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文局原常務副局長
衆所周知，2013年的秋天，習近平主席先後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這是我國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也是推進國際社會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
一、“一帶一路”倡議取得積極成果
一是從政治層面看，“一帶一路”的國際共識日益增多，中國與沿線國家高層互訪頻繁，政府、議會、黨派、地方友好往來持續升溫。截至目前，已有7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方制定出台了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的願景與行動文件，并同30多個國家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協議。至少有9個國家設立了類似“絲路特使”“絲綢之路大使”等專門職位，初步形成了具有廣泛影響的國際合作框架。
二是從經濟層面看，同20個國家簽署了産能合作協議，同“一帶一路”沿線17個國家共同建設了46個境外合作區，中國企業累計投資超過140億美元，為當地創造6萬個就業崗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式運營，57個國家積極參與其中；絲路基金、中國－歐亞經濟合作基金等順利組建。2015年，中國同“一帶一路”參與國雙邊貿易額突破1萬億美元，占中國外貿總額的25%；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49個國家的直接投資額近150億美元、同比增長18%；“一帶一路”參與國對華投資額超過82億美元、同比增長25%。“一帶一路”建設已經初步完成規劃和布局，正在向落地生根、深耕細作、持久發展的階段邁進。
三是從文化方面看，中國－中亞絲綢之路聯合申遺取得成功，海上絲綢之路申遺業已啟動，設立了絲綢之路中國政府獎學金，文化、教育、科技、旅遊、商務等民間往來日益密切，人文交流合作取得了積極成果。
四是從國際輿論方面看，有關“一帶一路”的報道和研究成果明顯增多。據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中心提供的研究數據，僅今年1-5月份境外媒體就有關“一帶一路”倡議的英文報道超過1200篇，中文報道400多篇，國際知名智庫發表了10多份研究“一帶一路”的專題報告。其中，積極的評價有很多，有的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有助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有的認為有助促進世界和平，有的認為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特别是許多沿線國家認為該倡議給他們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還有的為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了好的對策和建議。總的來看，多數報道和研究态度較為積極客觀。這一倡議的積極進展，也标志着中國開始逐步從國際制度的參與者變成了國際公共産品的提供者。
2016年6月23日，作者在“2016年中國國際公共關系大會”上做主旨演講二、“一帶一路”倡議面臨的一些消極國際輿論
一是擔心發生大國地緣政治沖突。美國、俄羅斯、日本、印度等都在“一帶一路”沿線制定了自己的地緣政治戰略，一些專家擔心中國實施這一倡議會與這些國家發生沖突。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3月發布的一份名為《習近平主席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報告指出，雖然中國政府一再強調“一帶一路”是開放、包容的區域合作倡議而非地緣政治工具，但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對于中國政府企圖利用這一倡議擴大其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批評之聲卻不絕于耳。《日本經濟新聞》報道，中國計劃建立“海上絲綢之路”貿易航線，斯裡蘭卡以其軍事戰略優勢地位獲得中國關注。中國政府一直在向這條海上貿易航線上的國家示好，以便建立港口設施。這是中國為保護其在美國勢力範圍之外的海上航線所做出的努力。美國和印度發出警告，提醒中國不要利用斯裡蘭卡港口實現軍事目标。
