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筆者指導的一個清華－奧美中國國家形象課題組在英國調研時，訪問了前英國外務大臣的發言人。我們問他：“你認為中國在哪幾個關鍵領域需要改善其國家形象?”他回答：“我不認同人們對中國的認知是中國國家形象傳播面臨的挑戰，中國不可能通過其對外傳播改善其國際形象，中國需要的是在人權、言論自由和政治公開性的實質行動。我不相信通過中國豐富的文化傳播就能改善人們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認知。”這位英國外交官說的話對中國外宣界來說不是很中聽，但是深刻地揭示了幾十年來中國一直無法改變其國際形象的根本問題，而其原因在于中國的治國理念、基本價值觀、政治制度是西方二元對立的價值觀從本質上無法理解和不願接受的。而在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上，中國外宣界長期以來都是回避的态度。
毛澤東解決了中國挨打的問題，鄧小平解決了中國挨餓的問題，現在習近平通過“中國夢”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挨罵的問題，或者說話語權問題。所有中國故事的背後都是價值觀和世界觀。中國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是什麼？中國理想的世界秩序是什麼？中國的關鍵概念與西方的關鍵概念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美國價值和“美國夢”可以在國際語境中傳播，中國價值和“中國夢”能否在國際語境下講述和傳播？不敢在世界上傳播中國理論，我們的外宣是打了政治折扣的。對外傳播不可以抹殺黨史、價值觀、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要敢于講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長期以來，在對外宣傳上，内外有别，堅持去意識形态化、去政治化、去價值，表面上無政治立場、無價值觀，這是對文化和意識形态從根基上的“self-hating”（自我仇恨）或“self-defeating”（不打自敗）。
2016年美國大選結束後，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在《金融時報》發表文章直言，長達70年的美國世界秩序更加接近終結。①美國世界秩序的終結，也意味着新自由主義集團多年來發動的全球傳播戰、全球網絡戰、全球思想戰和全球文化戰的失敗，不受約束的全球化和通過武裝力量進行自由主義價值傳教的時代即将結束，世界正處在曆史性大變局的前夜。此時此刻，我們要冷靜地思考未來的全球傳播秩序，思考中國理論在新形勢下的外宣戰略和策略，把自己從過去的外宣框架和思想牢籠裡解放出來。
本文結合2016年美國大選結果，提出中國理論的對外傳播要跳出新自由主義政治正确性議題陷阱，沖破“舊秩序”的思想框架，用中國古代無内外之分的普遍關懷的天下觀，變對外傳播為天下傳播，把習近平提出的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對外大傳播的終極目标。
一、新自由主義和CNN政治正确性議題陷阱
19世紀以來，西方人把許多思想能量、外交能量和政治能量投入于詳細闡述一個标準，根據它來判斷非歐洲人的社會是否充分“文明化”到可以被接受為歐洲人所支配的國際體系的成員。這個标準僅限于少數特權民族或集團，即人類的“精英”。全世界屬于新自由主義精英文化圈的人不到總人口的1%，甚至更少。新自由主義文化不是普世文化。共同的知識文化隻存在于精英層次，它在許多社會的根基很淺。值得懷疑的是，它在外交層面上被稱為共同的道德文化或共同的價值觀。亨廷頓指出，西方控制全球傳播的程度是非西方民族對西方不滿和敵視的重要根源。CNN估計有五千多萬收視率，即世界人口的1%（令人驚異地等于新自由主義文化人的數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與這些人重合）。但是，講英語的印度的精英黨人與印度的現實政治分道揚镳，多年後，導緻了莫迪上台。
堅持新自由主義文化或者被CNN及《華爾街日報》議題操縱的中國精英也要警惕，不要政治上脫離中國廣大的人民群衆，不要與中國的政治分道揚镳。來自新自由主義的輿論宣傳，不僅讓國内人民群衆迷了方向，也讓國際上一些人對中國産生錯誤理解。2014年在梵蒂岡的一間建成于15世紀的小會議室裡，候任總統特朗普的首席策劃師說：“我相信，自從蘇聯淪陷後的這些年裡，我們已經部分脫軌了。進入21世紀，我們的宗教、我們的信仰、整個西方發生了一場危機。”
中國外宣面臨的真正挑戰是我們自己陷入新自由主義議題和CNN議題的陷阱，或者不願正視全球問題是全球性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以及全球化帶來的不平等問題。歐美兩極分化導緻廣大人民群衆對新自由主義精英集團掌控美國和歐洲不滿。有話語權的新自由主義權勢精英把持着總統、議員、州長、大學校長和媒體領袖位置，他們制造政治正确性和新聞正确性的标準，結果在野的精英和沉默的大多數的聲音和議題不為我們的主流媒體所關注，這也導緻了中國的主流媒體、某些智庫和有的政策部門在美國大選前的誤判和誤導。
