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國集團曆次峰會回顧
20國集團自2008年11月啟動以來，已先後舉行了10次峰會，在國際危機治理、世界經濟複蘇、經濟可持續增長、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和全球治理機制創新等領域均承擔了重要責任。其間，中國在上述領域均提出了積極的主張，推出了積極的倡議，并推動曆次峰會取得成果，彰顯了大國擔當，樹立了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2008年11月，20國集團領導人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了首次峰會，就金融危機管控達成了廣泛共識，确定攜手防止危機蔓延、協調全球經濟複蘇政策舉措，探讨加強國際金融領域監管規範和推進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等問題。2009年4月，20國領導人在英國倫敦峰會上确定攜手推進全球經濟複蘇，并就增資IMF、恢複放貸、加強金融監管、反對保護主義和幫助發展中國家等議題達成共識。2009年9月，在美國匹茲堡舉行的第三次峰會主要讨論了如何推動世界經濟複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和發展問題等議題。2010年6月，20國集團加拿大多倫多峰會主要讨論了經濟可持續與平衡增長、金融部門改革、改革國際金融機構和促進全球貿易增長等議題。2010年11月，第5次峰會在韓國首爾召開，主要議題涉及彙率、全球金融安全網、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和發展等。2011年11月，在法國戛納峰會上，歐債危機、世界經濟複蘇與增長、國際貨币體系改革、國際金融監管、調抑國際市場原材料價格波動、發展問題和全球治理等問題成為主題。2012年6月，墨西哥洛斯卡沃斯成為第七次峰會的所在地，與會各國領導人探讨了世界經濟形勢、國際金融體系監管、發展問題、貿易問題和就業等問題。2013年9月，20國集團在俄羅斯聖彼得堡舉行了第八次峰會，會議集中就世界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就業和投資、可持續發展和國際貿易等問題進行了磋商。2014年11月，澳大利亞成為峰會東道主，各國領導人彙聚布裡斯班，讨論了“經濟增長、促進就業、經濟複蘇、貿易合作和能源開發”等重大事宜。2015年11月，土耳其安塔利亞峰會主要聚焦了“世界經濟形勢、包容性增長、國際金融貨币體系改革、貿易、能源、發展、反腐敗”等議題。
二、20國集團面臨的挑戰
後金融危機時期，20集團既要在危機預警和危機管理領域有所作為，又要在經濟發展和全球治理機制建設上有所創新，曆史使命重大，面臨的挑戰衆多。
（一）世界經濟正面臨下行通道壓力。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已經8年，但本輪世界經濟增長依舊脆弱。傳統增長模式動力減弱，新的增長引擎缺乏動力。今年以來發達經濟體普遍呈現低速增長态勢；新興國家經濟普遍面臨下行壓力，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下挫，資源禀賦充裕國家普遍面臨經濟增長“懸崖”；全球貿易增長繼續低于全球經濟增長；IMF《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表明，國際投資正呈現向發達國家回流的态勢。上述因素綜合作用，導緻世界經濟增長充滿不确定因素，導緻國際社會對發展前景的焦慮彌漫。
（二）全球貿易增長形勢令人擔憂。貿易保護主義擡頭和國際貿易發展失速，正成為國際社會面臨的兩大挑戰。據世界銀行統計，2008年以來，美國、巴西、阿根廷、印度、俄羅斯、法國、英國、德國和意大利等先後推出的保護主義措施有78項，其中47項已付諸實施。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2015年世界經濟實際增長3.1%，但全球貿易僅增長2.8%。分析表明，在過去50年裡，隻有5年全球貿易增長慢于全球經濟增速，且随後都發生了經濟衰退。受國内經濟不景氣驅使，發達國家紛紛通過貨币貶值促進對外出口，進而通過新的規制限制進口。據世界銀行年度報告，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低迷以及地緣政治局勢緊張，正成為許多國家經濟下行的主要誘因。目前，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科威特、阿聯酋等已成為“脆弱5國”，委内瑞拉、尼日利亞、利比亞、伊拉克、阿爾及利亞等國已陷入了經濟發展和财政困境。在新興經濟體中，中歐和東歐國家對外貿易表現差強人意。
