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國大選的舞台讓冷戰思維甚嚣塵上，冷戰言論和論調死灰複燃，這其實體現的是當今美國社會的一些新迹象：在經濟危機的深遠影響下，美國失業率逐年攀升，教育開支不斷高漲，國際競争力也日益受到其他崛起國家的挑戰。可以這麼說，如今的美國開始進入到一個“春秋戰國”時期，各種思潮交彙出現、各色言論此起彼伏，而曾經被美國所标榜的并引以為傲的“民主模式”成為了一個有所存疑的理論或者是曆史的一個過客。美國的社會開始出現看似各自獨立的思想流派，這在一定程度上沖擊着業已成熟的美國政治制度和政治體系。
在這種背景下，借用美國大選——民主模式的标志性事件，美國政府準備開啟一種為“正統思想”正名的另類而極端的模式來應對。然而，和一闆一眼、費心費力地建構正統理論相比，通過種種博人眼球的方式，更能在極短的時間内吸引大衆的眼球，讓偶然的事件和一個系統、一種理念形成千絲萬縷的關系，并以此為契機，憑借偷換概念、偷梁換柱、因果倒置等手段，成功地将公衆對頻現病态的社會的抱怨和憎惡轉移為其他形态的情緒，因此政治的“替罪羊”就水到渠成地出現在美國大選的舞台上。不得不承認，這種“替罪羊”的選擇和發掘，在傳播學上也具有一定的理論支撐。
美國時局的緊張，需要将公衆注意力轉移到“替罪羊”身上
社會心理學的替罪羊理論（scapegoating）認為，在時局緊張、資源不足的時候，人們有指責和攻擊相對弱勢群體成員的傾向。這用來解釋2016年美國大選中層出不窮的涉華言論，極具解釋力。中國這隻“羊”，之所以成為美國大選中各個候選人吐槽、攻擊的對象，主要離不開兩個原因：第一，美國時局之緊張；第二，現有資源之不足。
時局的緊張一方面表現為美國政治制度和政治體系在一定範圍内存在一些弊端、一些漏洞，傳統所保留下來的正統思想被極大地挑戰着，這造成國内政治認同的失效和民衆政治參與度的匮乏；另一方面則表現在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認同度也随之下降，美國民主的普适性被越來越定義為自說自話的雙重标準，民主的細節被解讀為民粹的粗暴，美國民主的形式也逐漸成為其占領世界話語高地的噱頭，民主制度的說服力和影響力成為一種被極度質疑和讨伐的對象。美國時局的緊張，導緻美國政府不得不再次制造一個更為緊張的“時局”，讓新設置的、拟制的“緊張”代替原有的、真實的緊張，将公衆注意力轉移到“替罪羊”身上，并成功地将這隻“替罪羊”塑造成為進攻性的、荒謬的、讓人厭惡的角色。比如，魯比奧在2016年2月21日拉斯維加斯的競選集會上再次強調：“中國政府擴充軍備的速度比任何人都要快。他們偷了我們的發明，他們侵入我們的計算機，他們占領了南中國海。”
現有資源不足，主要指經濟為主導的資本危機。正如共和黨總統提名領跑者、億萬地産大亨唐納德·川普（特朗普）攻擊中國的言論那樣，他攻擊中國的言論主要都放在了中美經貿關系，他指責中國搶走美國人的飯碗，“世界曆史上最大的債就是中國欠我們的。他們搶了我們的工作，拿了我們的錢，他們拿走了所有東西。他們用我們的錢重建中國”。而希拉裡在緬因州的《波特蘭新聞先驅報》（PortlandPressHerald）發表專欄評論說，“中國和其他國家利用不公平的貿易手段獲得競争優勢，包括傾銷、補貼國有企業、操縱彙率和歧視美國企業，導緻美國中産階級失去就業機會”。可見，資源不足，成為了美國大選中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其實，造成資源不足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美國國内的原因則是根本原因，但是美國大選的種種挑釁言論直指中國，因果颠倒，成功地将美國現有就業崗位不足的原因拟造為中國實施的不公平貿易，以及中國人的“搶飯碗”。這樣，用更緊張的國際時局蓋過緊張的國内時局，用因果颠倒的邏輯混淆視聽，無形中讓中國這隻“替罪羊”淪為口水大戰的犧牲品。
中國群體在美國大選中所體現的相對“弱勢”，體現出缺乏文化自信的底氣
