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粹主義背後的西方精神危機
為何民粹主義浪潮在西方來勢洶洶，一波接着一波？民衆為何會反精英、反建制、反全球化？其背後有深層次的經濟和社會原因。而這些蘊含在西方政治和社會中的因素，不但最終反映為民衆的政治要求，還給西方社會帶來了新一輪的精神危機。原來笃信不疑的價值觀念、引以為豪的發展模式遭到現實的挑戰，每況愈下的生活與美好的願景形成強烈反差。貧富差距、毒品泛濫、失業率上升等社會問題越積越多，社會失去活力，矛盾無法緩解，往日榮光漸行漸遠。民衆尤其是中産階級對政府、體制、發展模式普遍擔憂、失望甚至懷疑。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顯示，希臘65%的受訪者、意大利52%的受訪者、法國46%的受訪者和英國40%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國家在過去的十年裡國際地位下降了，而不是上升了。巨大的精神危機之下，民衆會越發把責任歸咎于政府，歸咎于精英，擔憂資本主義發展方式，反對全球化。這種精神危機有三個典型的表現形式：
1.主流價值撕裂
在精神危機中，西方社會的主流價值受到沖擊，社會群體的心理裂痕日漸加深，以緻出現激烈的價值觀對立。其中，民衆與精英的對立、本地居民與外來移民的對立、城市與鄉村的對立、反對全球化與支持全球化的對立、宗教之間的對立等，各種各樣的社會價值分歧撕裂了西方的主流價值構建，傳統的社會秩序受到沖擊，各種矛盾日益凸顯。
在美國，WASP（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是社會主流價值觀的代表。然而正是白人社會地位的衰落，導緻了美國的民粹主義浪潮。從上世紀60年代至今，白人勞工階層中30到40多歲的男性工作率從96%下降到79%，同時，他們的已婚率從86%下降到52%。在社會上，白人勞工被上層精英鄙視。在經濟上，他們受到下層移民沖擊。憤怒的美國白人勞工開始仇視外來移民，漠視精英。這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表現得淋漓盡緻。
在脫離歐盟問題上，英國社會也展示出截然對立的社會圖景。公投數據證明：大城市的居民更希望留在歐盟，因為他們都能從中得利；大城市的移民也希望留在歐盟，不希望移民政策出現緊縮；小城市和鄉下的居民更希望脫離歐盟；老年人比年輕人更希望脫歐；沒受過教育的人比受過教育的人更希望脫歐。不但英國是這樣，整個歐洲都開始出現越來越明顯的宗教和族群對立問題。由于穆斯林人口的擴大和伊斯蘭地區恐怖主義的肆虐，西方社會抵制穆斯林的呼聲越來越高。
2.制度自信下滑
新自由主義是冷戰後西方“勝利主義”的意識形态基礎。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釀成的災難讓民衆心有餘悸。西方人的自信心在下降。美國《華盛頓郵報》2011年8月公布的民調顯示，多數美國人認為，該為當下經濟危機負責的恰恰是華盛頓的兩黨政客。接近3/4的受訪者不相信華盛頓有能力修補美國經濟，與2010年10月相比，“無信心”投票增加21個百分點。另外，接近80%的人對美國現行政治體系不滿，其中45%的人表示“極為不滿”。《明鏡》周刊題為“西方往事”的文章說，“西方”這個詞曾有過很深的含義，這個世界中的國家分享着民主的尊嚴，擁有共同目标和價值觀，比專制和暴政國家更加正義。但現在，一切看上去成了“往事”，西方已經不複存在了。
在這種背景下，特朗普的競選口号“讓美國重新強大”宛如一隻悲哀的号角在落日黃昏中獨奏。連美國人自己都覺得美國衰落了，美國挑起的“西方”大旗已不再熠熠生輝。低水平的投票率反映了選民對政黨的越來越不信任和不滿意。近年來的美國大選中，無黨派人士的隊伍一直持續壯大。政治腐敗讓民衆更加失去對西方制度的信心。以院外遊說、政治獻金和“旋轉門”為代表，政治精英的分肥制已成了美國政治難以消除的痼疾。奧巴馬政府無法實現“劫富”，隻能依靠醫保政策加大“濟貧”，以緩解社會壓力。國家财政愈發惡化，社會福利費用隻用于部分需救濟人員的改革讓民衆更加不滿。民主黨的“偉大社會”計劃以失敗告終。美國民主的有效性遭到前所未有的懷疑。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所推行的美國式“民主制度”不但沒有實現民衆生活好轉，社會繁榮。這些地區反而越來越動亂，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在内外事實面前，西方的制度自信遭受重創。
3.價值觀轉向
西方的核心價值觀“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信條在每況愈下的現實面前顯得蒼白無力。自由競争和機會平等在全球化框架下并沒有最終讓民衆普遍獲益。在全球化、智能化和信息化時代的浪潮中，西方大量的工作崗位被淘汰。相信機會平等的民衆發現在勤奮、聰明的外來移民面前，他們的機會渺茫。歐洲在面對洶湧而至的難民時，傳統的價值觀告訴他們：要幫助這些難民，要給難民生存的權利。但許多民衆的實際處境卻告訴他們：如果有更多的難民進來和他們争奪“飯碗”，無疑是和他們争奪生存機會。
