都從歐美國家的現實經驗角度談論如何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卻很少從中國古代傳統中探索文化資源。為此，筆者想對這個議題做一點文獻梳理，以期從中得出一些新的啟示。
智庫，中國古代早已有之
當下的智庫從業者在古代通常被稱為“智囊”，亦稱為“謀士”“智士”“策士”“計臣”“門客”“幕僚”“幕友”“師爺”“權變之士”等，特指富有謀略、專門出謀劃策的人。智囊一詞在古籍中早有記載，例如，戰國時秦國樗裡子、西漢時的晁錯、三國時期曹魏的桓範均被當世或後人稱為“智囊”。《史記·樗裡子甘茂列傳》記載：“樗裡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史記·袁盎晁錯列傳》有言：“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南朝裴松之在注《三國志》時引用的幹寶《晉書》也有“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的記載。唐朝的顔師古注釋道：“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囊之盛物也。”這些著述都說明了智囊的内在含義和特點，即“以智輔政、以智啟民”。
在中國曆朝曆代，賢明的帝王身邊總是站着名揚後世的智囊謀士，尤其是在社會發生劇烈動蕩和變革之時，統治者們更加重視發揮智囊的作用。這些輔佐君王、匡時濟世之賢才，活躍在社會變革、軍事鬥争乃至政權更疊之中，為維護帝國統治、推動社會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孔子的八世孫孔鲋曾如此評價：“天下諸侯方欲力争，競招英雄，以自輔翼。得士則昌，失士則亡。”（《孔叢子·居衛》）從某種程度上看，中國優秀智囊的此起彼伏、代際相傳，是中華民族能夠長期抵禦外敵入侵，并使文化在本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當然，君主選擇輔助自己治理國家的智囊也是有标準的。《曾子》有雲：“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師者，“學無前後，達者為師”，意指比自己能力強的人；友者，物以類聚，能力相當；徒者，從師學藝，能力弱于師。統治者們往往選用在某些方面比自己能力強的智囊。
另外，在中國曆史上還有一類特殊的“智囊”，他們幾乎很少依附于或從屬于任何組織機構，而是以個人形式，或堅持“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醜下》）的宗旨，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墨子等人，以宣傳自身的政治社會理想或主張為目的，想讓決策者依據自己的理念進行決策；或秉承“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劉向《戰國策·秦策一》）的信念，“一言之辯，重于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劉勰《文心雕龍》），參與或者影響決策者的重大決策。
除了古代君王決策者廣泛招募智囊人物組建智囊集團外，許多擔負重大任務的政府要員也試圖組建幕僚群體。在治世興邦之際，智囊輔佐主官提供參謀咨詢，彌補了主官治理經驗和個人才幹的不足；在亂世危難之時，智囊發揮出謀劃策、匡時濟世的作用，成為危難之後治理國家官員的重要來源。典型例子如戰國四公子的門客和晚清名臣曾國藩的幕府。
中國古代智囊憑借自身才幹，在群雄争霸、政權更疊、穩定時局、變法改革之時，為少數統治者以及各級決策者出謀劃策，以實現治國安邦、強兵富民的目的。然而，傳統智囊有其時代局限性，要依附于帝王或延請自己的朝廷要員。古人尤其是讀書人、士大夫都有着“習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了卻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後名”的觀念，這也導緻古代智囊具有極強的依附性，具有較少的獨立性。同時，彙聚在統治者周圍的智囊，往往不能形成一個有組織的智囊團，隻是根據個人生活經驗和推理提供建議，而且影響決策的能力也受到專制制度、決策者素質、個人素質以及與決策者關系的制約。此外，古代“智囊”所參與決策分析的範圍較為局限，通常集中于社會科學領域，尤其是政治軍事領域。
古代傳統智庫的制度演變
随着中國古代國家的産生以及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夏商家臣、兩周命士、春秋戰國門客、三國謀臣策士、兩晉清談名士、明清師爺與幕友，依次登上曆史舞台。除了決策者非正式地、自發地網羅門客、幕僚、師爺、謀士、策士等來為自己的決策提供幫助之外，在中國曆史上也出現了一些國家專門設置的智囊機構或制度。
1.先秦“尊老制度”是古代智庫雛形的起點
