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性”與“個性”結合，拓寬創作視野
任金州（2003）指出，電影的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具有人類共性的價值觀是幫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進入情境、理解人物的切入點和催化劑。①縱觀世界影壇成功的跨文化傳播作品，在價值觀的共性探尋和建立上都有着自己巧妙的設計和構思。榮獲2011年金熊和2012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雙料榮譽的伊朗電影《一次别離》就是成功借助了“家庭”和“宗教”兩個主題，獲得了觀衆的認可。可見，人類共性價值觀是幫助電影作品成功進行跨文化傳播和交流的有效手段。目前，中國電影在開拓思路、尋找人類“共性”與中國“個性”的結合點，在不同文化隔閡的“跨越”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從1998年《小武》受到國際電影界的認可開始，賈樟柯的每一部電影作品都在國際上獲得了成功。他從底層的普通人生活細節入手，将現代中國影像呈現在銀幕上。他的作品已經逐漸成為世界了解當今中國的橋梁和窗口。《小武》《站台》《任逍遙》《世界》《三峽好人》《二十四城記》以及《天注定》無一例外地都獲得了國際電影節的高度肯定。其中，《三峽好人》拿到了“歐洲三大電影節”之一的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這在中國電影界成為裡程碑事件。縱觀他的電影，可以發現，他一直都緻力于在文化“共性”與“個性”之間尋找平衡點，利用人類共性情感搭建跨文化傳播橋梁。他所處的電影創作時期正是飛速發展的現代化進程與底層百姓之間的脫節和斷裂的時期。因此，賈樟柯在底層百姓的身上尋找到了一些“共性”的價值觀——對“個人”的關注，對“故鄉”的焦慮，對“人性”的闡釋。這些人類共性價值觀貫穿在賈樟柯的電影作品裡，成為溝通不同文化、激起情感共鳴的催化劑。同時，我們在賈樟柯的電影中，仍可以看到他所堅持的“個性”。他的電影創作中每個人物都有不同性格，面對困難的處理方式有較大差異。因此，最終也有截然不同的命運。這些“個性”的元素看似毫無聯系，但這些性格迥異的人物始終處于相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有着“共性”。賈樟柯對“共性”與“個性”的取舍與平衡，讓人物的性格、舉止與命運各自不同卻不至于出格，這是他的電影能夠得到國際認可的原因之一。
二、關照雙重文化，樹立民族文化認同
新世紀以來，中國電影在國際影展上頻頻獲獎，華人導演已經逐漸進入了以好萊塢為首的世界電影主流視野中。這說明了中國電影所表現的民族文化，也在逐漸被國際所接受。在全球跨文化影像傳播中，無論是故意歪曲嘲笑的形象還是客觀認同的形象，無可否認的是，中國文化元素在他國電影中占有的分量越來越多。因此，要使中國電影“走出去”，就需要在電影中輸入一些中國特有的文化因素；同時，也要關照雙重文化，即在中華文化與其他優秀民族文化之間尋找平衡點。
李安是一位享譽世界的華人導演，其所執導的影片受到中國和世界觀衆的歡迎與認可。他的每部電影都沒有完全桎梏于一種文化，而是上升至雙重文化的角度來觀照社會生活，即“觀照雙重文化”。他在電影中實現了對多元文化的解讀，尋求挖掘不同文化之間的文化認同。比如，《喜宴》在東西方文化相遇的語境下進行叙事，李安将兩種文化并行于同一叙述空間之内，既無文化自卑感，亦無妄自尊大的文化中心主義。國外觀衆能夠從影片中感受到跨文化的沖突、傳統與現代的沖突；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中國文化”特質；同時，也存在着由于文化差異所引起的不解與困惑，但在兩種文化比照中，降低了國外觀衆對中國民族文化的理解難度，影片由裡到外散發的中華文化氣息和思維方式也使歐美觀衆在比較欣賞與潛移默化中産生一種文化認同感。蔡帼芬（2003）認為：“李安作為一個充滿人文關懷的導演，跨文化傳播并不是他的直接目的。他所想要實現的，是如何通過影片表達他對于人内心的關注；對于處于文化中的人如何擺脫迷茫，尋找出路的關注。”②我們認為這種真誠的人文關懷正契合了跨文化傳播通過跨文化交往，實現不同文化的意義共享，産生不同國家之間文化認同的目的。從這個層面來看，李安電影中所傳達的文化認同無疑是很成功的。
