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澳大利亞已有30所高校開設傳媒本科教育，西澳大學是其中之一。筆者前往西澳大學訪學期間，考察了新聞專業的課堂教學。它的新聞專業設在社會科學學院，隸屬文學院，全稱為“傳播與媒介”，是西澳大學新聞教育的主要力量，專業排名位列全球150-200位。
澳大利亞高校不隻是面向國内，更面向國際招收留學生。目前隻有邦德大學、查爾斯斯特大學、傑姆斯庫克大學和墨爾本皇家理工學院的部分新聞課程對本地學生有特殊要求，其他所有課程都接受來自海外學生的申請，絕大多數高校通過互聯網接受海外學生的入學要求和登記注冊，這也體現了澳大利亞新聞教育的國際化特點。
案例透析
1.課程設置。西澳大學新聞專業的主幹課為傳播個案研究、傳播與大衆媒介、傳播研究項目、人類科技：辯論傳播、文化、新媒介和傳播、數字媒介、設計虛拟遊戲、電視和視頻制作。這些課程涉及傳播媒介理論的核心區域，非常集中，針對性強。除了專業課程，學生還要選修一定數量的主要學位課程之外的其他學位課程即“擴展課”來擴大知識面，這些“擴展課”必須包括至少一門關注變化着的全球社會的課程，以提升學生的“全球視野”。即使加上“擴展課”，學生的課程數量也不多，平均每個學期四門課，本科生在三年時間内隻要完成24門課，就符合拿到學位的條件。
2.教室授課。新聞專業的課程分兩種，一種是“大課”，一種是“指導課”。指導課更能體現出課堂的特色。學生選擇參加一定課時數的指導課，主要内容就是讨論教師事先布置好的幾個選題之一。指導課配有專門的助教，教師也會參加到指導課中和學生互動。默默坐在一角背筆記是沒有分數的，為了讓教師對自己有更深的印象，就必須利用一切機會表現自己，如出衆的口才、精心的發言設計、積極的網絡互動、與教師的頻繁交流、在讨論中提供有價值的内容等，向老師和其他學生證明自己的存在。而要做到這一點，課後就要花大量時間閱讀、撰寫發言稿、做好發言與讨論的準備。
其實，敢于自我表達和積極準備表達素材正是傳媒人的工作狀态，而這裡的學生在走出校門前，就無數次地訓練了這種工作模式。
教師講課速度都比較快，點到即止，如“傳播與大衆媒介”教師陶爾·哈珀講傳播學的“議題設置”理論，就說是誰說的，觀點是什麼，再來段引文，就結束了。這主要由于全部課件和閱讀材料預先在網上公開，學生可事先預習，課後也可去看，課堂教學隻是“仙人指路”而已。
3.課程考試。課堂雖然輕松，但學生最關心的考試并不太輕松。學期剛開學，教師們要花一周的時間談怎麼考試，可見考試的重要。考試分為平時小測驗、論文、實習、課堂活動、指導活動等幾部分，各占一定分值。還有網絡的小測驗，學生必須先閱讀網上的相關文獻，讀完後測驗題目才顯現，須在一周内完成測驗。各種閱讀、各種測驗、各種活動，擠滿學生的課外時間，想拿高分？臨時突擊、死記硬背可不行！所以學生們蠻拼的，圖書館夜裡十點鐘後依舊擠滿了人。
4.閱讀培養。在複雜的新的媒介語境中，未來的傳媒人要在短時間内形成對一個事件的正确看法，紮實的閱讀量是必不可少的。但新聞專業更強調的是：與其讓學生讀多少本書，不如讓學生形成閱讀的習慣。
沒有誰天生願意去讀艱深的理論著述，為确保學生閱讀，不少教師采用“考題刺激法”，一些小測驗每周都有，學生須在上完課後的一周時間内在網絡上讀完、答畢，題目就是基于所給閱讀材料而布置，題量不多，每次2-4道，隻有一次答題機會，學生必須仔仔細細地把布置的閱讀材料看上幾遍，才能确保分數過關。這些材料多是一本書的一個重要章節，或網站上有關的内容，老師不規訓，但通過給出閱讀材料指引方向。
大部分閱讀材料都由教師提前掃描到網上，可供學生閱讀下載，契合新媒體環境下的高效特點，與其讓學生花大把時間去找資料，不如提前把資料找好讓學生看，節省學生閱讀的時間。教師除直接給出閱讀章節掃描版外，也會開列書單，書單就鍊接着學校圖書館的目錄，一點擊，就看到這本書所處的位置、目錄編号、館藏情況，大大方便學生借閱。
5.作業設計。為完成幾乎每位老師都會布置的練習作業，學生必須自組5-6人的團隊，從選題、策劃、組稿、拍攝、剪輯，都要求小組合作完成，團隊成員自己分工，然後安排工作流程，彼此保持密切聯系。
