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揭露真相打破新聞封鎖，過早離開錯失跟進報道
早在1937年8月，日本侵略軍就開始對南京城進行空襲，并摧毀了部分重要新聞機構如中央通訊社的機器設備。而随着日軍軍事行動不斷推進，原先在南京的許多中外媒體也被迫停刊并遷移至武漢、長沙、重慶等地。攻占南京後，日軍雖然在前期不小心被曝出屠殺俘虜平民百姓的負面新聞及圖片，但很快就認識到封鎖事實真相的重要性并實施了系列新聞管控制度，不僅切斷了城内外的電訊聯系，而且嚴禁任何人員随意出入，緻使南京的新聞消息無法外傳，實際上成為了一座信息“孤島”。
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仍有五名外國記者——《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記者司迪爾、《紐約時報》記者德丁、美國派拉蒙新聞電影社的攝影記者門肯、美聯社記者麥克丹尼爾、路透社記者史密斯堅持留下來，在南京淪陷三四天後才乘坐美國炮艦“瓦胡号”前往上海。①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南京大屠殺的情況才得以在日軍嚴厲的新聞管控下被報道出來。12月16日，司迪爾剛登上“瓦胡号”就利用電報傳出第一篇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詳細新聞報道《日軍殺人盈萬——目擊者叙述剛剛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獄般的日子”，馬路積屍高達五英尺》，使中外民衆第一次了解到詳細情況。②德丁則憑借《紐約時報》在全球的影響力，助推該曆史事件在世界範圍内傳播。此外，當時仍滞留南京的20多名西方僑民也在想方設法向外界傳遞信息。例如，英國記者田伯烈1938年1月發送的電訊稿，便首次提到遇難人數達30萬，于1月24日被《申報》以《外記者叙述敵殘暴情形》為題進行刊發，強調“在長江下流一帶，被日軍殘殺之中國人民，達三十萬人，至于日軍其他之奸淫掠奪之行為，更不勝枚舉”。
反觀我國新聞機構，在日軍發起總攻時，原先南京城内僅剩的中央社随軍記者和國民海通社記者很快遭遇不幸，加之後期我國新聞記者無法進入南京城，難以獲取第一手信息資源，隻能轉載外媒相關報道。因此，如果失去了國外媒體的新聞報道，南京大屠殺的曆史事件将很難為當時世界所知。但是出于安全考慮，這五名外國記者也不得不像其他媒體一樣，于12月15日、16日離開南京城，錯失了後續的跟進報道。而事實上，之後數周才是南京大屠殺最為慘烈的時期，卻已很難得到及時的報道。
二、存儲記憶成為曆史佐證，視角局限削弱傳播效果
長期以來，我國新聞媒體一直秉承着“報喜不報憂”的傳統習慣。早在日軍入侵南京之時，國民黨政府為宣揚“堅決抗戰，決不投降”的理念，對有關戰争形勢的負面新聞進行選擇性報道或正面處理，營造出“抗戰形勢蒸蒸日上”的态勢，緻使真實情況被掩蓋，給當前日本否認南京大屠殺曆史留下話柄。相比之下，國際友人所記錄的文本對國外民衆而言無疑具備更強的可信性和接近性，更能獲得認可和接受。在南京大屠殺事件爆發後，國民黨政府國際宣傳處就收集整理出田伯烈、美國傳教士馬吉等國際友人所記錄的文稿和影片資料進行對外傳播，明确“利用外國人推進宣傳”，争取世界輿論支持。③
作為曆史事件的參與者和記錄者，國際友人所遺留的文本在曆史記憶的保存、建構和傳播過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承擔着“記憶載體”的功能。例如，馬吉攝制的大屠殺紀錄片能夠清晰地再現南京大屠殺的現場慘狀，使民衆仿若穿越時空重返曆史，在潛移默化中建構起苦難記憶。1997年，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發表著作《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遺忘的大屠殺》，發掘出一批極為珍貴的文獻資料，如時任南京國際安全區主席約翰·拉貝的日記，進一步将曆史面貌完整地呈現出來，重新喚起國外民衆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記憶。此外還有《魏特琳日記》《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等曆史文獻，至今仍被反複引用，成為南京大屠殺曆史真相的有力佐證。
然而另一方面，當時滞留在南京城的國際友人僅20多名，數量相對有限，活動範圍也僅僅局限在國際安全區附近，對于日軍在諸如燕子矶、幕府山、上新河等其他地區的屠殺行為，更多是通過“傳聞”獲知，被日本學者田中正明定性為“三級以下資料，沒有采用價值而不構成證據”，④權威性和說服力較低。此外，國際友人在記錄、保存和傳播南京大屠殺事件時，往往不得不考慮到所屬國家、教會的利益。例如，德國人約翰·拉貝就因為所屬國與日本存在同盟關系，所以經常為揭露日軍暴行而受到批評，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記錄内容的全面性和深入性。南京大學張生教授在文章中則以美國文本為例，指出其思慮基點在于美國權益，主要是維護美國财産安全和教會工作的正常開展。⑤
