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4-5日在杭州召開的G20峰會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主導全球經濟治理頂層設計的峰會，在中國對外交往史上将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是中國國際影響力與軟實力提升的标志性事件。
在倒計時30天時，筆者曾在《人民日報·海外版》頭版撰文指出：“中國擁有這樣難得的機會，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别人施舍來的，而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國際體系的建設與改革，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中國對世界發展的貢獻不斷提升的結果，背後凝結着全國兩三代人的艱辛努力，也凝結着近年來數以萬計的各級官員、智庫學者、媒體人士、社會活動人士的持續貢獻。”作為被官方任命的2016年G20智庫峰會（T20）共同牽頭智庫，筆者所在機構參與G20相關工作三年有餘，經曆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艱辛探索。
2013——首次舉辦G20智庫論壇
2013年初，筆者與同事們關注到兩個被忽視的智庫研究細節：一是根據2011年法國G20峰會後的共同聲明，此後四年的主辦地分别是墨西哥、俄羅斯、澳大利亞與土耳其，其中談到“2015年之後G20的主席國将由輪值地區選舉産生，首先由亞洲小組開始，包括中國、印尼、日本和韓國”。二是當時國内已經有像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APEC等各類多邊智庫交流平台，但G20層面的全球治理領域的國際智庫平台卻沒有。于是，在各方支持下，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以下簡稱：人大重陽）開始從G20着手，思考如何通過智庫影響全球經濟治理，進而提升中國影響力。
2013年8月21－22日，人大重陽承辦了題為“大金融、大合作、大治理”的20國智庫研讨會，邀請了G20國家的26名代表參加會議，為兩周以後在俄羅斯聖彼得堡舉行的G20峰會獻計獻策。當時，一些輿論用“中國首次舉辦20國智庫會議”“中國智庫初顯國際号召力”等評價此次會議。的确，在此之前，中國任何高校或研究機構都沒有舉辦過如此規模的研讨會。而且，我們最初對于議題設計、代表邀請、會議流程都還沒有形成明确的思路，頭腦中一片空白。幸得相關部門和學校指導，會議得以成功舉辦。成功之處表現在：一是參會國齊，代表性強，G20國家均有全球治理專業的智庫學者參加；二是會開得及時，影響直接。會議在當年G20峰會舉行前的半個月召開，收到了2013年主辦國俄羅斯和2014年主辦國澳大利亞官方的相關回應。更重要的是，會議還通過了全球第一份G20智庫共同聲明，呼籲延續這個國際治理機制，畢竟，當時已有歐美智庫開始質疑G20的作用了。
于是，在各方領導的支持下，我們遞交了題為《建議我主辦2016年G20首腦峰會，拓展國家利益》的内參報告，并獲得了高層首肯。緊接着，我們于2014年4月先後在《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公開刊發文章，闡述2016年G20對世界治理與中國發展的意義。不過，當時中國智庫界對于全球治理、G20的意義并沒有充分的思想認識，印象最深的反而是會務。比如，如何請會議代表。當時，中國的有些企業或機構常習慣于邀請一些國外政要、名流來撐門面，這容易給外界留下中國是“人傻、錢多、速來”的“暴發戶”的消極印象。最初，我們曾想過邀請幾位前外國政要，但對方動辄開出頭等艙、數位随從、數萬甚至數十萬美元的出場費等要求。很明顯，國外名人尤其是一些著名前政要已被中國“寵壞了”。最終20國智庫會議決定邀請有真才實學者，開一個紮紮實實的研讨會，而不是辦走過場的會議“名利場”，并嘗試将十八大以後出台的“八項規定”改革運用于國際場合。
