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軟”到“硬”：中外文化交流應确定階段、精準目标和策略
文化具動态性，文化的形成就是一個動态的過程，而文化永遠處于形成過程中，處于不斷發生發展的過程中，其共時性與曆時性具有同一性和統一性。因此，不斷汲取與不斷釋放是文化的常态。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與世界上任何文化形态一樣，都是文化自身發展的需求。而文化發達的民族，都希望能把自己的文化推廣出去，以改善世界文化環境，求得世界文化之大同。
當然，文化是否發達或是否優異，有實，有虛。确實優秀的文化，會被欣然接受，即使不主動推廣，也會有人來求“化”。如唐朝時期，日本19次遣使來學習中國的律令制度、文化藝術、科學技術以及風俗習慣等，推動日本社會快速發展。而自诩為優異，實以霸權或武力或欺騙而強力推廣的文化，雖然也會借力得以廣泛傳播，并不斷提升本國的國際地位，但必将遇到抗拒，引發矛盾，甚至戰争。如英語的世界化進程，就伴随着一系列侵略戰争和殖民地拓展，以及被侵略民族的不斷抗争。
世界不同文化之間的矛盾與共生關系，猶如夜與晝的關系，是對立的統一，無時不處于碰撞與沖突之中，也無時不處于新的和諧共生關系之中。這個過程，文化強弱态勢明顯，且始終處于動态的抗衡與強弱變化過程之中，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
世界文化交流史告訴我們，中華文化世界化的過程必定是一項任重道遠、危機重重的過程，充滿着不可預知的矛盾、沖突，誤解與質疑更是常态。要減少傳播障礙，保證傳播效果，就必須秉承真誠的态度，向世界袒露心扉，以真誠換時間，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中國智慧融入世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赢得生長的空間和時間。
鑒于此，我們要在重新梳理世界文化交流史的基礎上，重視總結分析其中的曆史性的偏誤和認識上的不平衡、不均衡，甚至失衡的現象及原因，同時根據新時代中華文化發展對世界的需求和世界對中華文化的新時代需求，以科學精神理解和面對國别差異、文化差異，客觀設定中華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實現共生的不同階段及階段性特征、階段性目标，明确最初階段、過程階段、最後階段以及其中的最關鍵階段，共生的短期目标、長期目标和最終目标，共生過程中的最弱階段、漸強階段和最強階段，基于願景戰略設計，着眼時效和實效，條分縷析務實落實，中外合力，确定不同階段的具體需要和實施步驟、方法和内容，确立共生質量評估标準，使中外文化的共生過程可技術性操控，使軟實力的傳播具有硬技術評估指标，從而保證中外文化的共生過程遵循科學規律。
二、從“播”到“生”：中外文化應通過科學路徑實現互通共榮
文化的國際傳播基于文化差異性，而且常常被以“國境線”作為衡量傳播和被傳播的邊界。實際上，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地域界限與彼此之間的文化差異并不同界。文化之間雖有差異，但彼此之間并不存在不可或不能逾越的“國境線”。世界文化生态系統是一個整體，各國文化隻是其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作為一種自足的生态系統，世界文化系統本身就是在不斷變化的，不同文化之間始終處于相互接觸、沖突和融合、蛻變的過程之中。
事實是，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綜合國力整體仍偏弱，而動蕩的世界對新時代中國的期望卻越來越大。要以相對有限的國力實現範圍更廣、責任更重、壓力更大的國際擔當，就一定要充分發揮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鋪路先鋒作用，堅持“以我為主”，真正掌握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主動權，科學設計、精準實施中國與其他文化可以實現和諧共生的路徑。
中外文化的交流過程，就是中外文化形成共生機制的過程，而這一機制形成的前提，則是要對傳播對象的文化肌理和運行機制進行細緻、客觀的了解、分析和理解，明确傳播目的，傳播内容、途徑與方法，然後實現與傳播對象的接觸、适應、融合，最終形成傳播者與傳播對象之間的互利共生狀态，并實現共生化。
