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之際，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陸續召開，對新一年的經濟工作進行了部署，海外輿論對此高度關注，從貨币财政政策走向、人民币彙率走勢、金融風險防控、農業供給側改革，到房地産市場長效發展機制、地方債、企業運營成本、去産能，各類熱點議題被廣泛解讀。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閉幕，新華社對會議精神進行了滾動播發并在随後進行了持續解讀，路透社等海外媒體也把會議精神進行摘錄，以政策幹貨的形式對外發布，第一時間供市場分析人士和政策決策者參考。但是不容忽視的是，過去一年，國際社會對于中國經濟的負面評論和擔憂始終存在，解讀中國經濟的一個主要難點就是如何消除一些海外輿論對中國的不信任，乃至世界市場上某些人對中國懷有的敵意。
雖然中國入世已經15周年，中國經濟的溢出效應無可否認，但是我們依然能夠看到對中國經濟認識相當偏頗的觀點。比如，不久前接受德國《世界報》采訪的一位歐盟商會官員就說：“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幾乎一切都屬于國家。”西班牙一家媒體的報道也認為，中國不再是無可争議的經濟成功明星和世界增長引擎，而是變成了世界經濟問題的一部分。我們也看到很多标簽，比如“經濟僵屍化”，毫無效益的公司僵而不死；也看到很多讨論：應該害怕中國投資嗎？中國經濟會崩潰嗎？中國在發動貨币戰嗎？中國經濟轉型有效嗎？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一些海外學者評價說，海外輿論對中國問題上的歇斯底裡已經到了接近瘋狂的地步，這表明海外輿論關于中國經濟的定義存在着一種分化，在存在敵意和不信任的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聲音強調中國的貢獻，如果沒有中國，世界經濟肯定要比現在糟糕很多。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去講述中國的擔當、中國能力和中國貢獻。圍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我們從去産能、房地産調控長效機制、農業供給側改革、脫虛向實等領域展開了策劃，未來随着更多政策的出台，對外可以講述的故事和新聞會更多。
但從長遠來看，一兩次會議的報道是很難一下子化解所有的焦慮和疑惑的。就對外報道而言，我們的職責是為中國的發展塑造一個良好的外部輿論環境，推動中國經濟要更好地融入世界，這樣就需要看到外部世界的那些緊張情緒、焦慮和誤解，并及時做出回應，突出中國經濟的光明面，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對媒體人來說，看見焦慮和恐慌還不夠，重要的是看見不信任和誤解的根源，這樣才能有的放矢，避免隻是打嘴仗。
在實踐中，我們發現，這些不信任和誤解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希望從中國經濟發展中分一杯羹，但對中國經濟運行的模式缺乏了解和認同，市場上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很惶恐。比如，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發揮的作用是西方國家所不能了解的，對西方人來說是比較複雜、混亂和不清楚的。一方面，中國是全球少有的制定長期發展規劃的國家，它的好處是保證了政策的穩定性和公開性；另一方面，政府的主張通過各行各業去落實，企業行為很容易被打上政府的烙印。比如說，在歐洲尋求并購的中國投資者就被形容成“中央操控的并購機器”“國家貸款喂飽的收購者”，并由此受到目的國輿論的排斥。這個時候，我們的報道就要多強調政府如何深化改革，簡政放權，并重新定義自身的角色，更多地關注體制、規則和法律。由此引發出的一個議題就是市場經濟地位問題，雖然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簽署的條約第15條規定，15年後中國自動獲得這個地位，從目前看，一些經濟體都不大會輕易改變之前的立場，一定會尋求各種手段來保護自己免于中國出口的沖擊，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在反彈。中國的經濟治理模式究竟有怎樣的道理和優勢，這是需要持續不斷回顧的，它的治理思路如何與現有國際慣例相互兼容，相互發展，這個是需要進一步回答的。
