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國時期徐州與中西交流的基本概況
民國時期，一批外國學者和政要來到徐州。由于史料記載的不完整性，我們無法具體考察究竟有多少外國人曾經來過徐州。但是，包括美國著名學者約翰·杜威、史迪威将軍、喬治·馬歇爾将軍等一批國際政要和知名人士到訪徐州，也從一個側面顯示那個時期徐州的國際影響力。
1919年5月，應胡适等人邀請，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杜威教授來到中國講學，直至1921年7月離開，曆時兩年有餘。據《徐州中外名人演講集》記載，1920年6月16日，杜威受邀到徐州講學。随杜威一同赴徐的還有現代哲學家劉伯明、近代職業教育創始人黃炎培、兒童教育家陳鶴琴、婦女活動家張默君等。1920年6月16日至19日，杜威從上海來徐州進行考察訪問，并在徐州發表兩場演講。①第一場演講發表于1920年6月17日，主題為“教育的新趨勢”。杜威從世界形勢和各國的經濟講起，強調學校要解放青年之心志，使其自由，要着力培養學生的自主精神和互助精神。他從教師的職責、新文化運動意義等多個方面，特别強調國民教育的新趨勢及重要意義。②6月18日，杜威以“教育管理與教學材料的改革”為主題，在徐州作了第二場演說。
1927年5月，史迪威将軍受命到訪軍事戰略要地的徐州。1946年，喬治·馬歇爾奉命前往徐州調停國共兩黨關系。在很多外國政要傳記和著作中，涉及中國部分也常常提及徐州。
此外，1938年5月，新西蘭詩人、著名作家羅賓·海德（RobinHyde）女士（1906-1939）以戰地記者身份來到徐州。在徐期間，她通過走訪教會醫院、台兒莊前線等，撰寫了大量新聞報道。其中，有關于日軍在侵占徐州期間所犯下的燒殺淫掠罪行的記錄，為揭露日軍暴行又增加了新證。後來，她輾轉到了英國，并根據自己在徐州以及其他城市的見聞撰寫了包括《騰》（DragonRampant）（1939）在内的一系列文學作品。
如果從與徐州的接觸時間、交流和了解深度來看，來徐的傳教士（包括美國南方長老會傳教士和北美耶稣會士）是最主要的群體。1921年2月8日，一張以徐州古城牆為主題風景的明信片由美國某地寄往加利福尼亞州的特洛克。明信片的信件信息主要是關于“教友”之間對于一次“聚會”的安排。明信片上的畫面為徐州古城牆和西城門，城門前的小橋上有六名西方面孔的遊客，他們将此行稱為“我們第一次到中國的平原地區旅行”。③綜合各方面信息來推測，這些人應該是美國來華傳教士。當時在徐州就有以彭永恩（FrankA.Brown）為代表的美國傳教士在徐長期傳教，并且接待過大量來訪的美國人。據考證，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來自歐美國家的宗教人士是徐州與外部世界之間聯系的主要紐帶。
近代天主教在江蘇的傳播路線是從江南開始再到江淮最後到黃淮地區，呈現南北傳遞之勢。徐州地方文史學者郭洪亮認為，在近代鐵路交通興起之前，江南傳教士們主要沿運河北上徐州布教，從而最先到達了徐州東部位于運河沿岸的城鎮。這些耶稣會士來自法國、德國、意大利、匈牙利和加拿大等國，其中以法籍耶稣會士人數最多。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到徐州的傳教士包括：法籍耶稣會士艾赉沃（又譯利奧波德·蓋恩）（LeopoldGain），他于1882年6月7日第一次來徐州，1908年主持設計建造徐州耶稣會堂，後于1911年離開徐州。截至1910年，在徐法籍天主教傳教士有17人。1911年，法籍耶稣會士湯義方由上海來到徐州主持教會工作，後于1915年離開，其工作由加拿大籍耶稣會士盛都恒接替。自1918年起，由加拿大蒙特利爾市派到徐州的耶稣會士總人數達70餘人，進而形成了以徐州為中心的加拿大在華傳教的格局。④
來徐州的基督教傳教士主要是英國人和美國人，最早可以追溯至1890年。當時在山東宣教的英國浸信會牧師仲鈞安(AlfredG.Jones)（1887-1890在徐），曾數度造訪徐州。随後有美國人賽兆祥（AbsalmSydenstricker）、葛馬可（MarkGrier）（1894來徐）、葛馬可夫婦和白秀生（HughWhite）夫婦（1896-1908）以及安士東（OscarVanceArmstrong）夫婦（1908年來徐）。1911年，彭永恩被派到徐州傳教，後與夏洛特·湯姆森（CharlotteThompson）（1909年來徐）結婚，并在徐州長期傳教直至新中國成立。
二、外文文獻檔案中的徐州
當今留存的關于20世紀初徐州城市與鄉村記錄的外文文獻并不常見。綜合來看，外文文獻（這裡特别關注法文和英文文獻）對徐州的記載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來自加拿大、法國、美國等國家傳教士關于徐州的記載；二是關于抗日戰争和内戰時期的徐州記錄。
