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國綜合國力持續上升，成為全球不可忽視的力量，美國越發重視同中國的關系，中國以及對華關系問題自然也成為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各黨候選人進行辯論的主要議題。
國内不少研究文章都曾圍繞美國大選期間的中國議題進行分析，通過總結和比較，發現不同大選年份間中國議題的變化，如，2004年大選年，美國出于“反恐”需要而弱化在中國議題上的攻擊程度；2008年大選年，在金融海嘯和中國國力增強的背景下，總統候選人圍繞中國議題的辯論從政治領域向經濟、貿易、金融領域傾斜，2012年大選年延續了該傾向。研究多認為，美國總統候選人圍繞中國議題的發言“拼硬鬥狠”隻限于競選階段，是為了赢得選民選票而采取的戰術和計策，一旦當選就會回歸現實，與中國“理性”相處，在此基礎上認為，不必太在意候選人在競選期間圍繞中國的發言，我國隻要務實發展自己，不論美國政客們在競選時“調門”多高，一旦當選，中美關系都差不到哪裡去。但此種認識潛藏着兩個問題：一是忽視了美國總統選舉是美國經濟、政治、社會乃至文化問題全面展示和讨論的時機；二是聽任競選人任意發聲、等待其當選後“車到山前必有路”的心态容易導緻消極觀望和被動應對。這兩個問題不僅讓我們失去全方位了解美國社會狀況的良好機會，也容易放棄面向美國民衆釋疑解惑的主動作為，使我在中美互動中陷入被動，讓美國社會對中國的各種誤解偏見積累加深。
因此，應借美國大選中各路參選人回應民衆關切、設置議程之機了解美國國内的主要問題，發現國内問題與其對外政策主張之間存在的關系，并有針對性地對内解釋美國所面臨的危機，對美國民衆的誤解和偏見進行解釋和說明。
“深邃之國”的危機
“深邃之國（Deepstate）”本是用來說明土耳其警察表面上高舉公平正義、國家利益大旗，私下裡與販毒頭目等罪犯沆瀣一氣。後來，該詞被美國前共和黨衆議院和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成員邁克·洛夫格林(MikeLofgren)用作書名，意指美國憲法精神的衰落與“影子力量”左右國家政治。在奧巴馬執政的第二個四年中，“深邃之國”在兩個方面表現日益明顯。一是在過去四年中，随着美國經濟、政治、文化危機日益嚴重，以及網絡傳播的不斷發展，一些曆史上已經存在但長期諱莫如深的政治操縱和社會控制手段被曝光。2013年2月，電視劇《紙牌屋》的熱播讓美國以及全球民衆對該國政客和政府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将信将疑。但僅四個月後，前中央情報局技術分析員斯諾登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棱鏡”監聽項目的秘密文檔披露給了英美媒體，令美國國内和全球嘩然，以保障言論自由等人權自诩的國家竟然與科技公司一同掌控本國公民的個人隐私、窺視其他國家人民和領導人網絡化交流信息。2016年7月，在民主黨大會即将正式确認希拉裡作為總統候選人之際，維基解密公開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高級職員從2015年1月到2016年5月發出和接收的1.9萬多封電子郵件，以及超過8000個附件，顯示其是如何暗中排擠希拉裡在黨内的最大對手桑德斯以及雇傭水軍抹黑特朗普，讓美國民衆看到現實中的黨同伐異、秘密操作絲毫不亞于《紙牌屋》的戲劇化情節。二是以往深深隐藏在後台操作或者并不參與操作的各種力量被揭露幹預國家政治，前者如華爾街的金融利益集團和美國步槍協會等，後者則如矽谷的信息技術公司，通過資金贊助、技術支持，甚至人員“旋轉門”等方式，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與走向，通過知情人爆料、政客們互相攻讦而越來越多地為人們所知。
在新問題不斷湧現的同時，美國社會既有的曆史問題又不斷卷土重來，從“休眠”狀态重新進入活躍狀态，無法平息，最為突出的是種族問題。2014年8月，因白人警察射殺黑人青年而引發弗格森小鎮黑人群體抗議，進而擴大至全國範圍。種族問題，作為美國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旦被擊中，便會反複發作，越演越烈。今年8月又發生了密爾沃基警察槍殺黑人青年，也引發了當地騷亂。而因對恐怖襲擊的害怕，美國國内對穆斯林人群的歧視進一步撕裂社會，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過去人們出于基本的信任、包容與禮儀，針對種族問題不敢、不願、不能對外表達的言論如今都被公開地講出來。
