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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件國際傳播的人員部署戰略研究

時間:2024-11-06 09:37:29

2014年,利比裡亞等一些西非國家因為受到埃博拉病毒的嚴重影響而獲得世界普遍關注,許多國際性新聞媒體紛紛對疫情進行了報道和評論。在美國,以《紐約時報》為首的新聞媒體更是不遺餘力地對這場疫情進行了長期的、大量的報道及分析點評。《紐約時報》曆史數據顯示,僅在2014年之中,其對埃博拉疫情的新聞報道及局勢評論竟逾500篇,供稿的重量級記者、專家、學者等接連亮相。《紐約時報》駐中西非新聞站還因為對埃博拉疫情的前期報道和對整個疫情的出色報道分别獲得2014年喬治·波爾卡醫療衛生新聞報道獎及2015年普利策國際新聞獎。還值得關注的是,《紐約時報》對西非疫情新聞和評論熱情高漲時期為8-10月,這期間,美非峰會在華盛頓順利召開;美國政府以國際醫療救援之需為由,于9-10月兩度派兵入駐西非國家。11月5日,奧巴馬總統即正式向國會提出為埃博拉疫病應急基金增加62億美元預算的申請。可見,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一些美國媒體對西非疫情的高度關注并非源于偶然,而是出于與奧巴馬政府對非政策的密切配合。由于非洲的飛速發展,奧巴馬再任美國總統後加緊了對非合作戰略。2012年奧巴馬政府出台《對撒哈拉以南非洲新戰略》,表達了美國對非洲發展的高度關切和進一步加強美非合作的願望;2014年奧巴馬政府争取了與非洲多國首腦召開首屆美非峰會的機會。《紐約時報》西非埃博拉疫情新聞報道及評論反映了奧巴馬政府對非的态度,是加強美非溝通與理解、促進美非合作的重要輿論工具。根據拉斯韋爾的傳播5W模式和其著作《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在國際傳播活動中,啟用誰發表言論應當是提升傳播效果的重要構成因素。現實傳播活動中,如何安排發言者也是影響傳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以《紐約時報》西非疫情的國際傳播為例,研究其在重大國際傳播活動中部署新聞記者和評論人的戰略将有利于我國在重大事件國際傳播中對傳播人員部署戰略的制定。

一、《紐約時報》在西非疫情信息傳播活動中的人員部署戰略

《紐約時報》在埃博拉疫情報道中采用了非常态的新聞記者和評論人部署計劃,擇時機、多角度地啟用了有豐富從業經驗的人員和權威人士,既打“科學牌”,又打“事實牌”和“感情牌”,助力美國政府牢牢掌控國際話語權。

(一)打“科學牌”,有計劃地安排科學/醫學類記者梯隊式加入報道行列

在科學/醫學欄目中,《紐約時報》分梯隊對記者做出了安排部署。第一梯隊啟用時間為3-7月,主要供稿人為一位有多年埃博拉疫情報道經驗的人員;第二梯隊推出時間為8月初,這恰處于美非峰會時期。《紐約時報》安排了多位有埃博拉疫情報道經驗的科學/醫學欄目記者,從專業角度在埃博拉疫情新聞上大造聲勢;9-10月,該報繼續調動第三梯隊卓有影響力的科學/醫學欄目記者及相關醫學專家,保持美國對埃博拉疫情輿論的導向。

2014年3月24日世界衛生組織首次發布西非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數統計數據。同日,《紐約時報》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數據發表了2014年首篇關于埃博拉疫情的醫學類新聞報道。報道人小麥克内爾(DonaldG.McNeilJr.)系《紐約時報》科學/醫學欄目裡長期專于疫病及傳染性疾病方面的新聞記者。該記者有多年駐非報道經驗,曾數度報道非洲疫病新聞,也曾因疾病與健康報道獲得美國肯尼迪新聞獎等多種重要獎項。繼3月24日對埃博拉疫情的報道之後,小麥克内爾又于3月25日和26日連續推出兩篇與埃博拉疫情相關的新聞。從3月到7月,小麥克内爾貢獻了四篇醫學類疫情新聞;在随後的幾個月中又撰寫了34篇疫情新聞,完成了《紐約時報》交與的報道任務。

《紐約時報》第二梯隊的科學/醫學欄目記者幾乎于8月初(美非峰會期)集中登台亮相。記者中有“生物技術大佬”之稱的科學/醫學記者安德魯·波拉克(AndrewPollack),也有老牌醫學新聞記者丹尼斯·格雷迪(DeniseGrady)、帕姆·貝拉克(PamBelluck)、馬克·珊多拉(MarcSantora)等人。波拉克曾于麻省理工大學土木和環境工程專業取得碩士學位,1981年加入《紐約時報》,2000年轉向生物技術新聞報道,是《時報》生物技術新聞記者中的權威級人士。第二梯隊裡科學/醫學新聞記者隊伍中最晚加入《紐約時報》的是珊多拉,但他的從業經驗也已有14年。在《紐約時報》的安排下,科學/醫學欄目對埃博拉疫情的新聞報道量在8月初就實現了猛增。