先秦時期，古代統治者将尊老養老納入禮儀制度之中，設三老五更之位，帝王以父兄之禮養之，成為中國古代智庫形态的雛形。老人是經驗智慧的象征。《孟子·告子下》曰：“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老人多賢能之士，得之值得慶賀，失之要受譴責。《荀子·賦篇》言：“養老長幼，持之而後存。”老人的智慧能否應用于治理國家，事關國家存亡。
早在虞舜時期，中國已經出現比較完備的尊老養老制度，睿智有經驗的退休官員安排在學宮，為君主提供建議或教育學生。《禮記·王制》載：“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後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庠、序、學、膠均為學宮名，老人在頤養天年的同時，利用豐富的知識和閱曆，教育培養年青一代，為治理國家出謀劃策。由此觀之，在先秦時期，中國古代的尊老養老的禮儀制度，已經出現了智庫的某些特點。
此後，秦置鄉三老，“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漢增置縣三老。《漢書·高帝紀上》載：“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複勿徭戍。以十月賜酒肉。”三老為民師左右鄉黨輿論，也掌教化宣傳國家法令禮法，已經具備現代智庫制度的基本特點。
2.春秋戰國“養士制度”孕育最早的古代智庫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群雄紛争，各國混戰不休。随着新興地主階級力量的壯大，各諸侯國先後變法，以求富國強兵、雄霸中原。各國諸侯紛紛招賢納士，聘養食客，“春秋年間有所謂‘士’的一種階層出現”，大多為卿大夫的家臣，戰國以後，以縱橫家為代表的遊說之士應運而生，逐漸成為封建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通稱。戰國“四君子”都以“養士”名顯于世，各有門客數千人。這些懷才之士挾術懷策而奔走四方，“連橫合縱”，在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值得注意的是，戰國百家争鳴的學術文化中心稷下學宮，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智庫機構。出于富國強兵、鞏固統治的實際政治需要，“齊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号，招緻賢人尊寵之”（徐幹《中論·亡國》），綿延一百五十餘年。因此，稷下學宮既是學術研究機構，又是政治顧問團體，可以看成是中國最早的決策咨詢機構。
3.秦以降“谏議制度”是古代智庫的典型代表
秦朝結束了春秋戰國諸侯分裂割據的局面，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大統一封建王朝，形成了三公九卿為代表的封建中央官制體系，自此“命官之權悉操于上”。為匡正君主，谏诤得失，秦朝初置谏議大夫，負谏議之責，标志着谏議制度得以形成。漢承秦制，谏議制度得以傳承。秦漢禦史大夫位列三公，實際上是君主的高級智囊，負有谏止或規勸之責。随着專制集權制度的确立和加強，谏議制度逐漸得到發展和完備。魏晉南北朝時期，晉朝設門下省，負責谏議諸事，駁正違失，與尚書省、中書省并稱為“三省”。唐宋時期，職官設置日趨完備，谏官職權日漸提高。隋唐仍設三省制，門下省有“封駁”之權，即君主下達诏令有誤，可退還皇帝，請另頒诏令。宋代專設獨立的谏議機構“谏院”，可匡正時弊，彈劾百官。随着中央集權制達到頂峰，元明清三朝谏議制度逐漸衰落。作為中國古代政治體制的重要安排，谏議制度“在本質上體現了民主決策的部分特性”。
秦漢時期，為應對複雜的社會局勢，加強對國家的直接控制，具備某些“國家智庫”功能的博士議政制度出現。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續漢志》也記載：“博士，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唐朝時期，谏官制度開始形成并完善，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評論道：“群臣有待問之時，谏官有請對之時。”自唐朝延續至明清的翰林院是古代具有“智庫”性質的典型代表機構。翰林院由皇帝禦用的文書智囊團隊演化而成，依附于皇權，自成一家，獨立于其他中央機構以外，具有“智囊團”“參謀部”“儲才院”功能，“掌内制”“備顧問”“獻納論思”、“掌文翰之事”。值得注意的是，“谏議制度本質上是服務于君主專制統治的工具”，因此，谏議活動不具有相對獨立性，無法對君主構成強制性監督。（未完待續）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微信公衆号：rdcy2013）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