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是國際政治經濟領域不可或缺的力量，但與主導國際話語權的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卻還未擁有與綜合實力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議程設置作為大衆傳媒影響社會輿論的主要方式，能夠通過新聞報道的顯著性加以凸顯或降低，從而有效引導受衆的注意力，是建構話語權、提升傳播力和影響力的方法和路徑。
斯蒂芬·利文斯通(StevenG.Livingston)提出了議程“切入點”概念，指出國際政治的議程設置是通過“議程切入點進行的，也是通過切入點來進行議程控制的”。所謂“切入點”，是指行為體構建令人信服的議題的場所。在國際政治中，它大緻包括四類場所：全球知識生産場所、跨國網絡及傳媒、關鍵的國際組織或機制、國際會議或聯盟等外交活動。正是通過這些切入點，問題的界定、政策備選方案以及議題顯著性三者結合起來，從而塑造了一項國際議題。從某種意義上說，“議程設置的成功取決于一個行為體是否居于有利地位，恰好擁有或可以利用這些切入點”。①G20峰會在中國浙江杭州舉辦，可謂擁有建構國際話語權的“切入點”，在這一次寶貴的國際傳播機遇中，媒體如何發揮議程設置功能，面對紛繁複雜的跨文化傳播現象，在國際傳播中占據主動地位，是中國新聞媒體在激烈的國際傳媒市場競争中，建構、維護與提升本國話語權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國際話語權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集中反映，涵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傳媒等，是一個複雜的體系，其建構過程也相應地需要一種系統化的框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中國的城市化和以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是影響21世紀人類進程的兩大關鍵性因素。”而現代城市“作為區域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和信息中心，是勞動力、資本、各類經濟、生活基礎設施高度聚集，人流、資金流、物資流、能量流、信息流高度交彙，子系統繁多的多維度、多結構、多層次、多要素間關聯關系高度繁雜的開放的複雜巨系統”。其系統性與本屆G20峰會主題的四大關鍵詞“創新、活力、聯動、包容”高度匹配，因此，将城市作為本屆G20峰會宣傳議程設置的一種框架，可以成為中國國際話語權建構的一個載體。
一、城市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與G20峰會主旨契合
成立于1999年的20國集團（G20），由主要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組成，作為一個國際經濟合作論壇，旨在推動已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就實質性問題進行開放及建設性的讨論和研究，以尋求合作并促進國際金融穩定和經濟的持續增長。2008年起，G20财長會議升級為G20領導人峰會，定期召開的G20峰會是一次首腦聚首破解國際經濟難題的會議，更是一次加速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會議。
城市是人類社會地域生産力最集中的表現形式。古代城市主要是軍事和政治中心，但随着社會大分工促進城鄉分離，或“因城而市”，或“因市而城”，城市開始成為經濟中心。工業革命則使城市發生了根本變化，工廠的大量出現與集中，使城市成為先進生産力的代表；市政、金融、商業和交通等領域的發展，進一步提高了城市的經濟地位。城市是生産要素的集聚中心，是生産、交換和消費中心，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大“引擎”。城市通過發揮集散功能，在一定空間範圍内聚集和擴散各種經濟要素；就城市集聚來說，英國城市經濟學家K.J.巴頓（K.J.Button）把城市集聚經濟利益分為本地市場規模、生産費用節省、人口限度标準、熟練勞動力彙集、交通運輸經濟、企業家集中、融資的便利性、自由交流思想、刺激革新、集中提供設施等十大類。信息和互聯網革命，又進一步促使城市經濟結構成為物流、能流、信息流、價值流和人口流的循環運動，相互聯系，相互溝通，并組成一個完整的結構體系。
城市是一個地域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信息中心和交通樞紐，其經濟活力可以帶動整個地域的經濟發展，而當處于經濟全球化的今天，20國集團的GDP總量已占全球GDP的85%，貿易占全球貿易總額的80%以上，人口約占全球人口的2/3，主要源于現代城市釋放出的巨大能量和強勁動力。從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套開城鎮化工作會議，到2014年國務院發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又到2015年召開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中國也越來越重視城市在帶動經濟發展、促進轉型升級、解決民生問題等諸多方面的作用。G20峰會協商機制的落腳點在于城市經濟适應國際政治經濟的高速變化，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市場需求的适應能力、消費結構的升級能力、基礎結構的供給能力、科技的創新能力、勞動力素質的優化能力和生産關系結構的自我變革能力。
二、城市議題的共通性是國際話語權建構的基礎
