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譯實踐與國家意志
翻譯從來不是在真空裡進行的②，它要受到贊助人（patronage）、意識形态（ideology）、詩學（poetics）、經濟等各種因素的制約。其中，贊助人包括具有影響力的個人和團體（出版商、媒體、政治派别或政黨）、負責傳播文學和文學思想的機構（高等院校、學術期刊）等。③勒菲弗爾進一步指出，贊助人對翻譯的操縱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意識形态因素，贊助人決定着譯作的主題和表現形式；二是經濟因素，贊助人為譯者安排工作、支付薪酬、保證他們的物質生活；三是社會地位因素，通過譯作，譯者獲得一定的社會認可和地位。④國家翻譯實踐（NationalTranslationProgram）指以國家名義為實現自利的戰略目标而自發實施的自主性翻譯實踐⑤，即國家（政府）是翻譯行為的策劃人和贊助人。國家（政府）在翻譯機構設置、翻譯政策及原則制定、譯員篩選與培訓、譯作發行及推廣等方面行使決定權。此類翻譯實踐在中外曆史上屢見不鮮：唐代玄奘大師主持的佛經“譯場”“譯《大般若》《瑜伽師地》《大毗婆沙》及《六足》《發智》《俱舍》。即此諸編，已逾千卷”。⑥而“譯場”的組織與運作無不受到朝廷之影響，唐太宗還為《瑜伽師地》作譯序。歐洲中世紀的“托萊多翻譯院”翻譯了數量龐大的阿拉伯語和希臘語原作，包括《幾何原本》《倫理學》及《卡裡來和笛木乃》，這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罕有的一次友好接觸，而西班牙政府和大主教雷蒙（Raymond）及羅德裡克（Roderic）是其主要資助者。⑦新中國成立後，為鞏固政權、加強對外交流，中國政府先後設立了三個國家級專門翻譯機構：“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今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1949）、“中央編譯局”（1953）和“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翻譯局（今中國民族語文翻譯局）”（1955）。⑧“9·11”事件後，美國将恐怖主義視為其主要威脅，并在全球範圍内發起了一系列反恐行動，為了消除語言障礙，美國國防部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培訓翻譯人員和開發戰地翻譯機器（如Phraselator）。
可見，國家翻譯由來已久，它是國家形象意識、文化主權意識、語言政策意識即國家意志的體現。國家是翻譯實踐的“行為主體”和“法律主體”，翻譯機構的運作由國家承擔全部費用，并在國家權力的保障下形成常規和長效機制。⑨它号召力強、規模龐大、組織嚴密的特征客觀上保證了譯作的權威性和經典性，也确保了繁複的翻譯項目得以及時順利地完成。當前，經濟、政治及文化維度的全球化不斷深入，作為溝通橋梁的翻譯對塑造國家形象、維護國家利益特别是提高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和“文化競争力”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二、作為文化外交的“中國關鍵詞”
文化外交（CulturalDiplomacy）是通過思想、信息、價值觀、制度、傳統、信仰以及文化等其他方面的交流，旨在增加國家之間相互理解的外交方式。⑩它與政治外交、經濟外交和軍事外交一起構成外交活動的四個層面。文化外交的方式包括政府層面的文化外交（如文化代表團的互訪）、教育文化交流活動（如設立孔子學院）、信息交流活動（包括圖書報刊、廣播電視電影、互聯網）等。11成功的文化外交有助于一國改善國家形象、有效推行外交政策、建立及促進與他國的理解和信任。和平年代，文化外交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其他外交手段。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總理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用中國傳統戲曲等文化外交策略争取國際關系的主動權，突破了西方霸權主義勢力的政治和經濟封鎖。1972年中美之間的“乒乓外交”被國際輿論界稱譽為“超級文化外交”，“對解凍中美冷戰關系起到超乎尋常的作用，是國際關系史上的傑出範例”。12進入新世紀，文化外交在國際關系中的角色愈加重要。我國政府根據對外關系的整體格局，積極開展以“文化年”為代表的國家公關活動。自2003年以來，中國已成功舉辦了法國“中國文化年”（2003-2004）、“中印友好年”（2006）、俄羅斯“中國年”（2007-2008）、意大利“中國文化年”（2008-2009）、俄羅斯“漢語年”（2010）、澳大利亞“中國文化年”（2011-2012）、德國“中國文化年”（2014-2015）、“中拉文化交流年”（2016）等文化外交活動。
翻譯實踐特别是國家層面的翻譯實踐在文化外交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2013年12月中國外文局及中國翻譯研究院聯合創建的“中國關鍵詞多語對外傳播平台”是世界上第一個政府主導的對外譯介網絡平台，對“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政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國際形勢和外交戰略”等專題的核心詞彙進行了精确闡釋和權威解讀。下面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共十八大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一詞條的英譯（ThecorevaluesofChinesesocialismInNovember2012the18thCPCNationalCongresscalledforeffortstofosterthecorevaluesofthepursuitofprosperity,democracy,civility,harmony,freedom,equality,justice,ruleoflaw,patriotism,dedication,integrity,andgoodwill.）為例，分析“中國關鍵詞”的特點。