二是害怕受到中國的主導和影響。雖然“新絲綢之路”沿線大多數國家與中國保持良好關系，但因長期奉行外交中立立場、對任何沖突都不選邊站隊，他們擔心中國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投資貿易增加，中國的影響力會增強，會影響這些國家奉行的“不幹預”政策。英國《金融時報》5月登載英國皇家聯合軍種研究院研究員薩拉•萊恩文章認為，理論上中國的投資應該可以擴大當地居民的就業機會，但中國通過政策性銀行提供巨額軟貸款的條件之一是，相關項目要由中國企業及中國勞動力來實施，這引發了關于中國參與該地區投資的擔憂。《印度教徒報》網站2月份報道稱，雖然沒有發展中國家會拒絕中國人出資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的機會，但他們卻不一定歡迎基于中國民族精神而搭建的規則制度。
三是質疑中國實施倡議的能力。新加坡《商業時報》2月報道，“新絲綢之路”這項龐大的工程真正落實起來還很艱難，且面臨諸多困難。中國的貿易夥伴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多的中國貨物？“一帶一路”倡議是否能有效穩定中國邊境并升級國内制造業水平？香港獨立研究機構“東方資本”總經理安德魯•科利爾認為：“在像哈薩克斯坦和東歐這類難以施展拳腳的國家和地區，中國企業會遭遇不必要的麻煩。”道•瓊斯新聞社3月報道，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所長吉野直行表示，中國需要仔細研究“一帶一路”倡議，他以日本北部島嶼北海道為例，日本政府的投資原本是計劃将北海道打造成一個制造業中心，最後卻弄巧成拙，對整體經濟基本沒有産生任何刺激作用，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可能會重蹈日本北海道的覆轍。有的專家還認為，這一倡議推進過于急促、範圍過于寬泛、目标過于空洞，同時缺乏對于重大突發事件的應急機制。
四是對中國實施倡議存在偏見。《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日本公司對“中國風險”存有反感。他們對中國的地方政府官員渴望同日本進行經濟合作的願望無動于衷，他們認為中國經濟正在蕭條，勞動力價格又在飛漲，對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并不看好。
三、加強“一帶一路”公共外交需着力做好五個結合
關于公共外交的定義有不少說法，我本人更傾向如下這種表述，即：“公共外交”是一種面對外國公衆，以文化傳播為主要方式，說明本國國情和本國政策為主要内容的國際活動。它對政府的外交工作有相輔相成的支持性意義。進行公共外交的主體包括政府外交部門，但更多的是非政府組織，如民間團體、大學、研究機構、媒體、宗教組織以及國内外有影響的人士。他們可以借助各自的領域和國際交往的舞台，面對外國的非政府組織、廣大公衆，甚至政府機構，從不同角度表達本國的國情和國際政策。
實施“一帶一路”公共外交，加強人文基礎建設，需要着重做好五個結合：
一是宣傳政策與解疑釋惑相結合。
“一帶一路”倡議要引起世界各國、特别是沿線國家的重視和響應，中國作為發起國，必須全面闡述這一倡議的意義、方向和目标重點、重大原則、基本精神，使沿線國家了解“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則，了解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五通”的合作重點，了解堅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赢的“絲路精神”。
宣介“一帶一路”政策，要避免單向生硬的“灌輸式”傳播模式，要多換位思考，多增強讀者意識和受衆意識，多用對象國聽得懂、聽得進的語言。很多情況下，本來是好事，由于不注意表達方式和口氣，結果卻讓人警惕和反感。世界上這方面的教訓很多。
宣介“一帶一路”要慎用軍事色彩濃厚的詞彙。一些地方在描述本地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定位時，往往提到“橋頭堡”、“排頭兵”、“主力軍”；在描述取得的進展時，往往使用“初戰告捷”、“實現突破”、“大獲全勝”等。這些詞彙翻譯成外文，就容易讓人産生不好的印象，甚至造成理解和認識上的偏差。
在加強正面宣傳的同時，要有針對性地解疑釋惑，減少不和諧的噪音和雜音。解疑釋惑要占領理論制高點，掌握對外話語權，盡量做到及時、準确、客觀。有的官員和媒體在宣介時過分強調“一帶一路”是我們的“戰略”、過分強調“輸出過剩産能”“擴大出口”等，這都會帶來工作上的被動。
要通過解疑釋惑，使相關國家和民衆明白“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提出的，但機遇是世界的，是大家的。“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的一家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大合唱”，是協奏。
二是全面行動與精準發力相結合。
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情複雜，文化多樣，要認真研究每個國家的特點，針對不同國家和人群，采取不同方式，實現精準發力。