以中華文化世界化為例，其應遵循的科學路徑是：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促生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國際傳播的動機，世界對中國産生強烈需求中華文化主動尋找共生對象，準确定位适應中華文化生存與發展的傳播對象确定共生對象後，傳播者及時定位，既包括定位傳播對象，也包括定位傳播路徑，定位與傳播對象體内不同寄生者之間的關系傳播者根據未來生存與發展的需要識别、判斷與決定準确的傳播對象雙方實現生存空間平衡并互相适應傳播者獲得基本生存條件後積極營造有利于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生物性環境，根據與傳播對象第一階段的适應情況進一步調整傳播内容與方法、路徑與傳播對象進一步相互沖突、汲取、釋放、交彙、融合，傳播者适當改變自己的屬性、結構與路徑傳播者實現從依賴傳播對象到與傳播對象互相依賴、和諧相處的轉變借助傳播對象肌體開始繁殖，繁衍後代，實現與傳播對象的良性互補，實現定殖包孕了傳播對象文化元素的傳播者實現創造性轉化、創造性發展，優生出新的文化物種傳播者實現互利共生的同時，優化傳播對象，推動雙方優化發展新的互利共生機制重新開始形成。
這說明，中外文化交流的過程，也是相互探尋、适應的過程。文化傳播者和傳播對象，都應了解這個過程，理解其中對接的關鍵點和敏感點，準确判斷傳入或接入的時機，搭建必要的平台，準備着陸或迎接着陸，從而實現文化交流的“金風玉露一相逢”，真正做到中外文化相通、相融、相合，無縫連接。
三、從“傳”到“引”：中外文化借以形成和諧生态體系
文化是民族肌體裡流淌的血液，而肌體隻有不斷汲取外來營養，提供新的造血元素，才能使血液持續充滿活力，為肌體提供持續的生命動力。文化交流，猶如兩個獨立肌體之間的輸血，輸血者必須對象明确并且血型匹配，輸血的對象則必須為輸血者提供合适的渠道，并且保證在接受到适量的輸血後能借以再造自身生命延續所需新血。換言之，任何文化，若要在異域文化環境下生存與發展，都必然首先要在異域獲得生存的土壤和發展的空間，依托所在國本土的政治、人文、社會、生活等資源，以“傳”本民族文化之血，“引”異域肌體再造包含本民族文化元素之血，并在時機成熟時促新血倒流，反哺本民族文化母體，使母體生命成世界共有之生命載體，然後再把新的世界之血反哺世界，從而實現本民族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之間的輸血造血再輸血的循環。這也是世界各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造性發展的循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最高階段和最高境界，也是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中獲得世界價值和永恒價值的根基。而隻有實現了這種循環，民族文化才能真正與其他國家的世界觀、與全世界的多元文化實現共生。
成功的文化交流必然是相互汲取、共同發展的交流。但一切文化交流又都不是絕對平衡的交流，因為每種文化都具有擴張性生存本能，都希望占據越來越大的生存空間，獲取越來越多的資源，以實現自身的進一步繁衍發展，雙方總有一方獲益多于另一方，沒有絕對的利益平衡。一般是傳播者更主動，所以一般獲益較大，而傳播對象一般相對被動，更趨于靜态防守，獲益較少。這是共生關系的自然狀态，隻有通過這種關系，傳播行為才能完成，共生目的才能實現。
曆史證明，世界不同文化之間的平衡是暫時的、外在的，而沖突則是永恒的、内在的、實質性的。傳播者和傳播對象對此都必須有清醒的認識。隻不過文化傳播者的動機因為不同文化的性質而不同，尤其是出于政治、軍事上的霸權和侵略需要而進行的文化擴張，因為總以正義的名義掩蓋自己借文化擴張實現政治控制或軍事占領的真實動機，對異域文化常常造成災難性的影響。這方面的代表是美國。無論從曆史還是現實來看，當前真正造成世界文化沖突和不平衡的是美國，美國以文化所包裝的“銳實力”，不遺餘力地傳播着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刺穿了其他民族文化的屏障，甚至汲取他國文化心髒裡的血液培育美國文化的新枝，或者直接移植美國文化心髒。這不但是對他國文化的腐蝕性侵略，而且破壞了世界文化生态的平衡，傷害了其他國家的文化自尊，動搖了其他民族國家的立國之根。具有如此侵略性的美國文化因為傳播手段成熟，也隐秘，可以說真正做到了潤物無聲，實現了以本土化包孕了美國化，從而成功實現了在世界很多國家日常生活中的無所不在。這應引起世界各國的警惕。
