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近年來，中國文化以開放、自信、豐富多樣的姿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中國文化“走出去”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交流與互鑒更加緊密，當今世界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和接受更加深入，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傾聽“中國故事”，中國文化以其獨特魅力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大放異彩。
一、中國文化“走出去”是中國之需、世界之需
中國文化是多元一體、曆史與現代共生的、豐富而鮮活的文化。中華文明是人類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唯一流傳至今仍生機勃勃的文明。中華文化不僅始終保持着獨立的、一以貫之的發展系統，而且長期以來以其文化高度的發展影響着周邊的文化。
從縱向來講，當代中國是曆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當代文化是一個整體。習近平主席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讨會講話時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人的精神家園，是當代中國文化的土壤與基礎，“中國人民的理想和奮鬥，中國人民的價值觀和精神世界，是始終深深植根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時又是随着曆史和時代前進而不斷與日俱新、與時俱進的”。中國文化是一個有着智慧的鮮活的文化。
從橫向來講，中國文化不是指漢族文化，而是一種一體多元的文化，這是區别于其他國家的特質，其豐富性多元性世界少有。中國文化包括了中國大家庭中各個民族的異彩紛呈各具特色的文化，而中華民族通過多年的努力，處理好了各種文化的協調關系，終于形成了當前的多元一體、曆史與現代共生、豐富而鮮活的中國文化。
當前中國經濟成為世界重要引擎。中國在超大地域、超長曆史、超多人口的背景下，以爆發性速度完成了西方400年完成的經濟發展曆程。這種規模和速度在世界曆史上前所未有，中國經濟已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推動力。
同時，近幾年世界形成新的政治格局，中國展現出新的外交姿态，國家外交實力急速提升。在此情況下，需要中國文化為國家經濟發展服務，為诠釋中國政治服務，因此中國文化“走出去”勢在必行，是中國之需、世界之需。
二、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幾點建議
近年來，在政府及社會各界力量的努力下，中國文化“走出去”在各方面取得了輝煌成績。中外文化交流熱不斷升溫，中國文化對外貿易取得了長足進步。媒體也搭建出“走出去”新平台，近幾年，中國廣電媒體“走出去”主題呈現多元化趨勢，中央媒體、地方媒體、國有廣電機構、民營影視機構相輔相成，以齊頭并進勢态走向世界。孔子學院經過十年建設也取得了輝煌成績，截至2014年12月7日，全球126個國家（地區）建立475所孔子學院和851個孔子課堂。其中，亞洲32國(地區)103所，非洲29國42所，歐洲39國159所，美洲17國154所，大洋洲3國17所。孔子課堂設在65國共851個(科摩羅、緬甸、馬裡、突尼斯、塞舌爾、瓦努阿圖隻有課堂，沒有學院)，其中，亞洲17國79個，非洲13國18個，歐洲25國211個，美洲7國478個，大洋洲3國65個。累計注冊學員345萬人。有61個國家和歐盟将漢語教學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學習漢語的外國人已達1億人，比2004年初建孔子學院時增長3.3倍。雖然中國文化“走出去”取得了驕人成績，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在中國文化“走出去”過程中還存在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雖然中國國際政治和經濟地位不斷提升，但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建設與之并不相匹配，在“走出去”戰略實踐過程中，還存在着整體戰略規劃與頂層設計薄弱，國際話語權不強，複合型高端國際化人才匮乏，語言與學術創新支撐不足等問題。同時，文化“走出去”内容、路徑和方式不科學等問題也亟待解決。本文就中國文化“走出去”存在的某些問題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加強外語人才，尤其是非通用語人才的培養