再比如，會議的議事規則。中國盛行的各類學術研讨會中有不少存在着會期過長、議事散漫、會程延時等不良現象。當時，我們采取的方式是，建議與會者“脫稿”發言，因為大會已分發了與會者遞交的論文。并且，我們還貫徹“人大重陽議事規則”，用五分鐘沙漏嚴格計時。當時就有國際學者評價說，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國知識界的會議創新追求和務實學術形象，可當時已是2013年了。
又比如，會議的結論。當時達成的“20國智庫共同聲明”堪稱一個典型範例。該聲明同意“着手組建G20智庫年會機制”，這被視為中國人主導的第一個全球智庫機制。聲明雖然隻有500多字，讨論之前卻經過數輪的艱難溝通，數易其稿，會議讨論時也争論激烈，幾度陷入僵局。這背後折射出三年前中國學者的國際化理念、英文能力、學術外交水平相對滞後。
2014——第二屆G20智庫會議，争取更多的國際輿論支持
2014年9月5－6日，人大重陽召開了第二屆G20智庫論壇，這次參會者比前一年多了一倍，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受邀出席了開幕式。經過兩天的讨論，會議再次通過G20智庫共同聲明，建立了全球首個由中國智庫領銜的“G20智庫年會機制”，還明确寫入“G20智庫支持中國申辦2016年G20峰會”的條文，并出版了當年的G20研究藍皮書。然而，在讨論聲明中，我們發現，中國是否能成為2016年G20主辦國，面臨着一個最大的競争對手——日本。為此，我們必須争取國際輿論的支持。
2014年11月15-16日，G20首腦峰會在澳大利亞布裡斯班舉行。此前兩天，G20峰會前唯一一場主題為“加強全球增長”的預熱峰會（pre-summitconference）同城舉行，由國際商會（ICC）與加拿大、澳大利亞、中國各一家智庫聯合主辦。人大重陽是承辦此次峰會的首家中國智庫。這場論壇相當重要，一天半的會議共約請了20位全球演講者，包括經合組織（OECD）秘書長古裡亞、國際商會主席麥格勞、下一屆G20主辦方土耳其總理達烏特奧盧等重量級嘉賓。
相比之下，中國的聲音與力量卻弱得多。除了中國人民大學代表團的四位演講嘉賓（前中國銀行副行長、ICC執行理事、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張燕玲，中國人民大學财金學院副院長趙錫軍教授，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龐中英以及筆者本人）外，在場的中國官員、學者或相關人士相當少。次日，《澳大利亞人報》大幅報道了中國學者的演講觀點，還透露說：“由于國際輿論上的偏好，澳大利亞最終放棄了它最親密的夥伴日本，轉而支持中國主辦2016年G20峰會。”第三天，習近平主席在布裡斯班宣布中國将主辦2016年G20峰會。當時我們幾位歡呼雀躍，如同成功申辦了又一場奧運會。
就在預熱峰會的當晚，一場由中國某企業獨家贊助、600多人參加的晚宴也在布裡斯班舉行。晚宴上，澳大利亞内閣成員、州長、市長悉數出席。一位通曉中國國情的加拿大學者在席間與學者耳語道：“其實國際社會更希望能夠與中國人交流思想，當然，中國人很有錢，願意多出錢，國際社會也很樂意。”當筆者聽到這段話時，深感汗顔。這些年，中國的腰包鼓起來，但形象卻漸漸“土豪化”。國際社會看重的是中國人的錢，這既令人感到驕傲，又感到悲哀。中國參與全球治理，不隻是靠錢，更要靠思想。國際社會希望得到的，不隻是中國人的錢，更是中國人的思想。
此後的兩天（11月15-16日），在G20峰會唯一能讓非官方代表團人員進入的媒體中心，筆者看到的這種中國思想的欠缺感同樣存在。在能容納數千人的大會場，各國記者、學者、非政府組織人士均相當活躍，他們希望借這個全球20個最重要國家首腦聚會的場合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但中國人卻相當少。當時，我們越來越覺得，G20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國協調機制，是國際金融治理與改革的最關鍵平台，中國人不能失聲，中國智庫更不能缺席。
2015——進入G20籌備期
在2014年布裡斯班預熱峰會上，國際政治學教授出身的時任土耳其總理達烏特奧盧在講台上脫稿侃侃而談70多分鐘，直面目前G20機制出現的諸多困難。他談到了2015年G20由土耳其主辦将把重心“放在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的經濟融合以及關注窮國利益”等諸多要點，内容非常打動人。會後筆者特意上前向他詢問，達烏特奧盧總理透露說，土耳其很重視這場會議，已籌備了好幾年。但2016杭州G20峰會，中國卻隻有兩年的籌備時間，夠用嗎？