筆者曾問傳播研究項目課的教師卡特麗娜：“團隊中的導演、制片很重要，會不會給他們高分？”答：“不會。分數都一樣。”問：“團隊裡有司機、後勤、化妝……他們也拿一樣的分嗎？”答：“當然，每個人在其中按照自己職業的表現才最重要，隻要他們能寫出相應的報告。”這裡的“報告”指在項目開始前，每位學生都要寫申請報告，陳述團隊角色與工作計劃，項目完成後還要寫總結報告，闡明實習成果。如果闡述清楚、論證完整，能證明一個司機在這個團隊中的價值，那麼這個“司機”也會拿到高分。是司機很重要嗎？不是。是讓學生從一開始就知道，要學會和習慣在團隊裡工作，而不是挑三揀四隻撿自己喜歡的工作。工作沒有高低，隻有不同而已。
學校圖書館裡有專門的讨論室，可供學生小組活動之用。這些遍布各樓層的讨論室裡經常傳出學生們嘤嘤嗡嗡的辯論聲。至于草坪上、餐館裡，更是一群群的學生聚集在一起，走近一聽，他們居然很多都是在讨論課堂選題。教師也會不定期進入某個團隊，和學生一起商量和讨論。他們刷新了課堂的定義——什麼是課堂？一個團隊的學生碰頭讨論的地方就叫課堂。
課堂後會有一些小測驗要在網上完成，也考“記憶題”，就是針對一段閱讀材料回答它的主要内容，但教師會專門注明，“小測驗的所謂正确答案并非你認為正确的答案，而是所給閱讀材料認為的答案”，被稱為“假想完美原則”，意為假定閱讀的材料是對的，然後再回答，提醒學生重視閱讀的同時不能成為閱讀的奴隸，要主動思考。教師還會提供很多觀點迥異的課外閱讀材料，如《傳播與大衆媒介》課教師陶爾·哈珀提供的“媒介暴力”的材料中，既有認為媒介暴力對孩子的負面影響很大的經典的社會調查和分析，也有認為媒體不該對兒童暴力負責的文章，材料本身就是可議論的，而不是單維度的。教師看重的是閱讀本身和與閱讀相伴的獨立思考，而不是答案。
為将獨立思考貫徹到底，“辯論”幾乎是學生拿到學分必不可少的一道作業，為此還有門主幹課叫作“人類科技：辯論傳播”，可見對辯論的重視。學生以組為單位開展辯論，不同組持有不同觀點，在“指導課”上辯論。為準備材料，組員們必須尋找材料支持自己的觀點并從對手角度考慮問題。
很多課堂作業讓學生設計項目，或拍攝一部作品，或開展一次調查。作業的核心就是養成遵守嚴格程序的習慣。很多作業并非讓學生真正去做項目，而是去按照嚴格的工作流程來做準備。教師會花整堂或更多的課堂時間告訴學生怎麼遵守工作程序，如組織團隊、設立目标、撰寫報告，項目書該如何從價值、意義寫到預計成果，類似國内的科研項目書申報。有個細節令人印象深刻，盡管是份虛拟的報告，一定要求學生寫上花費。
啟示
1.基礎技能的培養。澳大利亞新聞專業就業競争十分激烈，每年大概在主流媒體有300個左右崗位，而每年畢業生超過三倍，但新聞專業畢業生仍可在研究機構、雜志和期刊出版部門和新媒體機構供職。無論媒體格局如何變化，機會永遠都存在于那些基礎和傳統的能力上面。實踐證明，新聞專業畢業生如果能具備實際研究和生産技能、理論背景的複合式才能，對他們找到與媒體有關的高薪工作十分有利。在這種背景下，澳大利亞高校重視在傳媒理念形成、傳媒工作習慣孕育的本科階段夯實學生的思維基礎，開展不同視角的理解訓練，不僅注重想象和創新，而且強調紮實的按照流程的執行過程，力圖從基礎入手，培養學生的工作嚴謹性、閱讀廣泛性、思考獨立性、表達積極性及合作主動性，這樣的畢業生在時代的巨變中不但不會落伍，反而越來越顯現其強大的後勁。
2.課程設置的平衡。記者出身的學者華爾特·默多克（WalterMurdoch）就認為新聞教育不該在課堂進行，他戲谑地說：“我認識的最有能力的記者都沒有上過課。”他這麼說的原因就在于不信任過于理論化的新聞課程，認為其對實踐不具備指導意義。從另一方面說，也對新聞課程設置上理論與實務的平衡提出了要求，這也是當時媒體人的普遍建議。新南威爾士州教育官員卡邁克爾（A.C.Carmichael）1920年在悉尼大學讨論新聞業前景時就指出：對真正的記者而言，高校課程具有拓寬文化視野的影響。羅德裡克（Roderick）和雷維爾（Revill）在他們合著的澳大利亞第一本新聞實習教程《記者的手藝：現代實踐的指南》中指出，高校新聞教育是有用的，但不是新聞業成功的必由之途。