隐蔽的手段、隐藏的勢力、久病而不愈加劇了美國民衆對政治的失落感，其中一個表現是特朗普在大選期間右傾甚至極端的言論都可被人接受，甚至讓他從一個不被看好的參選人成為了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如同《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拉赫曼所說，美國的特朗普和英國的科爾賓可能永遠也不會真正掌權，但他們的崛起表明英美民主體制真的出現了問題。民衆已經不求參選人能給出醫治問題的長久之計，隻求解決一時之急或得到一時之快。這種消極的情緒讓中國記者趙憶甯在《探訪美國政黨政治：美國兩黨精英訪談》中所展示的政黨之間裂痕在美國的社會與文化領域不斷蔓延，甚至讓人不禁聯想到上世紀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橫行帶來的分裂。曆史的經驗說明，每當美國國内出現難以調節的危機時，從上到下所能想到的“捷徑”、容易達成的共識便是将問題向外轉移，通過一緻對外而克服自由主義對權力集中的阻礙。中國問題自然成為可被用于付諸轉移矛盾的話題。
圍繞中國的“共識制造”
2012年以來，與美國國内矛盾加深相伴随的是美國民衆對中國的好感度明顯下降。皮尤研究中心在2015年4月至5月間，圍繞中美關系問題随機電話調查了1003名18歲以上的美國人。2005年時類似調查的結果顯示，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的比例是43%，沒有好感（unfavorable）的比例是35%。但十年之後，54%的美國人對中國不抱好感，而有好感的比例降至38%。從奧巴馬政府的第二個任期開始，美國人對中國不抱好感的比例就一直高于50%。為何半數以上的美國人對中國沒有好感？該調查顯示，美國人主要關注以下與中國有關的問題：中國大量持有美國國債、中國奪走美國工作崗位、中國對美發動網絡攻擊、中國的人權政策、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中國對全球環境影響、中國軍力不斷增強①。這些問題很多是沒有依據的，或被曲解的，甚至是與美國無關的，但在這些問題上，超過八成的美國人都認為問題非常嚴重或相當嚴重，予以極大關注。在各類人群中，共和黨支持者對以上問題的關注度較民主黨和獨立參選黨派支持者更高，但相差不大，對各問題關注程度排序相同。
在本次大選中，各黨派參選人的涉華議題與美國民衆所關注的中國問題高度吻合。從2014年5月起，美國亞洲協會所辦的中參館（ChinaFile）網站制作“美國總統候選人論中國”專題，彙集了美國總統大選參選人在媒體、集會和社交平台公開發表的有關中國言論②。本研究據此對美國大選參選人圍繞中國議題的337條言論（截至2016年8月16日）進行了分析，發現談及較多的話題依次為貿易（66條）、中美關系（20條）、網絡攻擊與安全（20條）、人權（16條）、就業（12條）、經濟（11條）、環境（11條）。可見，在中國議題上，參選人與美國民衆已形成“共識”。
在貿易問題上，各參選人一緻認為是中國通過操縱彙率制造了中美貿易逆差，使得美國就業崗位大量流失。如特朗普說，美國與中國一年的貿易逆差達到了8000億美元，美國人現今收入不如18年前，而中國還在以7%、8%的速度增長，其原因是中國操控彙率，讓美國失去就業崗位。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裡、桑德斯等人也都持類似觀點。他們将美國國内經濟不景氣與就業崗位不充足都歸咎于中國，而絲毫沒有說明美國是所謂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積極倡導者，是中國彙率自由浮動的推動者，僅僅去計算就業崗位的多少，而不考慮這些崗位的性質；僅僅看到中國彙率的下調，而不提這背後中國央行為了實現彙率自由浮動而做出的努力以及中國所承擔的壓力。
在中美關系問題上，各參選人表現出明顯的敵意。共和黨參選人、惠普公司前董事長費奧瑞娜自稱富有與中國打交道的經驗，稱中國是正在崛起的美國對手，要想獲得其支持，就要對其進行壓制。共和黨參選人格雷厄姆稱，中國若想與美國搞好關系，就要表現得乖點。特朗普則先揚後抑，稱喜歡中國及中國的領導人，但是如果當選則絕不允許中國再占美國的便宜。這些表态都透露出美國的高傲，并沒有平等交往的想法，缺乏國家之間應有的尊重。
在網絡攻擊與安全問題上，各參選人将中國描繪為網絡空間的偷竊者和攻擊支持者。共和黨參選人克裡斯蒂一邊誇耀美國是開放的社會、光明磊落，一邊指責中國在網上行為“遮遮掩掩”。費奧瑞娜也指責中國公司利用網絡從美國公司盜取知識産權資料。但他們都似乎忘記了自家被曝光的“棱鏡”網絡監控項目。在人權問題上，各參選人主要攻擊中國的死刑與計劃生育政策。民主黨參選人奧馬利在将中國和也門等列入保留死刑國家時，都忘記自己所在的美國也保留死刑。共和黨參選人盧比奧攻擊中國的“二孩”政策“與獨生子女政策一樣不人道”，希拉裡則污蔑中國仍在實行“強制堕胎和強制分娩”，絲毫不顧及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在過去三十多年中為緩解全球人口壓力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以及中國在人口政策上進行的積極調整。