在澳大利亞主辦的G20會議召開的前幾天，中國剛主辦完APEC會議。北京“上善若水”的表演秀、雁栖湖的美景、“APEC藍”都給了世界巨大好感。一到布裡斯班，當地G20工作人員就說，中國人太了不起，我們辦會一直在拼命學習中國，但肯定趕不上北京的水平。果然，當G20峰會第一場首腦午宴——澳式燒烤開始後，澳大利亞網絡上一片吐槽聲。有人說：人家剛在北京吃完精緻國宴，就到咱們這兒來吃燒烤，太寒碜了。但另一方面，G20的内容卻是實實在在的，澳總理阿博特屢屢出現在其他大國及各類矛盾的斡旋位置，澳大利亞的大國形象得到了空前展示。可見，評價一場會議成功與否，不能隻看會務水平，更重要的是要看實質性的内容，以及獲取國家利益與塑造國家形象的能力。
2014年12月1日，土耳其G20峰會的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B20）和二十國集團智庫會議（T20）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市召開。會上，400多位國際大公司總裁、世界知名智庫精英與會讨論各項國際規則，并公布了未來一年的各類國際論壇時間表。這标志着土耳其正式接棒G20，會議籌備工作進入倒計時。土方透露，土耳其力求将2015年打造成世界“土耳其年”。遺憾的是，雖然中國官方派人參加了同時并列召開的G20協調會，但B20、T20兩次會議卻沒有中國方面重要人士參加。主旨演講嘉賓沒有一個是中國人，全場熱議影子銀行、中小企業發展、國際反腐、國際貿易等，與中國一貫的主張存在不少差異。筆者抓住一次機會，闡釋中國價值，引來全場數百人的掌聲，組織方立刻公開回應：“我們應該多請中國人參與的，可惜……”欲言又止，個中内情不得而知。此時，我們更意識到中國參與的重要性。于是，2015年，人大重陽成為土耳其G20峰會的唯一中國合作夥伴，筆者與同事先後六次赴土耳其，将大量中國思想與經驗告訴土耳其方面。尤其是在11月13日背靠背舉行的安塔利亞T20會議上，300多位來自全球的頂尖智庫學者再次大規模地聚首讨論。這次參會的中國智庫開始增多，不隻是我們人大重陽，還有來自中國社科院、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的中國同行。
幸好我們提前得知，在土耳其T20主席聲明裡竟出現對中國的不公之辭：“2016年全球經濟的不确定性來自中國經濟下行。”當時，我與在場的中國智庫同行強烈反對：這麼說對中國經濟是不公平的，2014年中國經濟對全世界增長率的貢獻超過40%。我們強烈建議删掉這句話，并表示，如果不删掉這句話，中國智庫就集體退場。最後，土耳其方面删去了這句話。次日，《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了一篇題為《安塔利亞吹來“中國風”》的文章，贊許中國智庫在土耳其越來越活躍的影響力。
不過，中國人的國際力量仍相對太小，且廣泛存在于諸多國際論壇機制或非政府國際組織中。據研究統計，在全球約六萬個非政府國際組織或國際論壇機制中，有中國人介入并發揮作用的不足3%，這是目前中國與國際社會交往不順暢、中國國際形象塑造乏力的重要原因。通常情況下，當國際社會輿論中出現對華不利的情況時，中國方面采取的手段是利用國内媒體，大加批判與反駁。類似方式雖能部分起到引導國内民衆的立場與态度的作用，但無法在本質上改善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系，相反，卻在相當程度上惡化了國際環境，反向營造與提升了對華不友好的“境外勢力”或“反華勢力”的地位。
中國缺乏通曉國際規則的人才，兼具外語能力和國際知識背景，且擁有國際交流熱情的人員更是鳳毛麟角。這不得不說是我們這個全球第一人口大國的遺憾。改革開放都35年了，數百萬優秀學生留學海外，其中約1/3回國工作，目前每年超過1億人次出境，但是中國仍存在國際交往人才的巨大缺口，類似現象不隻是怪異的、難堪的，更值得我們深思，而在機制内部尋找突破口或許可行。