《紐約時報》9-10月推出了第三梯隊科學/醫學欄目記者,其中囊括了已經時年77歲的醫學博士勞倫斯·阿爾特曼(LawrenceK.Altman)。阿爾特曼于1962年獲得美國塔夫茨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969年成為《紐約時報》首位有醫學博士學位的專欄記者,是《時報》舉足輕重的專業級人物。1995年,當克林頓政府表示出對紮伊爾強烈興趣時,《紐約時報》亦于同年5月安排阿爾特曼大量發表有關紮伊爾埃博拉疫情的醫學類新聞報道。2014年10月初,阿爾特曼轉向了對埃博拉疫情的醫學報道工作,在10月與11月間為《紐約時報》一連撰寫了四篇相關新聞稿件。此外,《紐約時報》還特别邀請了深受大衆歡迎的科普作家卡爾·季默(CarlZimmer)以及傳染疾病醫學專家阿比蓋爾·祖格博士(AbigailZuger)加入第三梯隊科學/醫學欄目新聞記者行列。在這一時期,還有許多非疫病新聞報道方向的科學/醫學專欄記者以及自由撰稿人也紛紛加入了第三梯隊的報道工作,使得有關埃博拉病毒的科學/醫學類新聞數量在這一時期繼續呈上升态勢。

(二)打“事實牌”,适時充實駐中西非新聞站記者隊伍

對西非國家埃博拉疫情的現場報道也是《紐約時報》派駐重兵的主要陣地。2014年8月以前,在現場進行報道的僅有《紐約時報》駐中西非新聞站站長亞當·諾思特(AdamNossiter)一人。諾思特有多年駐非報道經驗,頗為熟悉當地語言與曆史,對發生在非洲大陸的新聞有獨特的報道視角和技巧,這使他的新聞對于一些非洲民衆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8月初,臨近美非峰會之時,《紐約時報》派遣至中西非新聞站的大多數記者到崗。9月初,一位五角大樓記者也被《紐約時報》安排至該新聞站。這支暫時擴充的記者隊主要成員有:舍麗·芬克(SheriFink)、本·所羅門(BenC.Solomon)、海琳·庫伯(HeleneCooper)、大西哲光(NorimitsuOnishi)等人。舍麗·芬克于1999年獲斯坦福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既有豐富的駐非經驗又有長達10餘年的記者經驗。所羅門作為一位自由攝像師,曾與《紐約時報》在非洲戰事新聞的現場報道上有過密切的合作關系。加籍日裔記者大西哲光于1993年加入《紐約時報》,曾赴西非做過現場報道。由于南部非洲與日本關系良好,有日裔身份的大西哲光于2014年7月被《紐約時報》任命為南部非洲新聞站站長,兼有臨時配合中西非新聞站報道西非疫情的任務。在這些現場記者中,五角大樓記者海琳·庫伯直到9月才被調派至中西非新聞站。《紐約時報》增派庫伯趕赴西非現場的原因,一是出自于她的美籍利比亞裔人身份,二是由于她曾為《紐約時報》外交通訊員及駐華盛頓的白宮通訊員的經曆,三是其現為《紐約時報》駐五角大樓新聞記者的身份。無疑,《紐約時報》這種人員部署使得中西非新聞站從8月開始對疫情進行火力集中式報道成為可能,也使美國防部于9-10月參與援非行動有了重要的信息擴散渠道及民意支持準備。

(三)打“感情牌”,适時安排重量級人物參與新聞評論

在埃博拉疫情新聞報道中,除了科學/醫學及現場報道兩大版塊以外,《紐約時報》也賦予了新聞評論版塊以同樣重要的地位。由于新聞評論是引導國際公衆輿論不可或缺的利器,故而《紐約時報》在選擇誰有資格發表相關的評論上顯得格外慎重。

在《紐約時報》的安排下,第一位登上新聞評論場的人物是非常有影響力的科普作家大衛·逵曼。逵曼(DavidQuammen)曾于2012年出版過與埃博拉病毒相關的暢銷書籍,在埃博拉病毒的話題上是一位深受衆人信任的權威人士。2014年4月9日,逵曼以《埃博拉病毒:非洲冷酷的事實》為題,發表了一篇對西非埃博拉疫情局勢的評論文。逵曼在文中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情感立場,同時發出援非“動員令”①,從對非情感角度為美國争取了話語主動權。

7月23日,美非峰會前夕,《紐約時報》刊載了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國際救援組織“撒瑪利亞救援會”項目與政府關系副主席肯·伊撒克斯(KenIsaacs)題為《為什麼我們在忽略又一場埃博拉疫情的爆發》的評論文章,文章表達出美國民間組織對非洲國家的深切同情和關注,為美非峰會營造了飽滿的情感基調。伊撒克斯曾在美國國際發展署外國災難援助辦公室任主任一職。退出該職後,伊撒克斯即在撒瑪利亞救援會就職,保證了該非政府組織與美國政府間的緊密聯系。9月1日,《紐約時報》又登載了伊撒克斯名為《埃博拉疫情的教訓》的文章,伊撒克斯再次以非政府組織領導人的身份呼籲國際社會對西非埃博拉疫病的關注②,他充滿感情的評論反複被美國各大媒體轉引,他也因此成為美國政府9月出兵援非的重要輿論奠基者之一。