語言具有承載與構建文化和标記國家與民族的社會文化功能，語言資源是國家重要戰略資源，也是國家開展涉外工作和相關研究的關鍵支撐。但中國目前所能掌握的語言覆蓋面已經跟不上國家在世界的快速發展。據統計，中國有3億人學習外語，涉及56個語種，而面對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500多個民族，及6000多種語言，中國作為一個外語學習大國，如此的語言覆蓋面就顯得極不均衡。且現今中國高校“一帶一路”小語種專業開設明顯不足。具體而言，“一帶一路”覆蓋的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東非5個地區的官方語言數量超過40種，而中國2010-2013年外語專業招生語種隻覆蓋其中的20種。且已招生的20個“絲路”小語種中，11個語種的在讀學生不足100人，其中波斯語、土耳其語和瓦斯西裡語3個語種在50-100人之間，希臘語、希伯萊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尼泊爾語、普什圖語、僧伽羅語和菲律賓語等8個語種均不足50人。所以說，當前語言成了我們對外文化傳播講好中國故事、開發新絲路的偉大事業當中的一個瓶頸。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教育教材中心主任、廈門大學教授蘇新春通過對中國五大科研基金的語言學選題的多維量化分析，指出雖然2010年以後中國語言規劃政策研究者已開始将目光投向國外，但關注的重點仍是美國、歐盟等西方國家和地區，對“一帶一路”所涉及的經濟發展與利益攸關地區關注較少，甚至對“一帶一路”國家語言現狀都知之甚少，語言交際能力甚弱；中國會外語的人雖多，但集中于大語種，小語種人才匮乏的狀況十分突出，這些現狀都亟需改變。因此，文化“走出去”語言人才培養至關重要。在未來發展中，應持續有計劃地增設新語種，形成語言建設總體方案，把語種建設與對象國研究、區域研究緊密結合起來。
2.加強對傳播對象國的語言文化研究，有針對性開展對外傳播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每一種語言在傳播交流的外殼下，都蘊藏着豐富、獨特的人文知識，完整全面地記錄着一個國家、民族深刻的人文底蘊。文化是一個國家的精神支柱，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國民性格。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必須要立足于對彼此的語言和文化的充分了解。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語言和文化差别甚大。加強對對象國語言文化概況的研究，有助于促進國家之間的人文交流，可以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也可以加深各國民衆的互相了解。因此，中國文化“走出去”要有針對性，對于不同的語言文化國家采取不同的傳播手段和策略，不可不加區分，批量傳播。這就需要加強對于“走出去”對象國的語言文化研究。近兩年，漢語國際傳播的重要陣地——孔子學院在個别國家的發展遇到“噪音”，在美國、加拿大等地遭遇了極個别機構和人群的質疑和排斥。究其原因，漢語國際傳播從業人員的一些言行與對象國價值觀發生沖突，其中不乏欠妥之處。如對員工信仰問題的處理，媒體訪談中的話語失當等等。我國“一帶一路”戰略涉及到65個國家，“一帶一路”沿線自古以來就是多語言、多民族文化富集區，處于東西方多個文明交彙的地區，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的矛盾與沖突，不同民族與種族的矛盾與沖突，呈現易突發、多樣性、複雜化、長期化的特點，某一特定事件的爆發可能對周邊國家乃至多個國家産生較強的國家風險外溢效應。同時，這些國家多處于現代化建設階段，面臨突出的政治轉制、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艱巨任務，國内政治經濟的穩定性和成熟度較差，容易引發國家風險。這樣，為保證中國經濟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和順利發展，應加大對“一帶一路”核心區的語言發展、對外語言傳播策略、跨境民族語言認同等相關問題研究，及文化政治、曆史的研究。充分發揮和利用好語言文化優勢，争取沿線國家人民對“一帶一路”戰略的理解、支持和參與，築牢對外政治經濟交往的民間基礎、民心基礎。因此要深入研究國外不同受衆的文化傳統、價值取向和接受心理，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使中華文化不但能“走出去”，而且能“走進去”。
3.精心構建反映中國文化特點的對外話語體系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座精神富礦，不僅鑄就了曆史的輝煌，而且在今天依然充滿着智慧的力量。怎樣把我們優秀的中華民族文化傳播出去，講好中國故事，建構反映中國文化特點的對外話語體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是關鍵。如建立反映中國文化特點的學術話語體系是當下中國學術“走出去”之關鍵。但一個新的話語體系的建立絕非短期内完成。這本身就是一項需要耐心長期展開的基礎性學術研究。如何進一步将其政治話語體系與國際話語體系融合，在融合中如何保持其自身政治的特色，這些都是有待我們不斷努力的。構建反映我國文化特點的話語體系關鍵在于要注重科學性。科學性是指我們傳播的概念範疇表述要反映本國文化特點，符合中國國情；要與國外習慣的話語體系、表述方式相對接，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要尊重翻譯的客觀規律；要充分尊重和顧及對象國的政治、曆史及風俗文化。這樣才能把中國各方面的東西解讀好。建立中國自己的話語體系，針對傾聽者講好中國故事，這是一個嶄新的、偉大的事業。
4、繼續發揮國家主導作用，淡化中國文化“走出去”過程中的官方色彩