由此可見，各黨派參選人對中國的态度和所讨論的議題并沒有大的分歧。僅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裡的28條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的97條涉華言論進行詞頻分析，也能發現，不管二人在競選期間争鬥表現得多麼激烈，但是在圍繞中國的問題上，不僅關鍵詞相近，而且對議題重要性的權衡也相去不遠。希拉裡反複使用經濟、市場、商業等詞彙，特朗普則經常使用貿易、就業和貨币貶值等詞彙。而利用“中參館”對話題的分類進行分析，結果顯示，特朗普的34條（35.1%）發言都是在直接談論貿易問題時提及了中國，而希拉裡的4條（14.2%）發言有關貿易問題，3條（10.7%）有關環境問題。
但在具體目的上，參選人提及中國所要起到的作用卻有所不同，主要有三個：一是直接攻擊中國，樹立強勢形象，特别是共和黨一些右翼候選人對人權、南海等中國事務橫加幹涉，信誓旦旦地說自己如果當選将對中國采取遏制和施壓。二是将中國用作參照，讨論美國國内問題，以民主黨參選人桑德斯最為典型，他不斷以中國為例來說明美國在監獄管理、教育改革上是如何遲滞、落後。三是抓住競争對手在中國問題上的議論進行攻擊，例如特朗普在共和黨初選中，攻擊對手卡爾森對中國束手無策；希拉裡嘲笑特朗普在美西邊境樹牆的點子來自于中國的長城；特朗普則指責中美貿易逆差是希拉裡任國務卿時所造成的。而無論是哪種用法，都是參選政客在修辭層面借中國給美國民衆一個“解決方案”，将問題推擋出去，似乎有了出路，形成了共識，至于這個方案是否有效、能否落實則不是他們所感興趣的。
提高對美傳播針對性
以上分析說明，美國大選中的各個主要人物探讨中國議題的動機存在問題，對中國的大部分指責和貶損不僅缺乏依據，而且邏輯混亂。按照美國所标榜的制衡機制，媒體因其獨立地位而應向社會提供客觀公正的觀點，糾正政客們的錯誤說法和偏見。但實際情況是，美國新聞媒體有關中國問題的看法與大選參選人并無二緻。在針對中國與美國大選關系的報道中，新聞媒體也不會指出參選人的錯誤，而是将美國大選中簡單的“比貨”邏輯引入中國情境，在沒有詳實可靠數據支撐的前提下，大談中國民衆對特朗普的好感要強于希拉裡。加上互聯網傳播中“信息繭房”效應的影響，美國民衆也不會刻意去反思各位參選人有關中國的論述存在哪些問題，更不會反思自己對中國的看法是否因為受到影響而出現偏差，錯失正确認識本國危機根源和中國角色地位的機會。
近年來，我國媒體加強了面向美國等國的國家形象塑造，在講好中國故事上取得了進展。但是如果面對外國媒體和精英對我國不負責任的指責不進行有效反駁，面對民衆對我國歪曲的認識不進行及時糾正和說明，仍舊無法改變“挨罵”的局面。同時，也無助于對方國家正視自身問題，認真思考如何依靠自身力量解決問題。
行動是以觀念為引導的，而觀念是通過話語來體現的。在美國自身危機從經濟領域向其他領域擴散，而政客們依舊想将矛盾向外轉移之時，必須有一種力量、一個聲音對此予以揭露。而這個力量隻能是我們自己的媒體，這個聲音隻能是我們的媒體有針對性地面向美國民衆發出，别無他法。所要傳遞的内容無非兩個方面：一是用充分的數據來說明美國當今危機的情況以及産生的原因，要讓其認識到問題的根源在美國自身，要用豐富的曆史材料說明，如果一味地将問題歸罪于包括中國在内的其他國家，将導緻全球災難性的後果。二是針對美國政客在大選期間對中國的指責，要利用美國的傳統媒體和社交網絡從事實到邏輯進行反駁，指出謬誤所在，在此互動過程中幫助美國民衆認清有關中國的錯誤看法，也使得我國媒體和民衆真正看清我國制度的優越性，從而為扭轉被動“挨罵”地位邁出實際步伐。
「注釋」
①PewResearchCenter,“Americans’ConcernsaboutChina:Economics,Cyberattacks,HumanRightsToptheList”，September,2015,http://www.pewglobal.org/2015/09/09/americans-concerns-about-china-economicscyberattacks-human-rights-top-the-list/.
②ChinaFile，U.S.PresidentialCandidatesonChina，August，2016，https://www.chinafile/reporting-opinion/media/us-presidential-candidateschina.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