（一）基督教/天主教在徐州的傳播主題資料
傳教士埃提納（ÉtienneZi）(1851-1932)在對徐州周邊村落進行實地考察過程中，通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走訪徐州北部沛縣——微山一帶的村落和集市，詳細記錄了那裡的村莊祠堂、天主教堂和百姓生活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同時，他還邀請了來自鄰裡四個村莊的六名73至87歲之間的老人進行座談，後形成《關于徐州府團或界的曆史記錄：以五段地區為例》一書，并于1914年由上海天主教教會印書館印刷發行。該書既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關注徐州社會文化的外文專著，同時書中所記載的曆史圖片、碑文和鄉土文獻也為今天研究那段時期的曆史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盛世音（ÉdouardLafortune）所著的《加拿大人在中國:徐州概況與加拿大耶稣會士傳教區》是目前已知第二本聚焦徐州社會文化的外文專著。⑤該書于1930年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出版。作者通過社會調查和社區實踐，展示了徐州地區的曆史文化、社會風俗、中外文化互動、社會發展等，同時也對徐州所轄教區的社會風情、社會發展等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調查。該書圖文并茂，對研究這一時期黃淮流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提供了重要參考。
加拿大人蘭文田（RosarioRenaud）是該時期徐州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先後推出了兩部聚焦徐州的法語專著。第一部是《徐州教區（1882-1931）》，1955年由加拿大蒙特利爾貝拉名公司發行。該書長達500多頁，内容豐富、資料詳實，涵蓋了曆史圖片、統計數據、曆史訪談、來徐傳教士的個人書信、日記、外媒新聞報道以及“通報”等史料，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徐州教區（中國）：加拿大耶稣會傳教區域（1918-1954）》是蘭文田進行徐州研究的第二本專著。該書1982年由加拿大蒙特利爾貝拉名公司出版。作者延續第一本著作的寫作風格，對20世紀上半葉的徐州城市變化和傳教情況做了詳細記載和分析。其中，本書還記載了日本侵略者在徐州地區的屠殺和掠奪行徑，這為進一步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罪行提供了新的罪證。
安爾文·奧斯汀和傑米·斯科特在《加拿大傳教士與本土居民——以宗教之名在國内外傳教》一書中也多次提及徐州，涉及徐州的交通和宗教傳播等内容。⑥狄德滿所著的《基督教在華傳教指南：從16世紀到20世紀》⑦、裴士單所著的《基督教在中國：從18世紀至今》⑧、史蒂芬·烏力和吳小新的《中國與基督教——負重的曆史，憧憬的未來》⑨、約翰·米漢的《上海尋龍——中加早期關系（1858-1952）》⑩等圖書都有對徐州的論述。這些著作對徐州的形象認識主要集中于：曆史悠久、戰略要地、交通樞紐、人口分布集中、貧窮落後和災難頻發等。
（二）戰争文檔視角下的徐州
民國時期的徐州之所以能夠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與圍繞徐州所展開的重要戰争不無關系，這其中就包括徐州會戰和淮海戰役。1938年初，徐州會戰打響。匈牙利裔美籍戰地記者羅伯特·卡帕（RobertCapa）、荷蘭紀錄片導演尤裡斯·伊文斯（JorisIvens）獲準來到徐州前線。他們所拍攝的戰場影視資料成為研究徐州會戰的珍貴檔案。
1938年7月，美國新聞攝影師、記者哈利森·福爾曼（HarrisonForman）從上海乘飛機來徐州，此時徐州城已被日軍侵占。哈利森·福爾曼以侵華日軍、外國傳教士為觀察對象，用鏡頭和文字記錄了當時的徐州城市面貌和百姓生存狀态。總體來看，哈利森·福爾曼對徐州人民懷有極大的同情，對日軍侵華戰争予以抨擊。他的曆史記錄也成為日軍侵華戰争的一個史實證據。
三、徐州與國外交流形成的條件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随着津浦鐵路和隴海鐵路的開通，再加上原有的京杭大運河，徐州逐漸成為中國鐵路和航運的重要節點城市，将南部的上海、南京和北部的山東、北京等地連接起來。
（一）交通優勢