《紐約時報》還特意安排了著名新聞評論人尼古拉斯·克裡斯多夫(NicholasKristof)的出場。克裡斯多夫曾以特優成績畢業于哈佛大學,現為哈佛大學監督委員會成員之一,也是羅德學者協會理事會成員之一。他曾負責發展中國家的醫療衛生問題、貧困問題等内容的新聞報道和評論,也曾因此多次獲得重要的新聞獎項,是一個在政界、宗教界、學術界和新聞界都頗受關注的重要人物,2014年他的推特粉絲已高達150餘萬。毋庸置疑,安排他做出疫情新聞評論可無形地增強美國在西非疫情輿論上的影響力。在美非峰會及美國出兵非洲等關鍵時期,克裡斯多夫都竭盡全力地為美國政府大打“感情牌”。

二、《紐約時報》國際傳播人員部署策略的啟示

《紐約時報》對重大事件的國際傳播非常講究傳播人員部署戰略,其中有三點十分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第一,在重大事件的國際傳播活動中要重視資深記者、知名專家乃至非政府組織領導人的影響力。對于重大事件的國際傳播,資深記者因為訓練有素、“作戰”經驗豐富、善于應付複雜多變的環境,而應受到重用。可适時邀請和安排國内外相關領域的知名專家參與到新聞報道和新聞評論活動中,以提升傳播的國際影響力。另外,不能忽略了非政府組織在國際傳播中的角色,要擇機安排相關非政府組織領導人參與到國際傳播活動中來,增強對國際輿論的引導力。

第二,在重大事件的國際傳播活動中要重視多角度地、平行地進行報道人和新聞評論人的部署工作。要在多方位出牌上下功夫,要重視打“事實牌”的人員部署,也要做好打“理性牌”和“感情牌”的人員安排,這樣才能形成一支強大的專業傳播隊伍。要打好“事實牌”,需要有能到現場開展報道工作的資深精銳隊伍,隊伍成員需要有不同領域的所長。此外,還要為打好科學的“理性牌”做好人員準備。出好這類牌的目的是通過賦予國際讀者相應的科學知識,為國際大衆認同和支持我國國際戰略和國際行動打下基礎。這既需要知名專家的參與,也需要有接受過良好科學教育的記者的投入。要打好“感情牌”,就應當安排有國際聲望的人員參與到傳播工作中,以他們的感性思維影響和帶動國際讀者的情感。

第三,在重大事件的國際傳播活動中要高度重視人員部署時機的把握。什麼時候安排什麼人發言也是在國際傳播活動中應當慎重考慮的内容。在國際傳播活動中,不能一直集中火力進行“戰鬥”,這樣會導緻國際讀者的興趣疲勞。要有序地、有輕重緩急地安排相應的傳播人員做好工作。這裡的有序性和節奏性來自于與國家的國際戰略和國家采取的具體國際行動的高度契合。《紐約時報》并未一直對西非疫情報道進行熱處理,而是分時段、講節奏地安排适當人員參與國際傳播工作。其部署人員時機的秘訣主要在于密切配合美國政府的國際戰略和具體的國際行動,使美國政府在每一次具體行動前、中、後期都能獲得有力的輿論支持。這種支持使美國政府得以在國際輿論中占領先機,從而使美國政府的國際行動合法化和正義化,繼而赢得國際的普遍認同。

三、結語

我國的國際國内發展離不開世界的支持,我國國際戰略的順利推進需要我國與世界的良好溝通與共同努力,要讓世界更加了解我國進而達成與我國長期的互利互惠性合作,就需要打造一批世界級的一流媒體,以加大我國的國際傳播能力。《紐約時報》作為世界領先的國際性媒體,可以為我國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帶來多重啟發,其中之一就是它在非常時期的人員部署戰略。在非常時期的國際傳播活動中,新聞媒體更是需要把對新聞記者及新聞評論人的部署安排工作視為一門技術和藝術,必須步步緊扣國家國際戰略,通盤地、前瞻性地考慮人員安排部署,要有準備地、戰略性地安排恰當的傳播人員多角度地釋放相關新聞及評論,這樣才能有效助力我國有機地把握和加固國際話語權。

「注釋」

①Quammen,David:EbolaVirus:AGrim,AfricanReality[N/OL],[20165-23].http://www.nytimes/2014/04/10/opinion/ebola-virus-a-grimafrican-reality.html.

②Isaacs,Ken:LessonsLearnedfromtheEbolaEpidemic[N/OL],[2016-6-2].http://kristof.blogs.nytimes/2014/09/02/lessons-learned-from-theebola-epidemic/.

責編:吳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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