（三）國際資本主要流向發達國家。國際資本是世界經濟的血液。2015年，全球跨國直接投資(FDI)流量出現了強勁反彈。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全球FDI逆勢增長36%，約為17,000億美元，為金融危機以來最高水平。然而，上述資本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且主要集中在并購領域，主要緻力于大型跨國公司全球市場布局。統計表明，在上述跨國并購驅動的FDI中，流入發達國家的總量達到9,360億美元，而流入發展中國家的隻有7，410億美元。與此同時，全球範圍“綠地投資”停滞不前。有鑒于此，上述FDI增長既沒有有效轉化為全球生産能力擴張，也未能有效拉動國際貿易增長。受油價下跌影響，跨國公司紛紛收縮對石油勘探領域的投資；受母國公司所在國家經濟形勢驅使，一些跨國公司正從發展中國家抽調資金“回巢補血”；受累于全球經濟複蘇緩慢、國際市場需求疲軟、金融市場頻繁動蕩，一些主要新興國家經濟增長減速。有專家預測，上述因素綜合作用，2016年全球FDI流動可能步國際貿易後塵，進而失去對世界經濟的牽引作用。
（四）各國宏觀政策正相互“踩腳”。時下，20國集團成員經濟周期和發展階段不同，經濟政策取向不同，進而導緻與會領導人在宏觀經濟調控領域出現明顯分歧。據IMF統計，2015年發達經濟體政府負債率平均高達104.8%，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政府負債率平均為45.1%，導緻南北成員國财政政策南轅北轍；全球經濟增長低速運行，多數成員國勞動生産率止步不前，迫切需要加大政策支持以促進經濟增長。然而，受财力制約，相關政策操作空間有限；美聯儲是否在近期加息尚舉棋不定，歐洲中央銀行和日本中央銀行則紛紛繼續負利率政策，導緻量化寬松泡沫四起。受預期利益驅使，上述量化寬松政策釋放出來的大量資金并未進入當地實體經濟，而是通過國際金融鍊湧入發展中國家股市、房地産市場、商品市場，推高了那裡的金融資産價格，吹大了那裡的金融泡沫。發達國家紛紛通過貨币貶值刺激出口，進而增加了發展中國家對外國際貿易的困難①。為擺脫赤字和公共債務壓力,歐盟國家紛紛實施财政“退出戰略”。然而，想要解決就業等社會問題，各成員國政府需要繼續保持貨币寬松政策，促進經濟增長，但依據歐盟章程，為實現财政政策可持續，各國政府又必須大力削減赤字。上述政策目标顯然不能兩全。與此同時，新興國家受國際市場波動或大宗商品價格低迷等因素制約，經濟增長普遍缺乏後勁。
（五）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将成為焦點。20國集團峰會主席國“接力棒”傳到了中國手中，給我國影響和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和國際治理機制改革提供了曆史性機遇。無論是穩定全球經濟、尋找新的增長引擎，還是建立和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機制、制定合作治理規則，我國均可望提出相應的倡議，協調設置議題，為20集團重新聚焦合作發展、推動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中國智慧②。然而，近年來中國經濟形勢走勢始終牽動國際社會神經。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已紛紛發話，指出中國需求放緩可能會削弱全球市場信心和許多國家的增長前景。鑒此，在杭州峰會上，我們如何講好中國經濟增長的故事，如何避免被發達國家“忽悠”，成為需要綢缪的重要議題。
（六）全球治理機制改革舉步維艱。20國集團在經濟和金融危機治理領域曾展現過曆史輝煌，有效制止了金融危機蔓延，進而攜手推動世界經濟複蘇領域，并形成了“同舟共濟”精神。然而，後金融危機時期，上述精神正面臨考驗。8國集團借口烏克蘭危機“撇開”俄羅斯，進而将領導人峰會的議題拓展到地緣政治與安全領域，因而成為幹涉他國内政的政治工具。時下，20國集團的職責範圍已由危機管理、經濟發展拓展到治理機制改革與創新等領域。然而，無論是合作發展，還是合作治理領域，20國集團凝聚共識的難度都在增大，在相關政策漸行漸遠。先前數次峰會達成的關于世界銀行和IMF改革決定由于美國國内政治因素，相關舉措尚待具體落實，進而拖延了進一步改革的進程。進而言之，發達國家在經濟走出危機陰影之後，正甩開廣大發展中國家，商簽TPP和TTIP等“下一代”貿易和投資協定，上述進程不僅将加深南北貿易鴻溝，而且将擴大南北發展“鴻溝”，進而對世界經濟發展與全球治理産生重大影響。