電影明星的文化輸出也是我國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樹立民族認同感的重要方式。電影明星在當今時代的話語權受到空前的關注，其結合自身電影表演的藝術魅力與備受社會關注的行為融為一體，在全球跨文化傳播中能夠為海外了解中國電影乃至中國人形象搭建橋梁。在西方觀衆的印象中，談及中國電影，他們首先會提到中國電影明星——李小龍、成龍和李連傑。可見，從現象上看，多年來，李小龍、成龍、李連傑等影星的功夫電影成了他國民衆了解和認知中國的主要渠道；在他們眼中，功夫影星成了代表中國的“文化符号”。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電影人走上國際舞台，參演好萊塢電影，如章子怡、李冰冰、周迅等，這種現象也體現了中國電影人對“雙重文化”的關照。由于國内外文化差異較大，中國演員在參演國外電影時，首先要對該國的語言有相當的了解，能夠熟練地說出台詞；其次在進行表演時要調整自身狀态，使其更貼合當地文化，同時，也要保留一定的中國特色。雖然，通過電影明星這一視角所形成的對中國形象的認知是片面的，但這也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在多元語境下，影視明星、電影導演等名人效應往往能從影視方面對跨文化傳播，特别是宣傳國家形象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
三、加強國際合作，建立産業戰略觀念
電影跨文化傳播的成功，并不單純是靠電影作品本身的藝術魅力來實現的。李道新(2005)認為：“電影既有藝術屬性，又有商業屬性還有媒介屬性。電影創作隻是電影産業鍊上的一個環節，電影的跨文化傳播效果，實際上受到資本運作、拍攝制作、發行宣傳、市場運營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約。”③所以中國電影要真正實現跨文化傳播效果，還必須對現行電影體制進行改革，建立産業戰略觀念。在這方面，中國電影正在探索中，盡管還有許多不足，但已經邁出了較為艱難的第一步。
首先，電影生産進一步開放，積極促成中國電影的國際合作。合拍片是中國電影“走出去”戰略的重要舉措。中國近幾年的中外合拍做的風生水起，每年有多部合拍電影誕生，其中叫好又叫座的不在少數，如《唐人街探案》《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功夫熊貓3》等等。這種合作帶來的絕不僅僅是演員、導演之間的國際合作，伴随而來的還包括融資渠道的增加、上映空間的擴大、創作領域交流互動的增強以及文化經驗的相互浸潤。這使中國電影在産業平台上真正得到了有益的補充和啟發，從而實現中國電影的跨文化交流與傳播。
其次，中國電影在傳播發展過程中已有了全方位的市場運營策略，電影産業戰略觀念正在逐步形成。在電影進入市場前，有準确的市場分析與定位；在電影發行過程中，有完整的宣傳以及合理投放策略；在電影成功展映以後，也有電影後續産品開發，包括廣告、音像制品、播映權等等，這些都是中國電影跨文化傳播的重要突破口。但目前我國電影業并沒有形成如好萊塢、寶萊塢那樣完整、成熟的産業發展模式，大多數電影的宣傳、發行、上映等都是各自為政，甚至為了盈利而打壓另一部同期上映的電影。因此，中國電影想要“走出去”，必須要有“文化品牌”，要建立更為成熟的電影産業。
（本文系“廣東省公共外交與跨文化傳播研究基地”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任金州：《電視外宣策略與案例分析》，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5頁。
②蔡帼芬：《全球化視野中的國際傳播》，五洲傳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226頁。
③李道新:《中國電影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8-64頁。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