新聞教育需要更為廣泛綜合的知識教育，而不僅是專業教育。1955年，“記協”起草了一份新聞教學大綱，但沒有公開推出，而隻是用在媒體内部的培訓中，介紹了五點培訓目标：第一，熟悉媒體各部門活動，擁有處理、收集、發布新聞的全部知識；第二，學習速記和打字；第三，參加高級記者或其他當局官員的新聞理論和實務講座；第四，參與實戰報道并獲得廣泛的實踐經驗；第五，陪同條線記者跑新聞并接受實踐指導。這個教學大綱注重維護新聞理論和實務訓練平衡的特點十分明顯。“記協”成員懷特提出過一份培訓課程的清單，包括英語語言、文學、哲學、憲法史、政治經濟學、政治學、三門新聞實踐課和一門選修課。“記協”塔斯馬尼亞委員會代表喬治·狄克遜（GeorgeDixon）對課程内容則有不同意見，他主張加強理論知識在課程中的地位，他建議的課單是：論文寫作、英語語言、文學、英國通史、英國殖民地史、歐洲曆史、經濟學。“記協”采納了狄克遜的建議，認為新聞教育不應局限于新聞業務，要讓學生掌握綜合知識，形成寬廣視野，這種觀點漸漸在高校新聞教育界形成了共識。為保證學生能夠接受理論和實務相結合的教育，澳大利亞的大部分新聞教師有着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較高的學曆水平，隻有不到5%的教師缺乏大衆媒體經驗。在加入學術隊伍之前，大多數在主流媒體上都有很長的職業生涯。隻有3.6%的教師沒有正式的高等教育資質，近一半的教師正在攻讀更高的學位，很多人已經拿到了學位。在澳大利亞的新聞講師中，有七分之一的講師出版了不止一本書，大多數參與了這樣那樣的媒體顧問。
3.新聞教育價值的強化。一開始，新聞業并不認同新聞教育，尤其不認同高校的新聞課程學習，“記協”的負責人凱文·多納胡（KevinO’Donohue）就提出：“新聞教育應該由新聞媒體的内部機構來承擔，而不是讓高校去做。”他的觀點得到了資深媒體人如澳大利亞廣播公司電視新聞編導谷雷（F.L.J.Gulley）和郵件編輯、管理總監西奧多布雷（TheodoreBray）的支持，他們認為：“見習記者唯一可行的訓練是報社的在職培訓。沒有報紙、電台或電視台會考慮在高校脫産訓練。”在類似觀點影響下，不少記者對課程學習的态度十分消極，如因為工作和上課時間沖突而逃課，一旦獲得記者身份就不再繼續學習等，華勒斯（Wallace）進一步指出，高校課程笨拙地嘗試着連接實踐和理論，但在行業人眼中，這些課程完全忽略了新聞實踐。
也有人支持高校新聞課程學習，哈德森（Hudson）認為，“在崗上課”的教育方式是行不通的，應引進美國通行的大學預備課程，讓學員全日制上課，進行系統學習。尼科爾斯（1916）就認為大學文憑對那些想從事新聞業的人是有用的，高校可以教的内容很多，包括語法、風格、一般知識、印刷機制、責任、道德等，他說：“我看不出任何理由，為什麼高校不能開設新聞課程？”1968年，昆士蘭的詹姆庫克大學的羅德裡克教授提出了一個至今流傳在新聞教育界的看法：如果新聞業要實現真正的專業化，就必須得到高校的支持。如果高校希望新聞教育真正得到發展，我相信，它也必須向一線記者求援。1970年代，5DN廣播電台的新聞編輯瑞安（Ryan）發出警告稱：“記者如果隻滿足于跑跑新聞，而不通過學習追求職業的專業化，就是在逃避責任。”
某種程度上說，澳大利亞新聞教育史也是一部新聞業對高校新聞教育的态度轉變史，從“文憑不是進入新聞業的先決條件”的認識，到記者應該“通過學習追求職業的專業化”的認識的轉變，揭示出了新聞教育逐步受到新聞業重視的過程，透露出在新的媒介語境中二者唇齒相依的關系。
（本文獲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江蘇藝術家與早期中國電影文化産業發展研究”（14FYS003）和江蘇省“青藍工程”項目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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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