二、跳出“舊秩序“思想框架
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福山的“曆史終結論”成了普世主義或全球主義。但是，今天越來越多的人談論多元文明。先是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理論。他認為，隻有當一個國際體系中的國家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觀”，才算在一個國際社會。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過其思想、價值觀或宗教的優越性，而是通過它運用有組織的暴力方面的優勢。每一個文明都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湯因比嚴厲批評西方的“狹隘和傲慢”，并認為世界環繞着西方轉，存在着“不變的東方”，“進步”是不可避免的，到20世紀末，西方已膨脹為普遍的和狹隘的字符，自以為歐洲的西方文明是世界的普遍文明。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為西方對其他社會的文化統治和那些社會模仿西方的實踐和體制的需要做辯護。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态。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間的政治思想沖突正在被文化和宗教沖突所取代。西方國家的普世主義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沖突，最嚴重的是同伊斯蘭和中國的沖突。在未來的歲月裡，世界上将不會垂涎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讓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西方的未來和由各種文明構成的世界的未來，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的保障。②伊朗外交部長紮裡夫2015年12月初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說，生活在兩極和單極的世界秩序裡的民族國家必須順從地在這個秩序裡生存。但是，今天的世界變了，世界秩序在轉型。這個轉型的秩序帶來大量的機遇和挑戰。蘇聯的陷落不是東方集團的失敗，也不是西方集團的勝利。但是美國在蘇聯解體後自認為成了世界霸主，單方面發動侵略和占領。今天世界面臨的種種災難是美國上世紀90年代零和遊戲錯覺的結果。一個多極世界需要一個共赢的環境，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願景是理想的共赢環境。“一帶一路”促進包合，而不是排斥。世界新秩序的特點應該還是包合。當前亟需建設一個互聯、合作、共性和共在的網絡。今天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不僅經濟全球化，安全和非安全也全球化了。我們不可能通過犧牲别人的安全來換取自己的安全。恐怖主義不可能被軍事大棒打倒，而是要靠社會經濟發展和接受文化差異。如果嚴肅地看待全球問題，我們要改變我們的态度和方式。
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特朗普通過鮮明的“反政治正确性”立場赢得了民意支持。特朗普的“反政治正确性”運動被視為是對美國主流精英統治集團的颠覆，遭到包括美國政界、學界、媒體界、文化界各路精英的聯手打壓，但投票結果讓貌似強勢的精英集團發現自己失去了對社會和政治的控制力，徹底颠覆了基于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态的，以自由、民主、人權為旗幟的，大到維持全球秩序、小到美國社會控制的各個領域内無所不包且長盛不衰的“政治正确”規則。美國的精英集團也因此喪失了世界上的文化領導權。③
多年來，我們在對外傳播和國家形象建設中，把美國“軟實力”标準作為我們外宣和國家形象建設的标準和目标。但是，在2016年的大選中，美國軟硬實力雙雙下降，美國兩黨在政治上失去了代表性，主流媒體也失去了代表性，大法官、總統、聯邦調查局和媒體等所謂的中立機構都帶着明顯的政治立場，直接介入大選，顯示美國政治制度的危機。在美國大選後，福山發表文章說，特朗普擔任總統将标志着一個時代的終結，在那個時代，美國對世界各地生活在腐敗威權政府統治之下的人們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征，美國的影響力一直更多地依賴于其“軟實力”。④
