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甯軍《上海日報》主任編輯
聘請外國新聞工作者，尤其是高端專業人才，參與我們的國際傳播，有助于融通中外話語體系，貼近外國受衆，弱化外宣媒體“喉舌”特征，提升對外傳播的效果。本文以英文媒體為樣本，分析當前外宣媒體中外籍新聞人才的聘用現狀及其所發揮的作用，探讨外籍員工引進和管理的問題與路徑。
一、國内英文媒體聘用外籍新聞工作者的現狀
我們向世界傳播中國，關鍵在于如何讓外國受衆“想了解、聽得懂、願接受”。海外新聞工作者，尤其是高端人才，對國際話語體系駕輕就熟，吸引他們參與對外傳播，對于我們“貼近國外受衆的思維習慣，貼近國外受衆對中國信息的需求，貼近中國發展的實際”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國内多家英文媒體都聘用外國專家，如：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央視英語頻道、《中國日報》《上海日報》《環球時報》、上海電視台ICS頻道等。新華社對外部常年有25位左右外籍編輯，《中國日報》和《上海日報》的專家分别在20和10位左右。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簡稱外文局）擁有七十餘名外國專家，每年以40餘種文字出版5000餘種圖書，編輯近30種多語種期刊，包括《北京周報》《今日中國》等。
簽約服務國内外宣媒體的外籍新聞從業者都持有國家外國專家局頒發的文教類專家證，享受外國專家待遇。外文局有60多年聘用外國專家的經驗，有一套專家選拔标準。入選者除了有較強的母語寫作能力之外，還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要對華基本友好，二是願意正确報道中國，三是有新聞寫作的經曆。”入職後必須遵守聘用單位的工作流程和管理規定，接受聘用單位的工作安排和業務考評，尊重中國的宗教政策、道德規範、風俗習慣，不得從事與專家身份不符的活動，不得未經聘用單位批準兼職。
很長一段時期，新聞單位采用的是外國專家局的統一合同文本，薪酬待遇也采用統一标準。自2003年起，随着“大外宣”戰略的實施，特别是2008年以來大力推進國際傳播，新聞單位的外國專家人數大增，引進渠道、聘用方式、薪酬待遇、管理方式也開始多樣化，專家原先清一色改稿，現在也可以參加采訪，制作内容，做欄目主持人，由幕後走向前台。這種多元化發展大緻可見以下三種形式：
第一，國家級外宣期刊開始招聘漢語水平較好的外籍員工。如中國網、《北京周報》《今日中國》這些外文局旗下的媒體，通常讓會講漢語的外籍雇員參與實地采訪，撰寫新聞特稿和專題報道。其可操作性在于特稿報道可事先聯系，安排妥當後讓外籍員工用漢語采訪，然後用自己的母語寫出稿件。《今日中國》現在經常刊登外籍作者署名的文章。
第二，電視台和廣播電台開始使用外籍主播。2004年前有着一條戒律：“不得讓話筒掌握在外國人手中。”外籍專家隻能在幕後改稿。突破這一戒律的是央視英語頻道《财經中國》欄目組，他們請ChrisGelken擔當主持人。之後，央視《今日世界》《對話》《人物聚焦》《外國人看中國》等英語欄目都陸續啟用外籍主持，偶爾還聘請國際知名主持人客串，如澳大利亞七網絡（SevenNetwork）體育頻道主持人TraceyHolmes。央視首位外籍新聞主播是澳大利亞人埃德溫·馬厄，他在央視工作長達十多年，榮獲中國政府授予的外國專家最高獎項“友誼獎”，并獲得中國綠卡。
第三，英文日報和通訊社聘請的外籍專家主要從事改稿工作。由于時政新聞和社會新聞的突發性，不可能預先安排采訪，加上語言障礙、文化認知的差異，使得外籍記者在國内采訪非常困難，這也能解釋為什麼駐華記者都需要中國助手。美國彭博通訊社駐華分社使用大量中國雇員做專職資料調研員（dataresearchers），輔助記者采訪。
二、外籍新聞工作者發揮的作用
外國專家不僅能在語言方面幫助我們實現精準表達，而且可以在選題、采訪、編輯、設計各環節給予指導和建議。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語言支持。外籍新聞工作者的首要角色是語言專家，負責潤色、改寫每篇稿件，使文章語句通順、條理清晰，符合目标受衆的閱讀習慣。英文報紙的采編人員雖說都是英語專業畢業，但他們缺少國外才有的語言環境，平時仍以中文交流為主，思維方式也是漢語的，寫出來的文字難免出現Chinglish（中式英語），詞不達意，甚至産生歧義。比如，有經驗的專家一看到GroupCompany就知道中國記者想要表達的是Corporation（集團公司），他們會通過融通中西語境，将中國味十足的表述變得容易理解。