從字詞翻譯角度來看，在保證簡潔準确的基礎上，盡量符合各國語言習慣，盡量考慮讀者需求。比如，“提出”沒有翻譯為“putforward”，而是譯為“callfor”，這是因為後者更具感召力與親和力。而“富強”一詞如果對應地譯為“prosperityandmightiness”，其傳播效果定會受到限制，因為“mightiness”暗含國力強盛，也可以解構地理解為軍事力量的強大，這顯然可能會引起受衆的排斥。進一步分析各項詞條，筆者發現在詞條的選編方面，“中國關鍵詞”編譯組沒有死闆地照抄領導講話和中央文件，而是以它們為基礎和參考，對核心概念進行思想提煉和語言重組，并以客觀的立場，親切生動、言簡意赅的語言進行闡述。此外，重視共性，以共性為基點闡釋個性也是一大特色，這無疑有利于拉近“關鍵詞”與讀者的距離。據統計，截止到2016年9月，共有180多個“關鍵詞”詞條，通過紙質媒體、網絡平台、手機社交平台等進行全球傳播。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需要更好地與世界對話。翻譯具備增信釋疑的重要功能，是我們與各國人民分享“中國故事”的主要渠道。筆者認為，“中國關鍵詞”是全球化時代我國政府文化外交的重大舉措，其重要價值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它是構建中國特色政治話語體系的創新舉措，也是中國政治話語對外傳播的重要探索，有助于國際社會全面地了解中國曆史，理解當代中國的發展道路和核心理念。其次，“關鍵詞”是中國故事的提煉，是中華思想文化的精髓，它的傳播面廣、傳播渠道多元化，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載體與窗口。再次，“關鍵詞”的選編與翻譯充分考慮了受衆的認知習慣和文化接受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外籍翻譯專家的建議，有助于縮小理解鴻溝與感情距離，糾正誤讀與曲解。
三、問題與建議
近年來，國家翻譯實踐在文化外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國家層面的翻譯研究中心紛紛成立；一系列政府主導的翻譯項目陸續推出：“大中華文庫”“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對外譯介工程”“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中華學術外譯”“中國-中東歐國家互譯出版工程”“中俄互譯出版項目”等；學界就相關領域展開的學術會議和專題研究也如火如荼。可以說，以外譯為主要媒介的文學“走出去”和文化“走出去”已上升為國家戰略。然而，在肯定成績的同時，尚需對國家翻譯實踐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進行冷靜而深入的反思與總結。
首先，由于政治制度不同和文化差異，國家翻譯的官方傳播渠道海外接受度和信任度不高。為此，應當調整傳播方式，鼓勵非政府機構和企業參與譯介項目，并提升市場運作效率，作為譯介主體的政府則提供資金支持、政策指導和運行監督。戰略的調整無疑将優化傳播效果，也體現了我國在文化外交中堅持的基本原則，即政府主導，社會廣泛參與，統籌國内國外兩個大局，整合政府和民間兩種資源。13
其次，對海外漢學家和翻譯家重視不足，與國外出版機構及新聞媒體的合作有待加強。海外漢學家和翻譯家具有先天的文化優勢和語言優勢，而與海外機構的合作有助于規避風險、解決“水土不服”問題。由文化部和中國作家協會主辦，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承辦，國内外多家出版社和翻譯家共同參與的“2016中外文學出版翻譯國際專家座談會”便是一次十分有益的嘗試。
最後，國内中譯外人才嚴重短缺，外譯質量堪憂。據中國譯協估計，能夠承擔審定稿任務的各語種高端人才全國不足萬人，其中中譯外高端人才不足千人。14翻譯質量更是良莠不齊，翻譯質量評估缺位，許多翻譯項目“趕工期”情況嚴重。當務之急是建立彙集不同專業方向、不同語種，具備精雕細琢的“工匠精神”、較強跨文化交際能力和國際視野的中譯外專業人才隊伍。此外，出台國家層面的外譯規範和建立權威的翻譯質量評價系統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本文系重慶工商大學校級項目“沙博理紅色小說翻譯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号：670101544）
「注釋」
①中國網，http://www.china.cn/aboutus/2016-09/06/content_39246453.htm。
②André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Sourcebook[M].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2(14).
③André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M].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2(14-16).
④同③
⑤任東升：《從國家翻譯實踐視角看沙博理翻譯研究的價值》，《上海翻譯》2015年第4期。
⑥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頁。
⑦譚載喜：《西方翻譯簡史》，商務印書館2010版，第38~40頁。
⑧滕梅、吳菲菲：《翻譯政策作用下的國家翻譯機構——以中央編譯局為例》，《外語教學》2015第7期。
⑨任東升、高玉霞：《國家翻譯實踐初探》，《中國外語》2015年第5期。
⑩HelenaFinn.Thecaseforculturaldiplomacy:engagingforeignaudiences.ForeignAffairs,2003(6),p.15-20.
11缪開金：《中國文化外交研究》，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博士畢業論文，2006年。
12喬然：《國際文化交流當與時俱進》，《中國文化報》2002年1月3日。
13蔡武：《文化熱點面對面》，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4頁。
14唐聞生：《我國高端翻譯人才隊伍現狀與對策建議》，《中國翻譯》2014年第5期。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