西方自由主義價值光環的褪色，使得部分西方民衆的價值認同開始轉向了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2015年6月，美國人口統計局公布最新數據，在五歲以下的美國兒童中，白人第一次成為少數民族，而黑人、西班牙裔和亞裔總人口第一次成了多數，這意味着大多數美國人已經開始成為少數族裔了。白人開始恐慌，實際上從第一位非白人總統奧巴馬的當選起，他們已經感受到了威脅。美國曆史上的排外傳統似乎又要死灰複燃。特朗普赤裸裸的排外主義和種族歧視言論，為他赢得了大量白人選民的選票。在英國，脫歐派的政客宣揚民族主義和利己主義。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浪潮擡頭，歐盟的未來蒙上深深的陰影。
二、中國價值觀傳播迎來機遇
在新的形勢下，西方對中國的價值觀壓力出現明顯的緩解。特朗普在他的競選綱領中，盡管激烈地批評中國，卻很少再提及中國的政治制度和人權等問題，這在之前的美國總統候選人中是非常罕見的。而英國在卡梅倫政府時期則明顯突破了意識形态的藩籬，傳統上和中國“隻談錢不談感情”的政治正确性被超越，中英關系迎來“黃金時代”。僅從意識形态上來看，中國和西方關系開始出現以前不具備的條件和基礎。
但對中國來說，在話語權問題上不但要緩解被動的局面，更迎來主動的機遇。長期以來，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心态下，西方主流社會對中國的價值觀和發展道路不看、不聽、不理。而今天西方在自身的精神危機和社會反思中，對于中國的模式和道路有了更開放的态度和興趣。這個時候，“中國故事”有了更多的聽衆。可以說，西方社會的反思浪潮，也伴随着對中國這個現如今熱情、昂揚、自信的東方大國的持續聚焦。在特朗普、卡梅倫們用不同的方式把“中國”當成口頭禅時，西方對中國的心态已經悄然變化。不管他們如何認識中國上升的力量，他們都更清晰地面對中國的發展奇迹，想了解中國發展背後的原因。而在西方懷疑和彷徨的時候，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希望把自己的發展經驗分享給全世界。這些發展經驗背後，蘊藏着中國的獨特的價值觀。
當然，新時期中國價值觀的傳播不能走西方式的“強買強賣”道路。應當緊緊抓住西方社會最核心的難題，面向西方民衆心中最迫切的疑惑，講出中國的經驗、方法和價值。一方面讓西方社會更加理解和正視中國，另一方面也用中國的思想為西方的改革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當價值觀的傳播是起于需求、終于互利的時候，就成為文明互鑒的進程。
我們認為，以下一些價值觀問題是當前西方社會最希望聽到的中國故事，值得重點研究、提煉和對外傳播。
第一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優點。長期以來，西方對中國的政治制度持有強烈的偏見。在當前局面下，中國有機會更好地講述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在對外傳播中，講“優勢”不是講“優于”，不必搞比較、對抗，而應求補充、互鑒。講好中國政治制度，首先要講好中國共産黨。中國的發展都是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完成的。中國共産黨顯然不是西方意義下的普通政黨。因而要講好中國共産黨，就要超越傳統的西方式的政黨理論。中國共産黨是一個精英統治團體，而不像西方政黨一樣是部分社會利益代表和表達團體，這一定程度上根植于中國悠久的賢能政治傳統。中國共産黨在全社會範圍内選拔和培養政治統治者，這與西方社會通過全民選舉在精英中選出統治者，是形式不同的民主，也是邏輯不同的政治文化。而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在全球危機的時代，顯然避免了西方式民主的惡性對抗和社會撕裂，更能堅持做正确的事，在政策層面上也能夠更好地協商、平衡和堅持。在西方民主的亂象中，中國應該更清晰地闡釋中國政治制度的優點。
第二是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哲學。新自由主義最大的邏輯前提是個人自由。其成于此，其敗也于此。因為西方個人主義具有自由解放的一面，也包含着弱肉強食的一面。而在中國的哲學中，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和天下都是同構的。在由内而外的層層結構中，貫穿着統一的哲學，就是和諧。個人修身，正心而誠意，内在的和諧奠定了外在的和諧。因而中國的人字是小寫的，是家國天下自然大道中的一部分。中國的政治、社會都依此觀念而構建。在全球性的危機中，在中國國家快速發展和轉型期内，中國和西方一樣也面臨着激烈的社會矛盾。但中國處理這種社會矛盾的方式與西方相比更加柔韌，中國人對矛盾的理解、包容能力更強。西方所預言的中國崩潰遲遲沒有到來。當西方出現社會危機、出現各種剛性的對抗時，可能更有興趣了解中國人的哲學邏輯。