再如：我們司空見慣的概念往往最難翻譯。“大衆創業，萬衆創新”這個時政熱詞有各種譯法，widespreadentrepreneurshipandinnovation較為常見，但沒體現出“萬衆”的意思。《上海日報》專家改為massmovementinbusinesscreationandinnovation，就更為貼切。“群衆路線”中文很好理解，但英文表達就不那麼簡單了。很多人直譯為massline，外國讀者不明白你說什麼。《上海日報》專家聽完解釋後，認為可用populistapproach或people-firstpolicy來表達“一切為了群衆，一切依靠群衆”和“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幹部作風。
第二，内容參謀。外籍專家來華前已經在國外媒體工作了多年，是某一領域的專家，精通财經、體育、科技、人文等相關知識和專業表達，能把很專業的問題解釋得“外行看得懂，内行看得上”。《上海日報》聘用的專家包括彭博通訊社前香港和悉尼分社的主編、美聯社首任駐京記者、《英國先驅報》（TheHerald）的資深編輯、《西澳大利亞人報》（TheWesternAustralian）總編輯，都是新聞采訪和辦報高手，他們運用多年積累的經驗來編輯中國記者的稿件，追問信息來源，深挖新聞背景，核對關鍵數字，突出新聞事件的意義。例如，當南京西路商業街改建項目公布後，《上海日報》記者發了一則簡訊，外國專家DavidOsterhout改稿時敏銳地感到該項目有着紐約曼哈頓第五大道的影子，預示着上海零售業的升級換代。在他的指導下，記者進行了深度采訪，寫出了一篇眼光獨到的報道，引起國外媒體關注。現如今，南京西路已成為世界頂級時尚品牌的聚集地。
第三，第一讀者。外籍專家和目标受衆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知道讀者的需求，如果他們參與選題策劃，可在内容制作源頭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意見，幫助媒體獲得“同頻效應”（communicateonthesamewavelength）。《上海日報》每天都有兩位專家參加編前會，讨論稿件内容。他們此時的角色就是“第一讀者”，對稿件提出問題，在觀念碰撞的過程中，校準報道的視角，貼近國外受衆的思維習慣，規避宗教文化忌諱。例如，法國《查理周刊》（CharlieHebdo）2012年9月20日刊登了對伊斯蘭教先知莫哈默德不恭的漫畫，當時已有一部電影冒犯了歐洲穆斯林，暴力抗議活動蔓延至非洲和亞洲。有識之士警告《查理周刊》的做法是火上澆油。但是《上海日報》一位年輕編輯沒有經驗，設計版面時用了《查理周刊》的漫畫，一位專家看到後馬上提醒他撤了下來。
第四，培訓輔導。目前，外文媒體初級采編人員占大多數的情況尤為突出，其原因主要是外語人才流失太快。
《上海日報》一直都被年輕骨幹不斷流失所困擾，每年都要招聘新人填補崗位空缺。新人的采編經驗幾乎為零，即便是新聞專業畢業，也僅有課本知識，學校的采訪寫作訓練基本停留在閱讀欣賞階段。因此，外籍專家成了報社确保報道質量和寫作水準的中堅力量。專家的“傳幫帶”是《上海日報》培養年輕記者編輯的主要形式。蘇珊·希爾(SusanHill）曾任彭博通訊社悉尼分社和香港分社的主編，她參與了《上海日報》創刊，通過一對一的改稿輔導，為報社培養了一批較出色的财經記者。維多利亞·格萊姆（VickieGraham）是1949年後美聯社首任駐華記者（1979-1984），采寫了大量新聞報道，之後被派駐新德裡，報道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印度總理甘地遇刺身亡、金廟慘案和博帕爾毒氣洩漏事件。1994年她去盧旺達報道了當地的種族大屠殺。這位資深美國記者在《上海日報》一直工作到外國專家聘用年齡上限（65歲）。她改過的稿子對國内記者來說如同作業批改，讓他們學到很多東西，獲益匪淺。
三、外籍新聞工作者的引進與管理
外籍新聞人的聘用與管理具有諸多特殊性，并且目前仍存在不少困境，有待在實踐探索中尋求解決之道。
1.外籍專家的主要來源。
《上海日報》專家來自全球幾乎所有英語國家，美國、英國、澳在利亞、加拿大、新西蘭、新加坡，還有印度和南非，他們帶來了各國辦報的風格。但這并不是報社要有意打造一個多國團隊，而是由于缺少一個比較成熟的招聘平台，随機性比較大。僅憑刊登廣告，傳播範圍有限，實際效果不佳。目前報社的招聘方式主要有三種。
一是同行介紹。無論是《上海日報》，還是上海電視台外語頻道，或是《中國日報》，聘請到的外籍專家多數來自同事介紹。這樣引進的專家業務能力比較有保障，是外宣媒體普遍采取的招聘方式。