在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過程中，要充分運用各種媒體手段，充分調動各方面力量及積極性，形成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強大合力。在“走出去”過程中要繼續發揮國家的主導作用。政府作為決策與管理者、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必須在文化“走出去”工程中承擔自己應盡的職責，發揮其在文化“走出去”工程中的作用。政府層面的努力促進了文化交融、彰顯了中華文化特色，但要應對國際輿論甚嚣塵上的“中國威脅論”、“資源掠奪論”、“中國崩潰論”，應對當前形勢下西方發達國家與中國博弈加劇的國際形勢，在中國文化“走出去”過程中就要淡化官方色彩。
以漢語國際傳播為例，孔子學院遭遇的幾次事件主要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這是中國國力增強、與西方國家博弈加劇的結果。從西方國家孔子學院的增長速度可以看出，大部分國家對于中國抱有強烈興趣，交流合作的願望也很強。但同時，中國國力的增強又助長了“中國威脅論”，催生了某些國家的防禦心态。通過分析可以發現，孔子學院現有傳播模式中争議的關鍵詞主要是“官方資助”與“中外合作模式”。由于孔子學院的資金主要來自中國政府，加上西方國家對中國政府所持的偏見，使他們不可避免地将漢語傳播同政治目的劃上等号，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一些中國官方資助的文化中心上。至于合作模式，孔子學院采取了與其他國家語言傳播機構不同的中外合作模式，被指建在大學内部，試圖控制對象國教學體系。
随着中國國力的增強，中國同西方發達國家的博弈仍将繼續。這種情況下，漢語國際傳播将成為更加敏感的地帶，容易成為國家間矛盾的“火山口”。有研究顯示，美國孔子學院的發展進度與美媒對孔子學院的負面評價數量存在正相關關系。政府主導在孔子學院發展初期的确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如今孔子學院的漢語傳播已初具規模，應進入到持續平穩發展的新階段，漢語國際傳播需淡化官方色彩，逐漸過渡到政府支持、民間主導的模式，孔子學院應在外宣策劃、綱領文件、官方口徑等方面做出相應調整。尤其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更應強化民間機構的形象，避免成為政治符号。
（本文為北京市教委共建科研項目“文化走出去與國際化人才培養戰略”課題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張西平主編：《中國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報告（201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②劉奇葆：《大力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光明日報》2014年5月26日。
③李開盛、戴長征：《孔子學院在美國的輿論環境評估》，《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7期。
④黃娟沈德昌：《政府定位：“文化走出去”的關鍵》，《學習月刊》2012年第8期。
責編：朱靜
第二屆“文明對話·長安論壇”在西安舉行
本刊訊2016年5月13日，第二屆“文明對話•長安論壇”在西安舉行。本屆論壇是“2016絲綢之路國際博覽會暨第二十屆西洽會”系列活動之一，由陝西省人民政府主辦，陝西省教育廳、西北大學現代學院、陝西僑易文明對話研究院等單位承辦。來自國際儒學聯合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文明比較研究中心、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巴西裡約熱内盧聯邦大學、美國夏威夷大學、台灣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機構的學者專家圍繞論壇主題“‘一帶一路’——在文明對話中前行”進行了研讨、對話。非盟經濟、社會和文化理事會（經社文理事會）穆西•海盧（MussieHailu）大使在發言中指出，我們的世界需要更多的對話而不是更多的争論。“勝利是争論的唯一宗旨，各方總是試圖證明對方是錯誤的；而對話是一個合作的過程，推動各方一起努力找到一個更好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争論造成各方處于封閉的狀态，而對話推動人們去開放思想，開放靈魂，意識到自己的不足并做出改變。”他認為，此次活動可以促使利益攸關方共同努力，加強文明對話、經濟發展、世界和平，消除極端主義和激進主義。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方維規博士認為，開展文明對話比較困難，在很多情況下，對話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談到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他建議從提高國人素質做起，并在文化傳播中了解國外受衆的接受程度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