美國政治正确性和文化軟實力的雙雙失敗為中國理論走出去提供了一個百年不遇的機會。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提出必須勇于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要走一條創新型開放之路，一方面中國自己要堅持開放，另一方面也要促使歐美國家在思想上和價值觀上對中國開放，促使歐美國家和其他追随西方堅持政治上和文化上二元對立的國家，超越各自的文化傲慢與偏見，超越不同形式的屏障和局限，對中國理論、中國價值和中國文化開放門戶，用一種開放的态度對待中國理論、中國制度、中國道路、中國價值和中國文化。按照創新開放的要求，中國理論、中國文化應當勇于走進美國思想界和教育界的精英。中國理論、中國道路、中國夢、中國學者、中國課程、中國教科書要走進美國的大學校園。就像中國的名牌大學聘請美國教師在人文社科和新聞傳播領域教書并使用美國教材一樣，中國也要通過各方面的努力，比如中國駐美使館、歐美同學會、中國友協等官方或民間機構，把人文社科領域的中國教授和中國教科書推向美國大學課堂，宣講中國理論和中國價值，深層次地影響美國教育界和美國的下一代，為中國未來聯手美國及世界各國人民共建世界新秩序鋪平道路。
基辛格最近在接受《大西洋》月刊訪談時說，中美關系大門的打開，是美國對中國的開放。事實上，也是當時中國領導人不斷向美國傳遞信息，迫使美國對中國開放。在美國大選結束後的第二天，《大西洋》月刊刊登了對基辛格的長篇訪談錄《世界的混亂與世界的秩序》。⑤格說，從長遠看，美國與中國的關系将塑造國際秩序的未來。美國和中國将是對國際秩序最有影響的國家。美國堅持的全球秩序與中國的治國理政是有本質不同的。美國左右兩派都把中國視為異類，不會放棄對中國的遏制，這是結構性的矛盾。中國理論必須走進西方教育界和思想界。如果美國人不能學會用中國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中國，美國主流媒體在思想深處永遠擺脫不了二元對立的對話報道立場和态度。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把自己的“文明”當成一種資格，以裁判者和世界領導者自居，自認為可以居高臨下地對“半蒙昧和半野蠻”的中國境内的事情進行幹預。西方在大學的哲學和曆史教學中，不講中國哲學和曆史，僅在東方語言學中設立相關課程。這表明，中國文化是被排除在西方主導和制造的“現代文明”之外的。例如，中國與西藏正當的中央與地方關系被西方定義為“奴役與被奴役”“占領與被占領”“侵略與被侵略”的關系。而西方學界和媒體在讨論今天美洲的現實問題時，從來不糾結西班牙進駐南美、英國和法國進入北美，這是因為某些西方國家迄今仍然以所謂西方文明為标準，仍把中國視為“野蠻人”對西藏的“入侵”，而西方國家作為“文明國家”對美洲和印度的“啟蒙、開發、服化”，是把這些地區和人民帶入“文明世界”。
三、中國理論能否講一個好故事
中國理論在世界傳播中，能否提出有感召力的叙事方式？講一個好故事？早在兩千年前，孔夫子就講了一個好故事，他講的是未來“一帶一路”新秩序，也是未來世界新秩序：“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鳏、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天在“美國夢”終結的時候，正是崛起的中國提出“中國夢”和“一帶一路”的人類新文明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叙事框架的時刻。習近平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天下大同的人類共同體。香港學者劉強說，“損99%益1%的全球秩序是不可持續發展的。今天已走到了盡頭，危機馬上要爆發，由我國領導的全球新秩序勢将于舊秩序的灰燼中重生，帶領全人類走向脫貧均富的道路。地球上少數人已經先富起來了，當下就要共同緻富。中國方案證明這是可行的，到2020年我國将全民脫貧。”基辛格說，“中國國内在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習近平主席提出‘兩個百年’的目标——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年和新中國成立100年。第一個一百年是在2021年，第二個一百年是在2049年。等到了第二個百年的時候，中國人自己估計，他們在物質上和戰略上将會獲得與包括美國在内的當時的任何國家的絕對平等地位。”⑥習近平2016年9月在20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說，實現共同發展是各國人民特别是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普遍願望。據相關統計，現在世界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7左右，超過了公認的0.6“危險線”，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中國将通過支持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提高能源可及性、提高能效、加強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發展普惠金融、鼓勵青年創業等方式，減少全球發展不平等和不平衡，使各國人民共享世界經濟增長成果。⑦