建構國際話語權，“在議題選擇與界定環節，有兩點尤其值得關注：一是選擇那些既與本身利益密切相關，又能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議題；二是設法将選擇的議題界定為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的議題，或将一個純粹的技術議題上升為政治或倫理問題”。②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曆了世界曆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城市發展帶動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建設成為現代化建設的主要動力，城市成為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活動的中心，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可謂“既與本身利益密切相關，又能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
1.城市發展形态曆程具有共通性
無論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市場主導帶來的蔓延式城市化，還是以英、德為代表的西歐國家的政府調控+市場主導型城市化，甚至是拉美、非洲為代表的過度城市化，城市形态都經曆了中小城市、大城市、區域城市、城市帶、城市群的發展演變，到20世紀下半葉，大紐約區、大芝加哥區、大洛杉矶區三大組團式城市群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率達67%，大東京區、阪神區、名古屋區三大組團式城市群對日本經濟的貢獻率超過70%，網絡化的城市群發展形态已成為後工業化時代城市發展的主體形态，當前中國正在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等戰略，都與城市空間的科學規劃、緊湊集約和高效綠色發展直接或間接地産生聯系，在全球化的語境之下，中國各個城市之間需要強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産業協作協同，根據各自的資源禀賦和區位優勢，明确主導産業和特色産業，形成橫向錯位發展、縱向分工協作的發展格局，需要加強創新合作機制建設，構建開放高效的創新資源共享網絡，以協同創新牽引城市協同發展，這樣的訴求恰好呼應本屆峰會的四大主題。
2.城市發展方式演變具有共通性
随着西方國家進入後工業化時代，城市的擴張規模已經逐步縮小，逐步演變為以蔓延和更新為主的城市發展方式，針對城市盲目擴張和日益嚴重的環境惡化問題，人們開始反思原有以汽車交通為主導的城市化，投入到對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綠色城市等理想城市形态的研究中，緻力于尋求一種高效能、低污染、可持續發展的新型城市發展方式。中國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走完西方國家用近兩百年完成的城市化進程，時間速度的壓縮也同樣帶來了發展中同樣的問題，相同的境況，具備了共同話語的基礎。19世紀末，英國人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Howard）提出了“花園城市”理論,此後，美國的“精明增長”“緊湊城市”成為主流的城市發展理念；在中國獨樹一幟的是，“兩彈一星”功臣錢學森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山水城市”的概念，其内涵是“把中國的山水詩詞、古典園林建築和山水畫融合在一起，既結合中外文化，又利用現代科技，作為未來中國城市構築的模型”。③可見，從中西方關于城市發展方式的共識來看，城市理應成為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麗家園，在尊重自然、綠色循環低碳理念下，關于城市交通、能源、供排水、供熱、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的議題既具有“技術議題”的性質，也具有“公共議題”的屬性。
3.城市文化軟實力發展具有共通性
文化可以為城市發展注入強勁的源源不斷的生命活力。巴黎、倫敦、紐約、東京等國際城市，之所以能夠成為舉世矚目的文化名城，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城市擁有其他城市無法複制、無法替代的文化，而且現代文化經濟的主要部分集中在這些全球大都市，“全球大都市所構成的文化創意産業集群就不僅僅是一種地理概念，而且更是跨空間的全球産業與文化消費鍊”。④當城市經濟發展到較少地依賴于制造業，而更多地依賴于知識之時，城市創新創造活力，就更多地取決于城市的文化。文化對創新創造的支撐，不僅僅體現在技術工藝的革新上，更體現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上。文化作為城市發展的軟實力，作為城市發展的核心競争力，推動與支撐着城市的創新創造。文化創意産業就是城市文化軟實力的集中體現，通過文化資源的創造性開發和利用，拓展和挖掘了文化在經濟社會中的滲透力、影響力，并助推了國家形象的構建：英國通過文化外交用現代商業手段将文化重新包裝發展成為創意産業，由落日帝國更新為創意英國。二戰後的日本，通過推進動漫外交擴大國際教育交流與合作、參與世界文化遺産保護、部署旅遊振興戰略等文化外交手段，成功樹立了新的國際形象。
三、“城市”作為G20峰會宣傳議程設置的框架構成
1.新聞媒體