中華文化世界化的目标與美國文化有本質性區别。中華文化對待世界曆來以“和”為鏡，這是中國的文化底線，是數千年癡心不改的宿命式的中國夢想。中華文化世界化的最終目标是推動中華文化與其他各國文化和諧相處，使中國智慧成為滋養他國日常生活與情感的人文養料，雖然最終目的也是要實現中華文化在他國文化環境裡的泛在化，但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秉承的是和平、共存、共赢原則，貫徹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理念，決不以侵害他國文化作為自身生存的前提，更不會消除他國文化的生存空間，而是始終要為多元文化的和諧共生提供必要的中國優質資源，“求同存異”，推動不同文化優化各自的生存空間，實現更合理的資源分配，實現世界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利共生，真誠努力消除中華文化世界化給其他國家帶來的“不安全”感，幫助其他國家維護民族文化的獨立和自覺。
四、從“外”到“内”：中華文化應推動所在國民族文化的自覺
文化多樣化是世界各國文化生态的常态。目前，中華文化的重點傳播國，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是多元文化國家，其中很多國家經曆過被侵略、被殖民或被加盟的曆史，也都先後經曆過殖民政府強制推行殖民國文化以及國家獨立後強制推行民族文化的曆史。這兩種文化“推行”，雖然出發點不同，但性質都相同，即推行單一的民族文化政策，實現民族同化，消除不同民族的差異，強求一個國家一種語言一種文化。但這種違背曆史發展規律的做法，最終都歸于失敗，且嚴重阻礙了國家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甚至造成政治動蕩，民族分裂。
20世紀以來，日益開放、多元的世界一體化發展趨勢使世界各國都普遍意識到文化多元、各民族平等對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重要價值和意義，認識到文化的經濟價值、戰略價值，認識到本國的每一種文化都是重要的戰略資源和外交資源，很多國家逐漸從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發展為文化多元主義，對文化多元化越來越持包容、支持态度，且倡導多元文化共存發展的政策，在向世界推廣本國文化的同時，也為其他民族語言、文化的傳播提供支持。
但并非每種文化都具有傳播能力，文化傳播需要“勢能”，呈“自高向低”趨勢，即文化的國際傳播是一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結果，隻有政治和經濟發達地區的語言和文化才會對處于相對落後地位的語言和文化産生強大的輻射與影響，并且基于客觀的傳播和接受需求，通過主觀推動和積極接應得以實現語言和文化的傳播。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也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密切相關，并因此促使世界上産生了學習漢語、了解中國的需求，中國政府也在主動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
在世界很多國家的多樣化的文化體系中，中華文化都作為其中的一元從中獲得或多或少的發展養分和空間。但目前在世界上占據強勢地位的西方文化對世界上很多國家仍保持全面影響态勢，且與各國文化已經實現深度融合，很多國家在經濟、技術、語言、政治和文化構成方面，西方中心主義思想深厚，這對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造成了直接的實際威脅，也影響到各國文化的自覺性和獨立性。中華文化作為世界上最具生命力、最倡導和諧共生的文化形态之一，應充分運用中國智慧，認真識别出所在國其他外來文化的存在形态以及它們與所在國文化構成的生存關系，以最優秀的中華文化基因融入其他國家，尤其是曾經的被殖民國家文化的生态結構，同時幫助消除西方文化的負面影響，明确本國文化的内涵，以推動各民族文化實現新陳代謝，自主更新和自足發展，獲得文化獨立和自覺，最終實現以所在國文化為主體、中華文化與其他外來文化之間和諧共生的文化生态系統。
責編：朱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