另一方面，不可忽視的是，相對弱勢群體的界定成為“替罪羊”理論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按照常理來說，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極具特色的軍事力量及穩定的政治格局，不論是在美國的華人群體還是中國人這一泛義層面上的群體，都不能稱為弱勢群體。其實，中國人作為一類被攻擊、被指責、被吐槽的群體所暴露出來的弱勢，并非限于經濟、政治、軍事，而應擴展為文化，尤其是話語能力、傳播能力的欠缺。就拿美國來說，在美的華人大概可以分為上世紀以勞工形态固化下來的“老移民”和21世紀開始方興未艾的以留學生、國内精英為代表的“新移民”，不管是老移民還是新移民，這些中國人群體更多地秉持隐忍、勤儉、低調、中庸等品質，這樣的品質成為了傳播中國人形象的阻礙和軟肋。西方社會倡導張揚個性，沉默和忍耐并不會成為脫穎而出的重要品質，甚至成為了西方社會所擯棄和厭惡的特質。久而久之，缺乏表達管道的中國群體成為了“失語群體”，成為了道德高地上的任人宰割的“話語路人”，可有可無。因此，我們所謂的弱勢并非指絕對的弱勢，而是相對的弱勢；并非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弱勢，而是話語表達方面的弱勢。這樣的弱勢成就了美國大選中的雷人雷語，也讓中國成為一隻可憐的“替罪羊”。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造成中國人集體失聲的主要原因可能還并不在于話語表達這一表層的因素，還在乎話語權背後的文化土壤并非極具滋養性。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其文化自覺決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重塑着話語表達的方式。也就是說，當今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丢失了對文化的重整和文化的自覺，悠久的曆史轉變為沉重的包袱、文化的多元逐漸演變為文化的雜亂，這擾亂了現代文化走向自覺的節奏，隔離了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氣。
中國成為美國大選的“替罪羊”縱然從國家間政治的角度來說，是美國維持既有民主模式的傳播策略。然而撇開曆史情結、意識形态，和中國相比，美國大選的言論為何更少指向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國，而是更多地指向中國，其中也頗有幾分深意。
首先，中國群體在美國大選中所體現的“弱勢”，更多地體現在文化的自覺和自信，以及軟實力的構建上。軟實力的強大有時和經濟、政治等硬實力的強大并非成正相關關系。有的國家很小、經濟規模中下遊，但它的軟實力構建可圈可點，利用自己已有的文化資源，用西方的話語習慣講述自身的故事，從而達到四兩撥千斤的傳播效果。偏見一旦形成固然難以改正，但偏見也會基于一些重大事件得以緩解，甚至是消除。中國應該在世界需要的時候，挺身而出，利用各大國際會議、賽事等機會，從各個方面顯露和開拓自身的話語表達能力，從而形成一種中國特色的話語表達體系，并在這一過程中，重新梳理自身的文化資源，樹立文化自信，将獨樹一幟的文化體系與世界通行的文化表達習慣構成良性而健康的銜接。
其次，中國人素質的诠釋，尤其是留美華人的形象塑造成為一道活的風景線，逐漸解構西方對華人的偏見。一個國家要想從“替罪羊”的陰影中走出來，光有官方層面的努力并不足夠，更應該有民間層面的、具體的實際措施。而中國人則成為這一行之有效措施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不論是老移民還是新移民，都不應持有“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漠視态度，應該在一些重要的場合齊心戮力，發出共同的聲音，不打一個人的拳擊，而是要形成合力，打一套組合拳。可以說，在美華人的有效互動，至少可以形成一個小氣候，從而最為直接、有效地改善美國人看中國的視角和态度。
再次，面對各種指責，中國應形成一種淡然處之的大國情懷和大國心态。衆所周知，中國現在還處于迅速的崛起階段，也就是說中國的發展是階段性的，并未形成相對穩定的大國心态。這種心态，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當我們面對來自美國大選的各種指責時，選擇一種非常在意的态度，而不是一笑而過的淡然。既然中國的發展正在路上，那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問題的解決遠比問題本身更為重要。我們應該具有大國情懷的豁達、從容、淡定，經風雨見世面、披荊斬棘，讓那隻弱不禁風的小綿羊成為強悍的中國龍。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