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我國即将在杭州舉辦二十國集團首腦峰會（簡稱G20峰會）。作為本年度中國主場外交的最重要環節，G20杭州峰會不僅涉及全球經濟複蘇和發展的各項關鍵議題，風雲多變、突發狀況不斷的全球政治經濟與地緣風險，也在不斷沖擊本次峰會的各項既定主題。
從對外傳播角度出發，本文扼要分析本次峰會若幹議題的内涵與中國自身發展的内在聯系與邏輯；針對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和輿論，提出有針對性的前瞻預測，以及如何發揮中外媒體、智庫、學者的傳播影響力，做好G20峰會的議題設置并提升其傳播效果。
曆屆G20峰會議題：從化解危機轉變為共識凝聚
G20是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推動形成的全球經濟與金融力量重組的制度性組織。長期以來，西方發達經濟體對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始終持懷疑和傲慢态度，G7及其後續衍變對話機制雖然向新興經濟體發出對話邀請，但是在議題設置方面始終自我封閉，是國際間“小集團思維”的典型體現。
2008年次貸金融危機迫使西方國家改變固有思維，不得不接受來自新興經濟體（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呼籲倡議，并與之展開合作。長期存在、但不受重視的G20機制即在這樣的危機氛圍中被賦予全球經濟拯救者聯盟的新身份。于是我們看到，自2008年在華盛頓舉辦首次G20首腦峰會後，連續三屆（分别為匹茲堡、倫敦、多倫多）都圍繞重建全球金融秩序，特别是幫助美國走出次貸金融危機，重建金融監管秩序，反對危機狀況下各國貿易保護政策等熱點議題。時至今日我們回頭審視，發現這些議題涉及面雖廣，但根本的動因和施行的方案，是借助各國力量，特别是以中國的經濟和金融資源穩定，幫助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經濟體走出困境，中國無論是在貨币還是在财政政策上都對此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以延緩自身的結構性改革為代價，穩定世界的經濟與金融秩序。
自2010年韓國首爾峰會開始，G20的議題開始從應對危機、解決問題這個階段，逐漸過渡到國際間彙率機制、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和幫助發展中國家創新發展等更深層次的議題，議題的廣泛性帶來了形成共識難度的陡增。2011年法國戛納峰會恰逢“歐債危機”與“阿拉伯之春”的拖累，國際間合作再次得到強調。2012年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會圍繞國際貿易規則展開激烈交鋒，美國接連推出新的全球貿易新準則（即日後的TPP與TTIP），試圖重新書寫國際間标準。2013年俄羅斯聖彼得堡峰會圍繞世界經濟增長與穩定、可持續發展等議題展開熱烈讨論。2014年澳大利亞布裡斯班峰會再次強調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重要，并對新舊能源産業做充分探讨。2015年土耳其安塔利亞峰會除了研讨經濟增長和投資議題，地緣政治話題也成為峰會探讨的焦點，中東問題、烏克蘭問題以及安倍晉三在會議中抛出南海問題等，都使得峰會議題的多元和複雜化程度加深。
可以認為，G20峰會舉辦至今，早已從單純的解決世界經濟問題、探讨宏觀與财政貨币政策的多邊國家間高峰論壇，過渡至探讨世界政治與經濟穩定議題的各個層面，議題的敏感性和沖突性也尤為凸顯。各主辦國紛紛設置與自身利益和發展息息相關的内容與主題，且不回避可能出現的矛盾沖突，場内外輿論交鋒顯著。目前來看，國際經濟秩序發展已經步入深水區，國家間結構性矛盾不容回避，加之各國國内政治周期相互疊加，内政影響國際事務愈發顯著，各國在會議上的分歧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拉大，對此我們應該有冷靜而客觀的認知。
主場優勢，深挖創新：杭州G20峰會議題再審視
從目前公布的内容來看，杭州峰會注重G20的機制化建設，尤其重視發展中國家的參與和訴求，推動G20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峰會議題“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不僅與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強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向吻合，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覆蓋了與中國有相似發展經驗的新興經濟體的政策訴求。峰會的主題可以進一步細化為四項重點議題：一是創新增長方式，通過推進改革創新，開辟和抓住新機遇，提升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二是完善全球經濟與金融治理成效，增強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提高世界經濟抗風險能力；三是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激發世界經濟增長活力；四是推動包容、聯動式發展，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增強世界經濟發展動力。