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及的“解放社會活力”所言，目前外事人才培養與交往活力并沒有被完全解放出來。從全球範圍看，國際行為主體的“去國家化”趨勢相當明顯，類似“一個人的戰争”“一個團隊改變世界”的事例不再罕見，中國不能再以“政治化”的思路去處理外事工作，而是需要有自主的社會機構、個體參與到國際社會的再組織、再構造、再行動中去。另一方面，從體制内的角度看，也需要培養和激勵更多官員敢于對外争奪話語權，鼓勵更多官員尤其是中高級别的官員多到國際場合中闡述觀點，培養中國中高級官員在各類國際論壇上“脫稿”英文演講的能力。在這個過程中，不妨包容官員的“言多”，不必放大不可避免的“過失”，捧舉和支持具有較強外事交往能力的官員，中國需要有更多90歲還活躍在國際場合的“中國版基辛格”“中國版吉米·卡特”。
2016——中國G20峰會籌備中繁重的智庫工作
二十國集團智庫會議啟動會2015年12月14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來自世界20多個國家近百家頂級智庫的代表、部分政要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國際組織的400多名代表齊聚北京，為踐行2016年中國G20峰會主題“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建言獻策。
自2015年12月1日起，中國正式“接棒”擔任2016年G20主席國。大家都意識到，這是中國首次主持和主導“全球治理頂層設計”。全球治理，智庫先行。此次智庫峰會啟動會是中國舉辦的首場公開的G20配套活動，意味着G20“中國時刻”的正式開啟。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與人大重陽聯合主辦，這三家智庫被中國官方授權作為2016年T20峰會的三家牽頭智庫單位。外交部G20事務特使王小龍在啟動會開幕式上表示：“像曆屆主席國一樣，中方高度重視智庫會議作為智囊團在峰會籌備中發揮的獨特作用”，并呼籲“各國各方面人士集思廣益，群策群力”。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靳諾在啟動會上也透露：“從今天起，到2016年中國杭州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之前，T20将會平均每個月都舉辦一場國際研讨會，就全球經濟治理和杭州峰會等各項議題進行交流和讨論。”在啟動會上，各主辦方代表、T20“三駕馬車”的另兩國土耳其、德國代表先後發言。我也在啟動會上發布了《G20：從2016到2030》年度報告，并脫稿講道：“人大重陽作為一家成立僅三年的新型智庫，為與另兩家擁有半個多世紀曆史的老牌中國智庫合作深感榮耀，這是時代和國家賦予我們的責任和使命。”
接下來的九個月，T20三家中國智庫精誠合作，先後在深圳、上海、華盛頓、日内瓦、利馬、柏林、孟買、浙江和北京舉行了十輪會議。盡管這十輪會議工作量相當繁重，但很好地為G20杭州峰會做了輿論預熱。尤其是今年7月29-30日在北京舉辦的最後一場會議，吸引了全球500多人參加，扭轉了G20輿論熱度被一些突發事件和熱點問題沖淡的局面。十輪T20會議也為G20峰會的籌備搭建了知識交流、思想溝通的平台。通過本次T20會議，與會智庫學者就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提出了自己的研判，并進行了充分探讨和交流。此外，T20會議還有效緩沖了前段時間英國脫歐、土耳其政變未遂等熱點事件對G20峰會可能産生的幹擾，也讓我們預知了各國對于當前國際形勢的觀點，可以有所準備。更重要的是，T20會議達到了集聚政策共識的目标。來自G20成員國、非G20成員國以及國際組織的專家分别就全球治理、經濟增長、創新與結構性改革、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和投資、發展等議題展開深入探讨，提出了諸多有價值的建議，并達成部分共識，形成了T20對G20的政策建議報告。中方G20事務協調人、外交部副部長李保東到會表達了對T20的高度贊賞，“T20作為G20重要的配套活動，曆來是G20峰會的重要思想庫”。
值得一提的是，十輪會議有近千人次的外國專家參會，均是自費參會。我們作為組織方不提供交通、住宿等費用，但外國專家的參會熱情仍然非常高。《光明日報》對此的評價是，這“充分體現出中國國際話語權、号召力的提升，也體現出T20會議的思想價值”。當然，會議也有一些插曲。比如，在最後一輪T20會議，有個别日本學者試圖就南海問題向中國發難，卻在澳大利亞、土耳其、中國等國學者的回擊下未能如願。再比如，由于土耳其未遂政變的緣故，原定參會的土耳其學者面臨不能出境的困擾，但為了不失信于T20，仍有兩位土耳其方面的學者克服困難，按計劃抵達北京。在會議閉幕式上，我特意向這些土耳其學者表達了敬意。