第三是民族融合和宗教包容的能力。西方所經曆的“文明摩擦”，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中也長期存在。中國曆史上曾經發生過四次民族大融合。第一次是春秋、戰國時期，在中國腹心地區進行，形成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漢民族。第二次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遷徙出現對流，一部分漢族往周邊去，周邊少數民族徙往内地。其後在宋遼金元時期，民族融合多是在邊疆地區進行。第四次民族大融合發生在清代，奠定了現在中國疆域和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基礎。因而中國在處理宗教、民族問題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經驗。首先，從目标上看，中國在政治上從來是崇尚“合”而不是崇尚“分”的，不管政治矛盾多麼激烈，統一總是大目标。民族割據政權最終要走向大一統，才是回歸政治的常态。這背後是超越民族、着眼人類和文明的“天下觀”。其次，從方法上看，中國把民族和宗教視為文化問題，而不視為政治問題。中國的很多戰争是以民族武裝為基礎的、或是以宗教為紐帶的，但在正常的統治時期，中國在政治層面強有力的大一統與文化層面的多民族、多宗教局面能夠和諧共存。最後，從手段上來看，中國處理民族宗教問題非常靈活，也相當耐心，曆朝曆代都有對民族地區的特殊統治機構，還通過移民、通婚、互市、文化交流等手段把主體民族與其他民族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些總體上頗為成功的民族政策來源于強大而富有生命力的中華文化，其在維護民族團結統一方面厥功甚偉。因而，中國在近代以前都隻有天下觀，沒有民族觀。而到了今天，中國的外交政策越發明顯超越歐洲式民族國家體系的思維，傳統觀念通過結合現代因素，自我揚棄、出現回歸。
三、新形勢下中國價值觀對外傳播的方法
當前整個西方籠罩在自我反思的精神危機中，并把目光轉向中國，中國價值觀的對外傳播有了新的機遇。但這不意味着西方會迅速放棄話語權。為了反思和自保，西方社會的保守主義傾向會增強，政治和外交的争奪仍将非常激烈。因此，本文提出中國價值觀對外傳播的機遇，是一種結構性的機遇，也就是在部分重要問題、面對部分西方受衆、出現了一定限度的溝通空間。這樣的局面對于中國的對外傳播來說，不但沒有變得更輕松，反而更具有挑戰性，更要求傳播策略的清晰和傳播方法的精煉。為此應該更加強調以下原則：
第一，對不同的受衆講不同的故事。這裡的“不同受衆”，不隻是指傳播理論中通常強調的不同媒介的受衆（讀者、觀衆、聽衆、網民）、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受衆、不同年齡段的受衆或不同性别的受衆，而更多的是指在西方社會精神危機和結構性撕裂中的不同受衆，如行業精英與普通民衆，基督教徒與穆斯林，本地居民與移民，白人群體與亞、非裔群體，反全球化者與支持全球化者。這些受衆之間複雜而又交叉的思想分歧既給“中國故事”帶來多樣的、真誠的聽衆，也對中國故事的傳播提出了新的挑戰。移民肯定更想聽中國民族融合的故事，而被特朗普現象沖擊的美國知識精英可能更有興趣了解中國式的政治制度。中國價值觀的傳播必須更精确地對應需求而進行。
第二，用不同的方式講中國故事。例如，要講中國的模式和道路，如果是跟西方的精英講，恐怕要更清晰地提煉出富有曆史和哲學深度、符合普遍價值的理論才可以；對西方普通民衆講，則需要中國民衆、社會組織和企業等在對外交往中，更好地去講中國人自己身邊的故事。當前條件下，中國愈發成為西方人關注的焦點，把中國的故事拍攝成電影、紀錄片、深度采訪等，尤其是讓西方媒體和藝術家自己去拍攝，會比以前有更多的機會。對于中國的文化和藝術形式，如功夫、中醫、手工藝、電影等，已經在西方社會有了一定傳播基礎，主要問題是如何在文化形式的傳播中凝練和表達出中國的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正好回應了西方人心中的文化問題。
第三，讓普通中國人去講好中國故事。中國民衆如何理解國際形勢的變化、如何看待未來的中外關系？是否知道外國人怎麼看待中國，他們又會問中國什麼問題？中國民衆有沒有能力去回答外國人的疑問?上面這些問題已經是老問題，但在今天的形勢下，将不但決定新時期中國價值觀對外傳播的廣度和深度，更決定中國人在西方的精神危機之中，能否實現自我的精神成長和蛻變。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