從傳教士繪制的徐州地圖以及徐州在中國地圖中的位置可以看出，傳教士們很早就意識到徐州的戰略性地位和便捷的交通條件。津浦鐵路始建于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後于1912年建成通車，也是當時中國南北的要沖和連接中國南北的幹線。而隴海鐵路則将徐州與中國西部腹地相連接，最終形成了徐州鐵路交通樞紐。此外，京杭大運河貫穿中國南北各經濟政治重鎮，在徐州流域有近200公裡，這在促進不同文化在徐州的交彙創造了條件。
（二）徐州的地理和文化特殊性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徐州以南的南京、蘇州、上海、浙江以及安徽南部地區都是美國人的傳教重地。從中國地理版圖來看，徐州位于北京、南京、上海之間，這也是北部和南部省份地區傳教士和天主教神職人員頻繁經過徐州的原因。
同時，無論從方言區、區域文化還是人口數量、經濟發展等方面來看，徐州具有一定的獨特性，甚至優勢。徐州方言屬于北方方言區中原官話，與當時的普通話非常接近。這為傳教士進行傳教提供了語言便利。再有，徐州文化屬于北方文化，且由于曆史原因，其在淮海地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響力，容易形成以徐州為中心的傳教格局。淮海地區人口衆多，社會發展相對落後，這些為開展傳教提供了基礎。傳教士也正是抓住這個特點構建了以徐州為中心的傳教格局。
四、當代啟示
通過梳理外國人眼中的徐州城市與鄉村形象，我們可以看到除了軍事戰略要地之外，徐州更是一個具有人文性和國際性的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節點城市。在全球化時代，作為區域中心城市的徐州正在拓展國際發展版圖，而徐州的曆史發展進程和國際化路徑并不是個案，在我國非省會城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回溯20世紀上半葉的中外交流史，對于整合城市曆史文化和新時期城市精神，尋找中國與外部世界對接的端口，建立曆史與現實、城市與國際之間的紐帶有着重要意義。本文選擇徐州作為案例分析，就是要以史為鑒，思考如何将徐州的地理優勢、交通優勢轉變為中外人文交流優勢，打造“一帶一路”倡議沿線重要節點城市和我國新時期對外開放區域中心城市。
（本文系2018年徐州市社科基金項目“民國時期的徐州與中西文化交流”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号：18XSZ042）
「注釋」
①ChronologyofJohnDewey'sLifeandWork，Updated,CompiledbyBarbaraLevine,Nov.30,2016.
②《94年前美國教育家杜威在徐州演講号召解放青年心志》，《揚子晚報》2014年6月30日。
③在某國外拍賣網上，賣家也是将此明信片的内容描述為美國傳教士的徐州之行。
④李晟文：《1918-1955年加拿大法裔耶稣會士在徐州傳教過程初探》，《海外漢學》2006年第14期。
⑤Lafortune,Édouard,CanadiensenChine:croquisduSiu-tcheoufou:missiondesjésuitesduCanada,Montréal:l'Actionparoissiale,1930.
⑥AlvynAustin，JamieS.Scott.CanadianMissionaries,IndigenousPeoples:RepresentingReligionatHomeandAbroad,UniversityofTorontoPress,2005.
⑦R.G.Tiedemann.ReferenceGuidetoChristianMissionarySocietiesinChina:FromtheSixteenthtotheTwentiethCentury,Routledge,2016.
⑧DanielH.Bays.ChristianityinChina:FromtheEighteenthCenturytothePresent,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9.
⑨StephenUhalley,XiaoxinWu.ChinaandChristianity:BurdenedPast,HopefulFuture,Routledge,2015.
⑩JohnD.Meehan.ChasingtheDragoninShanghai:Canada’sEarlyRelationswithChina,1858-1952,UBCPress,2011.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