美國新聞傳播學者馬克斯韋爾·麥庫姆斯(MaxwellMcCombs)和唐納德·肖(DonaldShaw)研究發現，如果媒體突出報道某些議題，這些議題就會成為受衆重點關注的對象，而且通過對議題的屬性描述，還能影響受衆對該議題的态度和判斷，可見，新聞媒體對公衆輿論具有強大的議程設置能力。新聞媒體通過突出報道某些事項，或通過對某些議題屬性的選擇性“框架構建”，會極大影響受衆對這些議題的認識和看法。因此，一方面中國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國際新聞傳播平台，向那些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西方媒體學習，通過專業話語建構中國主流媒體的專業權威形象，提升國際新聞的傳播力和影響力，為中國争奪國際話語權創造良好條件；另一方面，也要從新聞媒介與空間地理的交叉關系中，注重城市空間媒介化的意義建構，就是“把媒介的理解擴展到實體空間，關注城市景觀、空間布局對于城市公共交往的意義，把傳播從遠距離的信息傳遞，擴展理解為儀式感的實現、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建構”。⑤
2.專家系統
專家系統是具有專業知識、對決策目标持有某些共同價值觀的專家、專業人才團體或網絡。知識複雜性是決定專家系統所擁有的專業知識、技能對于信息傳播網絡中其他主體所具有的價值的最主要的客觀因素。随着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在國際話語權建構中，人們可以在超越現實存在的虛拟時空中建構新型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全球化使在場和缺場糾纏在一起，讓遠距離的社會時間和社會關系與地方性場景交織在一起”，“專家系統則通過專業知識的調度對時空加以分類，這種知識的效度獨立于利用它們的具體從業者和當事人”。⑥專家系統的形象化組織——“智庫”日益在國際對話交流中起到關鍵作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起步建設過程中，有關于城市問題的專家系統既擁有國際學術研究的思維範式，又谙熟中國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發展的根源現狀，應先于、敢于并善于“發聲”。
3.倡議網絡
20世紀末,除了主權國家以外,許多非國家行為體也成為了世界政治的重要參與者,它們彼此之間以及與國家和國際組織之間的互動,形成了國際政治中的跨國網絡。這些網絡既包括像跨國公司這樣的經濟行為體,也包括基于共同的事業和價值觀念而形成的非政府組織。“全球約6萬個非政府國際組織或國際論壇機制，有中國人介入并發揮作用的不足3%，這是目前中國與國際社會交往不順暢、中國國際形象塑造乏力的重要原因”。⑦美國政治學家瑪格麗特·E.凱克(MargaretE.Keck)和凱瑟琳·辛金克(KathrynSikkink)提出“倡議網絡”的概念⑧，借助“網絡”這種以自願、互利、橫向的交往和交流模式為特點的組織形式，國際和國内的非政府研究和倡議組織、媒體、商會、基金會成為議程設置話語建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這也正如沃勒斯坦(Wallerstein)所指出的國際間的城市互相連結，全球正成為一個緊密的、互相依存的世界體，而“倡議網絡”的運行機制之一則在于充分利用媒體對信息進行加工、包裝和架構獲得話語權，城市因其異質性和包容性而成為倡議網絡生存和發展的框架，從城市出發，媒體更容易形成輿論動力，從而推動一系列議題進入國際媒體新聞傳播議程。
四、結語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關于舉辦2016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G20峰會）的緻辭中總結道：“杭州是一座曆史名城，也是一座創新之城，既充滿濃郁的中華文化韻味，也擁有面向世界的寬廣視野。”峰會全年還将在中國20個城市舉辦66場各類會議。城市通過發揮生産中心功能，為城市的極化和提高供給能力提供堅實的基礎；城市通過發揮服務功能，為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經濟要素自由流動提供全面、高效、便捷服務；城市通過發揮創新功能，使各經濟領域保持活力和生機，推動地區和國家經濟不斷向前發展。從2008北京奧運會、2010上海世博會，國際性重要會議活動都在城市中舉辦，曆次的對外傳播，或者聚焦于國家形象建構，或者聚焦于會展活動，如何将城市作為一種媒介，挖掘城市題材的内在全球共通性，在媒介地理學的視角下豐富傳播内容、增強傳播效果，是G20峰會對外傳播可作創新的探索。
「注釋」
①韋宗友：《國際議程設置：一種初步分析框架》，《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10期，第38-52頁。
②同上。
③傅禮銘：《錢學森山水城市思想及其研究》，《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第65-75頁。
④鄭涵、張瑩編：《文化創意産業讀本》，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9頁。
⑤孫玮：《作為媒介的城市：傳播意義再闡釋》，《新聞大學》2012年第2期，第41-47頁。
⑥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趙旭東、方文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0、23頁。
⑦王文.：《2016年G20峰會籌備工作之我見》，《對外傳播》2015年第1期，第43-44頁。
⑧韓召穎：《非政府組織•跨國倡議網絡•國家主權——〈超越國界的活動家：國際政治中的倡議網絡〉述評》，《歐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44-1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