三、20國集團峰會議程設置的思考
綜上所述，20國集團正處于十字路口，杭州峰會需要推動與會領導人調整發展和治理思路，就合作發展與合作治理達成新的共識，推動建立新的機制。鑒于此，我國應利用主席國有利地位，加強議題設計，在危機治理經驗總結、合作發展、合作治理等領域提出新的主張，倡導新的議程，提出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着力謀劃實現“兩個一百年”發展目标所需國際發展空間，着力維護和促進正當權益。
（一）提出合作發展倡議，攜手推動世界經濟走出困境。呼籲利用本次峰會講好中國經濟增長故事，既要講足成就，也要講透困難，防止跌入發達國家設置的“增長陷阱”；強調20國集團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集體責任，指出發達經濟體不應當推卸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曆史責任；重申“同舟共濟”對合作發展與合作治理的重要性，強調“共同發展”才是推動世界經濟走出困境的正确途徑，而不是相互推诿責任，相互指責；推動20國集團各方在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可再生能源等領域制訂具體行動計劃，以期将發展共識轉化為合作發展的政策舉措；呼籲并推動與會領導人承諾落實2015年9月聯合國發展峰會核準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市場、技術和資金支持。
（二）提出宏觀政策協調倡議，推動世界經濟可持續增長。呼籲與會領導人就宏觀政策協調達成一緻，攜手實施“親增長”稅收政策和公共支出政策，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穩定國際金融市場，釋放常規經濟增長動力；呼籲設立20國集團宏觀經濟政策對話與合作研究機制，增強成員國政策溝通，避免宏觀調控相互“踩腳”；呼籲提出創新增長倡議，推動與會各國就加快結構性改革、創新增長方式達成一緻，并指定工作小組制訂行動計劃；呼籲提出“南北綠色發展議程”，挖掘新的增長動力，為世界經濟發展指引方向，占領包容性增長道義高地；凝聚“金磚國家”合力，攜手其他新興國家提出共同倡議，發出集體聲音，防止我國在杭州峰會上成為焦點。
（三）提出包容性貿易倡議，呼籲防止新的貿易鴻溝。呼籲杭州峰會就包容性貿易達成一緻，探讨重振全球貿易、提升高質量投資和推動創新的措施，使之成為新的增長動力；呼籲峰會發表宣言，提供“貿易扶貧”倡議，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拓展貿易，加快發展；呼籲杭州峰會發表宣言，承諾為發展中國家擴大外貿出口提供政策和市場準入支持，促進南北貿易均衡增長；呼籲發達國家在制定和實施“下一代”貿易規則之際，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和适應能力。
（四）提出金融合作倡議，為合作發展提供動力。呼籲利用杭州峰會介紹“一帶一路”倡議對合作發展的地位和作用，介紹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金融合作規劃，表明中國推進和平發展的誠意；建議在IMF“特别提款權”項下增設國際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互助籃子，以期為各成員國應對未來金融或經濟危機提供有效手段。
（五）提出合作治理倡議，為合作發展建章立制。呼籲杭州峰會就新一輪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和創新達成共識，并授權工作小組制訂行動方案；提出建立“經濟與金融預警機制”的倡議，攜手監控國際資本流動，及時提出預警；提出建立危機治理和救助機制倡議，為國際社會應對危機提供機制和經濟資金支撐；提出全球治理智慧合作機制和人才培訓機制，為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治理培養人才，提供理論和政策咨詢服務。
「注釋」
①《當前世界經濟貿易總體形勢分析》，《财經網》，2016年5月13日。
②《20國集團杭州峰會聚焦中國引領力量》，《新華網》，2016年5月27日。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