現在講“精準扶貧”“精準醫療”等等，我以為，在公共外交方面要倡導“精準發力”。應該說，中國在這方面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并取得了寶貴經驗。中國扶貧基金會在非洲援建婦幼保健醫療體系，有效降低了當地的嬰兒死亡率，得到了非洲國家的高度贊譽。中國和平發展基金會在緬甸開展“光明行”活動，組織醫療專家，幫助緬甸的白内障患者重見光明，受到當地民衆的廣泛歡迎。認真總結推廣這些有益做法，有針對性地将其擴展到“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一定會收到良好效果。
精準發力也要針對關鍵部門、重要人物、突發事件做好工作，尤其是要多做智庫專家學者的工作。美國一知名專家去年又新提出了“中國崩潰論”。他是一個“中國通”，在研究中國問題方面具有很強的影響力。他提出這樣的觀點後，我們不是簡單地針鋒相對地進行批駁，而是有針對性地對他的觀點進行研究，并主動進行溝通對話，從而收到良好效果。2010年我們訪問安卡拉時，到土耳其戰略研究所的東亞研究中心參觀交流，整個研究中心僅有兩種關于中國的土文圖書，一種是《毛澤東選集》，另一種是《中土軍事關系史》，可以想象，以這樣的圖書資料為基礎，研究出台的對華政策主張會是什麼樣？！
三是回顧曆史與分析現實相結合。
絲綢之路始于中國漢代，後于19世紀70年代，被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命名為“絲綢之路”。它既是東西方經貿交流之路，也是多元文明交流之路。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東西方跨越了種種障礙，締造了不同文明兼容并蓄、融合發展的範例。
“一帶一路”承古惠今，既是對古代絲綢之路東西方文化交流往來的繼承和發展，又在新時代開創了東西方文化交流合作的巨大空間。我們在深刻分析“一帶一路”曆史價值的同時，更應該挖掘它的當代價值和文化内涵，傳播絲路文化、講好絲路故事、弘揚絲路精神。
鄭和下西洋途經的國家都十分珍視當年留下的遺迹，看作是本國文化的一部分。許多國家建立博物館、紀念館和其他紀念設施，銘記壯舉。2005年，新加坡組織了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大型系列活動。海灣、東亞、非洲和東南亞的其他一些國家也陸續發掘出許多相關曆史遺迹，并建立了博物館、紀念場地和設施等。
“一帶一路”還有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産沒有被世人廣泛知曉，有的珍藏在佛寺廟宇，有的流落大衆民間，這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擁有的共同文化财富。沿線國家可以認真梳理“一帶一路”珍貴的曆史文化遺存，通過現代技術手段将已有資料進行數據化和在線化，形成“一帶一路”文化資源數據庫，活化“一帶一路”珍貴的文化遺産。加強這方面工作，不但是對人類文明的貢獻，而且也具有巨大的經濟價值和發展潛力。
四是講好中國故事與講好“一帶一路”故事相結合。
過去的絲綢之路是貿易之路、文化之路，當今的“一帶一路”倡導互聯互通、文明互鑒，在未來要建立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講好“一帶一路”和中國的故事，能夠使“一帶一路”的倡議更有情感、更有溫度。
講好中國故事，要重視講好軟性、感性的故事。如，1941年在我國抗日戰争最艱難的時候，我國著名的音樂家冼星海到了中亞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當時他貧病交加，而哈薩克斯坦的音樂人拜爾達莫夫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幫他治病，同時與他交流音樂和文化。也正是在這期間，他寫出了著名的民族解放音樂《滿江紅》等，并且為哈薩克斯坦的民族英雄阿曼蓋爾德寫了交響樂。這是中哈兩國人民結下深厚曆史友誼的見證。講好這樣的故事，對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具有重要意義。
“講”好中國故事，重要的是“做”好中國的事情。中國人經常說，“既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外國人在聽中國故事的同時，更會看中國的行動。以印度尼西亞為例，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印尼方面給予了積極回應。然而，在印尼國内，媒體卻經常報道與中國簽署的合作協議難以得到全面落實，而與之相比，日本在這方面的輿論形象要更好一些。印尼擔心的是，來自中國的投資隻是存在于紙面之上，而難以化為實際的項目和成果。中國目前在印尼的海外投資來源地排名中僅位居第12位。印尼投資統籌機構的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以來中國機構在印尼投資承諾的兌現率僅為7%，而日本的兌現率達62%。當然，投資的意向最終能否真正實現，也和印尼方面的履約情況、政府作為等因素有關。再以我幾年前到非洲某國家的一次出訪為例，當時有一個機會同一位在當地開發礦山的中國企業的負責人交流。言談話語中聽得出，他們的開發存在短期行為，對勞工和環保的重視也都不夠。甚至說，我們在這裡幹上七八年就“撤”。這樣的做法和想法，再“講”也很難把中國的故事“講”好，把自己的故事“講”好！特别是我們現在“走出去”的機會大幅增多，一個企業、一項工程、一個個人、一件産品，背後都是中國的故事。所以“講”好中國故事，一定要注意形象建構，首先把故事“做”好。