二是毛遂自薦。有些人在華旅遊期間看到了《上海日報》或《中國日報》，渴望在中國生活工作一段時間，于是投遞簡曆或直接上門求職。這類應聘者需要參加筆試和面試，多數達不到我們的預期。
三是廣告招聘。從投放實際效果看，自家刊登的廣告吸引的應聘者數量和水平都極為有限，因為在國内的外籍媒體人當中需要求職的人數很少，再者，他們仍把西方媒體作為求職的第一選擇。
在海外媒體上投放廣告能帶來衆多的應聘者，美國的carees.poynter.org和英國的gornkanajobs.co.uk都是針對新聞媒體的專業招聘平台，彙集了世界上主要英語媒體的招聘信息，但廣告收費不菲，外彙支付也存在手續障礙。應聘者不乏資深記者編輯，但他們對薪酬待遇的期望值比較高，國内媒體往往難以滿足。近年來，歐美報刊不景氣，陸續裁員造成大量記者編輯失業，《上海日報》抓住時機，在以上兩家平台發布招聘信息，收到大量應聘郵件，前後錄用了六位編輯。
2.外籍員工的管理。
外宣媒體對專家的管理要力求做到“既原則鮮明，又充滿人情關懷”，充分調動專家們的工作積極性。善于溝通、坦誠交流十分重要，同時還需有嚴謹的、可操作的規章制度及勞務合同。《上海日報》常年保持由10至12人組成的外籍專家團隊。面對這樣一群膚色不同、文化背景各異的外國編輯，在其入職之初就要引導他們客觀公正地看待中國，了解中國國情，并在生活上給予關心，幫他們辦理各種複雜手續，如：安頓住所，接待親友，聯系就醫等等，給他們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環境。有些人來之前就是資深編輯，辦報經驗豐富，加上對中國、對上海的喜愛，一呆就是多年，最長的已經供職16年。他們熟悉國内的情況，與中國同事合作默契，是報社的寶貴人力資源。
逢年過節的聯誼活動讓他們有集體歸屬感，政府舉辦的外國專家表彰活動也增強了他們的榮譽感。
然而，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曆來是挑剔指責多，難得有公道話。受其影響，外國專家必定也是戴着有色眼鏡來到中國的。盡管他們個人對中國很友好，但對我國的政治體制、外交政策、民族事務和出版自由是持懷疑态度的，在處理稿件方面有時會與國内同事觀點不一。例如，西方新聞理論認為，壞消息才是好新聞，“肮髒的媒體意味着幹淨的社會”。帶着這樣的觀念，外國專家難免有時會對我們的選題不認同，對控制負面敏感新聞不理解，編前會經常是不同觀念交鋒的場所。對此，美國甘奈特報業集團前主席、《今日美國》報（USAToday）創辦人艾倫·紐哈斯（AlNeuharth）在與《上海日報》編輯讨論《紐約時報》等美國主流報紙對華報道為什麼總是負面的時候，這樣解釋：“不光是針對中國，它們的本國新聞也都是壞消息。如果你想做《紐約時報》記者，你必須是憤世嫉俗學博士”（TobecomeaNewYorkTimejournalist,youmusthaveaPhDincynicism.）。
中國同事要尊重他們的意見，同時堅持“以我為主”。“有分歧是因為他們對中國情況不了解，需要向他們多做解釋，與他們探讨，先嘗試找到既符合我方觀點又能讓他們接受的解決方法。實在不能統一看法，就要堅持我們的立場”。多數外國專家在職業認知上認為，自己首先是在為讀者服務，而不是為總編、發行人或投資人服務，因此需要堅持某些原則。通過編前會上的讨論和與國内記者一對一的交流，加上有組織的參觀活動，他們逐漸理解了中國國情，最終摘掉了“有色眼鏡”，變成了“中國通”。《上海日報》多數專家都經曆過這樣一個轉變過程，他們中社齡在十年左右的約占半數，其中一位社齡已達16年，還榮獲了上海市政府頒發的“白玉蘭獎”。
工作環境不同，外籍員工的情況還是有較大差異的。中國人民大學韓曉甯等學者三年前對中央電視台的外籍員工進行過調查，發表了《中國媒體外籍新聞從業者生态調查報告》。他們發現外籍新聞從業者基本能适應國内的文化環境，71.2%的外籍員工可以使用中文進行溝通；在媒體認知方面，他們基本适應本土意識形态，但在對中國新聞職業理念差異的适應上存在很大困難，認為媒介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信息，不看重媒介的引導和監督功能；同時，他們的工作崗位類型受到制約，層級不高，升遷機會少，工作忠誠度表現一般。39.6%的外籍員工認為自己的工作崗位為翻譯，在單位打算工作五年以上者僅為5.0%。此外，研究還發現，外籍新聞從業者雖就職于中國媒體，但他們理想的媒介類型仍傾向于西式媒體。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