中國理論的世界傳播要有所側重，要把重點放在非西方國家，特别是“一帶一路”上的國家。不同于近代曆史上絲綢之路的西方列強，中國通過“一帶一路”與沿線小國建立命運共同體、多元文明圈。當年西方媒體嚴重诋毀中國形象，西方國家抵制中國進入聯合國，但是中國通過在發展中國家大力推廣自己的政治理論、發展道路和治理模式，最後在聯合國大會上成功地赢得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一帶一路”應成為中國理論對外傳播的重點地區，應成為中國理論對外傳播的抓手和重要議題。
正在來臨的“一帶一路”新秩序意味着重新叙述曆史和文化。為什麼中國有可能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建新的文明圈，并共同塑造未來世界新秩序？趙汀陽說，中國綜合文化的形成方式，稱之為“化”。化是變易，不是一方之改變，而是互化，是多種文化對存在秩序的合力重構。當今有人對國内穆斯林的存在十分焦慮，這就像宋與遼金西夏并立時代宋陷于前所未有的關于中國的焦慮。此種焦慮迫使宋朝的政治叙事從“天下人的天下”觀念替換為漢人的中國，這等于背離了中國古代傳統的普遍關懷之天命傳統。⑧今天習近平将古人的天下理念表達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帶一路”上文化異質的國家能與中華文化構成一個文化共同體嗎？趙汀陽說，中國是一個神學概念，中國就是中國人的信仰。來自西方曆史線索的民族國家、民族主義、征服王朝、帝國主義等等現代學術概念對于西方曆史是自然連貫的，而用于解釋中國曆史則造成曆史線索的斷裂。盡管1911年之後的中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西方主導的曆史的一部分。中國古代天下觀的“無外”意味着最大限度的兼容性，不拒絕任何人的參與，成為對所有人具有同等吸引力并且可加以同等利用的資源。⑨基辛格承認中國跟美國的世界觀不一樣。他說，美國認為，美國例外論讓其有資格教育别人，因為美國人相信，當别人接受了他們的原則，世界就會更和平。但是中國人也認為自己是例外的。中國人不會去試圖馴化他人。中國人相信，如果中國表現出色，令其他國家豔羨，這些國家就會成為中國的文化和政治的“朝貢國”。⑩
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一帶一路，中國是在傳播一種什麼樣的價值觀？通過西方新自由主義試圖滲透中國和其他國家意識形态和政策部門的種種表現，我們發現，西方利用其“文明”所占據的“道德高地”，不僅為世界，更試圖在世界各地建立一套政治正确性标準和文明正确性标準。在今天的國際競争和大國博弈中，得标準則得天下。誰掌握了标準，誰就能夠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國際遊戲規則，就能夠在國際上擁有話語權。在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上，如果我們掌握了政治正确性标準的制定權，我們也就掌握了國際話語的主動權。一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源于其對國家領土主權的維護、對曆史傳統的繼承、對人民生活的改善、對人民健康的提升和全民文化素養的提高。習近平在2016年8月全國衛生與健康會議上的講話直接把保障人民健康與民族獨立、人民的解放聯系起來。1949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是35歲，1975年提升到67歲，2016年提升到76歲。中國的文盲，從1949年占人口的80%，減少到1964年的52%，2010年的4%。這兩組簡單的數字，證明了中國理論、中國道路和中國制度的正确性、合法性。
（本文是中國外文局重點課題“中國夢、中國道路的對外傳播研究”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羅伯特·卡根：《美國不再管世界秩序》，《金融時報》中文網站，2016年11月22日。
②亨廷頓：《文明的沖突》中文版，新華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頁。
③郭松民：《特朗普的顔色革命能走多遠？》，紫網在線http://www.ziwzx/opinion/201611/23832.html。
④福山：《特朗普的美國與新全球秩序》，《金融時報》中文網站，2016年11月21日。
⑤JeffreyGoldberg，“WorldChaosandWorldOrder:ConversationsWithHenryKissinger，”TheAtlantic，Nov10,2016.
⑥同⑤。
⑦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的開幕辭，新華社2016年9月4日。
⑧趙汀陽推薦：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神學概念，http://chuansong.me/n/1793096。
⑨同⑧。
⑩同⑤。
責編：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