二、在深化改革這件事情上，中國是否堅定決心，會不會臨陣退縮？有一種輿論認為，中國面臨最大的危險不是經濟放緩，而是在結構調整，在經濟轉型上臨陣退縮。中國是否真的能夠放棄傳統的粗放式增長模式，推進技術創新，加強環境保護，實行集約化的可持續發展是海外輿論拭目以待的。這個方面，老工業基地和“鏽帶”地區如何去産能，培育新增長點，告别工業制造的“傻大黑粗”備受矚目？通過改革，國有部門與私營企業之間的關系，特别是後者的資源獲得便利性有怎樣的進步也是需要持續解讀和回答的。
三、對“新常态”的不适應引發過度擔憂。過去40年，中國通過對外開放使經濟得以繁榮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入新常态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廉價勞動力優勢在減弱，一些産業開始轉向鄰近國家，在推進内需拉動過程中，中國人不斷改變的消費觀念，特别是用汽車、藝術品、房産等資産作為抵押，轉向典當行、P2P網絡及其他非正式放貸機構借錢消費的行為又引發了外界對中國家庭債務的擔憂。應該說中國目前的經濟調整逼迫很多國家跳出自己原有的舒适圈，去協同适應和進步，然而受慣性驅使，也自然會産生諸多不适，乃至過度擔憂。從報道上來說，我們要把新常态的積極影響、中國經濟的吸引力，以及中國的新經濟契機挖掘到位，解釋清楚。比如說，雖然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速度放緩，但它依然是世界首位，一些高科技企業依然在加大對中國的投入。
四、對中國經濟運行中的文化傳統不理解，産生畏懼。從發展戰略上說，外界對“一帶一路”誤解最有典型特色，中國希望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來造福沿線國家，實現共同經濟繁榮，一些輿論卻用它來渲染中國的政治企圖，這是因為不了解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從企業微觀運營層面來看，随着中國企業快速走向海外，與中國式經營有關的研究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際性關注，一些學者在中國式經營中看到了東方式的獨特的經營模式理論。例如在歐美，個人主義和業績主義受到重視，而在中國，集體主義和平等主義的影響更大。另外，儒家傳統、經濟改革、共産主義哲學等三方面因素對中國企業的發展産生怎樣的影響也引起了海外的興趣，這種從文化傳統角度解讀中國經濟的思路還沒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五、忽略了中國經濟的複雜性和龐大體量，從而引發過度擔憂。日本一家媒體曾報道北京工業化進程面對的兩個極端，一個場景是石景山區，曾經被首鋼占據的街道如今卻是食品店和麻将館林立，關張的理發店門前還貼着10年前的流行發型海報，而北邊的中關村，年輕創業者熱火朝天地聚集在類似美國矽谷的創業咖啡館，開發線上旅遊、機器人、智能吉他等産品，争相希望吸引天使投資者。同樣，東中西部的差距正在因為區域協作和區塊發展的戰略而得到彌合，就連扶貧攻堅這件事都催生了很多新的商業模式。還有城鎮化帶來的變化，應該說中國經濟面臨一個希望與困難并存的現實，如果看不到它的複雜性和自我療愈的能力，就會對中國面臨的挑戰感到很擔心，這也是需要我們在報道中不斷加強的方面。
除了以上外媒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誤解，我們對外經濟報道還面臨着挑戰。
一是在解讀中國經濟時，如何在大格局下尋找小的切口，讓講述經濟故事的角度更開闊。如果新聞性不突出，隻單純講述一個經濟發展的故事，雖然人情味很濃，可讀性很強，海外媒體也很難轉載，所以要加強落地還是要盯住新趨勢、新現象，盡量把動态做活，把專家點評、政府發布與經濟的微觀運營結合起來，把經濟政策的大變化同人的命運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既有針對性，又不生硬。
二是要在言論報道上再下功夫，特别是在輿論交鋒和政策出台解讀方面，可以多用英文評論亮明立場，直接回應海外關切。
三是努力提高政策和調研水平，從更宏觀的視角對國家發展戰略的落實進行深入解讀，比如長江經濟帶的落實涉及到十多個省份，它與京津冀一體化、“一帶一路”戰略的銜接，對中國經濟發展轉型，以及與世界經濟融合的推動，都是需要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做一個宏觀的梳理。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