講好中國故事，一定要跟講好“一帶一路”故事相結合。中國作為這一倡議的發起國，必須增強對沿線國家的了解和雙向的交流，注重講好沿線國家的故事，尤其是講好中國與沿線國家共同的故事，這樣才能赢得沿線國家的情感認同。如，2014年6月，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成功列入《世界遺産名錄》。2015年11月，來自14個國家的絲綢之路協調委員會的代表相聚哈薩克斯坦，共同商讨絲路發展大計。講好這方面的故事，必然能夠獲得沿線國家的關注和認同，因為他們也在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隻要深入挖掘這些“共同”的價值，實現“相通”才有深厚基礎，才能達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效果。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基礎是做好中國事情，這當中，無論部門單位，還是團體個人，無論國營還是民營，無論老将還是新兵，在演繹中國故事的過程中，都是主角，沒有配角，所有的言行作為，都構成中國故事巨著中的篇章段落，字符音符。
五是發揮主流媒體作用與利用社交媒體、自媒體和民間輿論場相結合。
媒體在加強公共外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無論是議題設置，還是營造輿論氛圍，都具有其他方式難以企及的優勢。近年來，我國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重視構建中國的話語體系，中國媒體，特别是主流媒體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已經明顯增強。在推進“一帶一路”公共外交時，既要主動“搭台唱戲”，充分利用主流媒體進行集中宣傳，也要“借船出海”，通過國家領導人、外交官會談、演講以及專家學者在對象國主流媒體上撰文、接受訪談，主動闡釋“一帶一路”的内涵和意義，消除誤讀和曲解，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
新媒體在推進公共外交中正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交媒體的出現和應用，“衆媒時代”已經來臨并迅猛發展，信息的消費者和生産者正日益融合，移動化、智能化、個性化、交互性成為當今媒體的顯著特點。很多國家都在利用新媒體開展公共宣傳活動。美國的“民主短片競賽”是美國國務院主辦的一項重要活動，活動要求作者拍攝、制作一段主題為“民主是……”的三分鐘視頻片，并将作品上傳到YouTube參加評選，從2009年開始每年一屆。随着Twitter在全球的流行，美國國務院2010年又開始在Twitter上組織了“民主是……”的競賽，要求參賽者用140個以内的字符表述個人對民主的界定。這兩項競賽都吸引了世界上許多年輕人的參與，達到了美國宣傳所謂“民主”理念的公共外交的目标。
我們既要利用好國際知名的新媒體平台，也要充分發揮我國新媒體平台的作用。騰訊公司的微信截至目前，活躍用戶量已超7.62億，海外用戶1億多，享有亞洲最大的用戶群體。微信目前正在推動産品的國際化，預計将能夠使用八種主要語言在上百個國家推廣。在借助國外社交媒體的同時，策劃利用好本國新媒體，加強“一帶一路”公共外交，将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此外，加強“一帶一路”公共外交，一定要高度重視語言問題。為紀念中國和阿拉伯開啟外交關系60周年，“翻譯與中阿人文交流”國際研讨會，今年6月初在我的母校上海外國語大學舉行，來自我國高等院校和相關機構及阿拉伯國家15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交流研讨。大家普遍認為，“一帶一路”建設對外語人才尤其是高級翻譯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是機遇更是挑戰。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各國官方語言和通用語言共計57種，其中既不通用英語、也不通用俄語或阿拉伯語的國家達到24個。要加強與這些國家的交流，我國的這些小語種人才缺口很大，高水平的小語種人才短時間内很難培養出來。習近平主席已允諾每年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1萬個政府獎學金名額，我國要高度重視這個群體，他們未來勢必将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獨特作用。
“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一帶一路”乘風破浪，公共外交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