創新是曆屆G20峰會所未曾涉及的重要議題，是中國對此次峰會的一次重要貢獻，理應得到我們的高度重視。根據戰略管理學者邁克爾·波特的經典論述，創新是一個國家從投資驅動和以中等收入為主的發展階段向更高階段邁進的必由之路。創新不僅是制度和組織上的自我改革和開放融合，同時也是社會精英和主流人群接受和改變發展理念，再度形成共識的過程。創新既強調教育、文化、科技和各項制度軟實力的有效配套，同時也呼籲國家與社會在物質、組織、人才、制度層面提供有力的保障支持。這些内容與中國政府推出的十三五規劃有着共通的内在邏輯。借助峰會“創新”主題，進而積極有效地傳播我國未來五年發展（或更長時間段）的具體措施，可以起到借助議題深入闡釋的效果。創新同樣與落實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緊密相連，創新與發展的有機融合，亦可在相當程度上找到把中國式發展模式與世界無縫對接的機遇和對話平台。
本次峰會落戶杭州，與杭州作為中國互聯網經濟的創新中心有着密切關聯。衆所周知，杭州彙聚着包括阿裡巴巴在内的中國最具活力的電子商務公司和互聯網經濟孵化産業區，具有廣泛的世界影響力。目前有關峰會的基礎設施和各項配套服務已基本就緒，政府的臨場動員和資源整合能力再次得到印證。但筆者也必須指出，互聯網經濟時代仍然需要社會、企業乃至組織團體在創新領域發出自己的聲音，讓具備中國元素和中國特色的企業、企業家和科技創新領袖、社會組織，能夠借助峰會這個良好平台，積極地向世界宣講中國的創新意識、創新積累和創新成果。借鑒以往的經驗，國家領導人在不同的場合都會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和創新産品助力代言，杭州峰會理應也把相關成功的經驗附帶上，但是更好的方式應該是由創新企業家自行組團參與，讓他們扮演中國創新驅動發展的代言人和受益者，扮演中國創新發展故事的演說者和實踐者。相關政府部門要做好後期保障工作，要避免造成中國的創新驅動發展是由政府一手主導操縱的偏頗印象，這就需要更多給予創新團隊以施展的空間，做好前期的互聯溝通準備，預設更多的軟性社會性議題，為後期的中外互聯網社交媒體傳播預留充足的空間。
對外傳播政策建議：風險對沖，普及議題，中外融通
相較于本次峰會完整細緻的議題設置，本次會議面臨的國際政經格局卻絲毫不容樂觀，充滿了不确定性與輿論焦慮。中美關系在上半年經曆了核峰會首腦會晤、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教育交流、迪斯尼樂園運營等較好因素推動，同時在南海航行自由、國際貿易、貨币彙率與産能過剩等議題上發生直接沖撞，兩國議題“風險對沖”的現象明顯。此外，叙利亞與中東問題的久拖不決，歐洲難民問題的惡化與英國公投脫離歐盟的結果，以及以美國國内大選政治為代表的全球民粹主義思潮泛濫，這些帶有“蝴蝶效應”的潛在風險議題，都有可能對杭州峰會産生不可預估的影響。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面對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戰，我們更應該做好相關議題的“風險對沖”準備。在國際輿論中運用的所謂風險對沖，即儲備相異的話題内容，通過較短時間内集中傳播的方式，化解負面議題的積累，從而達到逆轉輿論風向的作用。
本次峰會除了圍繞創新議題積極傳播中國發展模式的價值之外，亦可以在全球貿易和投資治理方面做積極發言：一是強調全球貿易與投資中國無法缺位，也不能缺位，中國必須發聲；二是着力提升話語塑造能力，借助峰會密集發言，錘煉議題設置實踐經驗。三是積極發揮經濟專家、智庫學者的研究成果和谏言影響力，借助第三方力量解構以美國為主導的TPP貿易模式，提供中國式解決方案。四是借助峰會平台，适時提出有包容性和普惠性的政策公共産品，加大中國在全球經濟貿易中的責任擔當，提升包括亞投行在内的多邊金融治理機構的話語權。
此外，在峰會召開前夕，我們還要繼續做好有關G20峰會的常識性知識普及工作，加大傳播力度。在話語構建和交流溝通中，把中國話語和建設經驗與G20所代表的世界經濟格局有機融合，創造中外融通的相關案例。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夢對外傳播的路徑、策略及其效果分析研究”，項目批準号為14CXW038，以及上海市教育科研重點課題暨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教育學課題“提升‘中國聲音’和‘上海聲音’——新型高校智庫的社會影響力評估”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