三、建議：還原國際友人真實形象，挖掘資源優勢講好曆史故事
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要精心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創新對外宣傳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長期以來，我國為佐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真實性，增強該事件在國際上的傳播力、公信力和影響力，将以約翰·拉貝為代表的國際友人統一塑造為“救世主”形象，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将其“神化”。然而，正如人的形象難以簡單總結和概括一樣，純粹為國際友人貼上“救世主”的标簽也是片面的，缺乏對表象背後的國際關系和宗教利益沖突的考慮。因此，我們應實事求是，還原國際友人的真實形象，在曆史佐證中避免過度依賴，同時深入挖掘自身特有的故事資源，運用豐富的傳播渠道資源對外講述好自己的曆史故事，建構起全球苦難記憶。
我國受害者掌握着第一手曆史資料，無疑是佐證南京大屠殺事件最“鮮活”的證據。我們應該充分利用自身資源，探尋曆史幸存者及其親屬，挖掘背後的故事。與此同時，要善于設置議題，按照國外民衆的思維習慣和文化傳統進行文本化處理，克服傳統“我說你聽”的宣傳模式，轉而采取講故事的方式增強傳播力。但是另一方面，南京大屠殺事件距今時間跨度大，部分親曆者已經逝世，目前登記在冊的幸存者僅剩100位。⑥這啟示我們要有曆史緊迫感，秉承責任意識加快曆史真相探尋。
此外，要積極開拓對外傳播渠道，提高内容落地效果。2017年5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館長張建軍在接受騰訊文化欄目專訪時講道：“除了通過展覽讓史學大衆化之外，我們也要通過媒體來傳播。離開媒體，博物館的效益、效能和社會影響力會大受局限。”⑦可見，在對外傳播過程中必須利用人體之外的手段傳遞、記錄、保存南京大屠殺事件相關信息，能夠最大範圍地擴大影響力，即保羅·康納頓所講的“刻寫實踐”。⑧然而當前，我國發布信息的載體主要集中在國内的傳統媒體，側重于内宣而非外宣。但對于絕大多數國外民衆而言，他們很難直接接觸到我國媒體信息，隻能通過所在地區的媒體進行了解，對我國傳播内容的認知情感和态度必然受外媒選擇性報道和污名化解讀的影響。在新媒體時代，社交媒體的傳播功能愈加凸顯。在國外，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無疑是影響力最大的社交媒體。因此我們應該把握這些新媒體平台優勢，建立公共賬号專門負責傳播南京大屠殺的曆史信息，提高信息的用戶到達率。
「注釋」
①何揚鳴：《〈東南日報〉南京大屠殺報道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頁。
②何揚鳴：《〈東南日報〉南京大屠殺報道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頁。
③李習文：《南京大屠殺真相的對外傳播》，《公共外交季刊》2011年第6期。
④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殺之虛構》，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頁。
⑤張生：《美國文本記錄的南京大屠殺》，《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⑥李雪晴等：《剛剛，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照片牆的燈又熄了一盞》，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官網2018年6月1日，http://www.nj1937.org/zxdt/zxfb/201806/t20180604_5416376.html。
⑦蘭宇、夏木：《今天，我們如何向外界講述南京大屠殺》，騰訊網2017年5月18日，http://cul.qq/a/20170518/028896.htm。
⑧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頁。
責編：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