三年後的思考
杭州G20峰會的主題是“構建創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聯動(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的世界經濟”，國際輿論通常将之簡稱為四個“Ｉ”，這一方面延續了2015土耳其G20峰會“三個Ｉ”主題，即：投資（investment）、包容性增長(inclusivegrowth)、執行力（implematation），另一方面又可以很好地幫助國際社會理解中國發展經驗與思想。
記得兩年前，土耳其剛向世界宣告主題時，一位西方學者笑稱，要給土耳其加上第四個“Ｉ”，那就是“impossible（不可能）”。這折射了西方社會對于一個缺乏足夠國際号召力的新興國家的輕視與不尊重。相反，當中國提出四個“Ｉ”時，卻得到了全球的支持。因為這四個“Ｉ”切中了全球經濟目前的症結，也赢得各國想法的最大公約數：全球經濟增長低迷，關鍵在于突破技術與制度創新；增強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提升全球貿易與投資的活力，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進而推動包容、聯動式發展，力求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消除貧困，實現共同發展。這些都表明了中國思想的國際影響力。事實上，2016年杭州G20峰會不僅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對外講清中國發展故事的新起點，也為世界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中國發展經驗的轉折點。
G20峰會的形成與延續，标志着全球進入了後危機時代、後美國時代。G20是大國協調、國際社會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新興經濟體與傳統西方大國公平競争的一個機制性場合。2016年G20峰會謀劃得當，意義将大大高于2014年北京APEC，對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與中國夢的實現都将發揮節點性的作用。而在這個過程中，智庫責無旁貸。以智庫的角度看，從三年前更多關注于會務細節，到三年後聚焦思想的影響力，這本身就意味着中國思想界的成長。而從以往的中國人缺席到如今的全球學者“貼錢”赴會，更代表着中國軟實力的提升。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這是中國人主導全球治理的首輪探索。
然而，這個過程是充滿曲折和艱辛的。中國有句話叫“關鍵在人”。鑒于中國與世界的全面融合，中國的人才匮乏狀況越來越明顯。G20隻是中國影響與主導全球化的新起點，要使這個起點越走越寬，僅僅依靠目前體制内外事人才和各類行業協會的精英是遠遠不夠的。中國不妨大膽嘗試與探索，以包容的理念，大量啟用體制外、甚至國外機構的精英，為G20的成功舉辦創造良好的條件。人才主要來自于三方面：一是體制外的新型智庫與民間組織，其中蘊藏着大量外事人才；二是在G20國家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各類華人組織、企業負責人，長期以來，他們為中國價值傳播、理念共享創造條件、發揮作用；三是大膽聘用和鼓勵來自外國的人才為中國效力。
總之，相信中國G20峰會一定是一場盛會，但還要尋找國際思想傳播的第一落點，盡快在全球輿論上确定杭州G20在世界曆史上的價值。會議要取得百年、甚至千年意義上的成功，就必須從世界觀的高度，從國際價值與理念出發，确立這屆峰會到底能給世界留下什麼遺産。同時，還要在媒體和輿論中形成G20文化關注，讓民衆充分認識到G20的重要性以及中國參與G20的重大意義和進展。這是真正考驗中國國際視野與人文關懷的時刻。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微信公衆号：rdcy2013）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