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障礙幾乎是每個中國留學生都會遇到的問題，課堂聽講、小組讨論、社交活動都可能成為挑戰我們聽力的場合，而各式各樣的歐洲、拉美和印巴口音則會讓事情雪上加霜。我們可以不喜歡這些口音，可是能夠聽懂它們會讓自己如虎添翼。這個世界不因我們的好惡而變化，我們隻能改變自己去适應環境。适應能力強，才是真正的強者。
我出國前英語聽力一般，剛到美國杜克大學(DukeUniversity)讀MBA時，遇到語速快些的老師就有些狼狽，比如聽講時不敢記筆記，一記就聽不懂老師講的内容了。和外國同學吃頓飯也痛苦，我隻要嘴一咀嚼，耳朵就聽不清人家說什麼了。一心不敢二用，一天到晚豎着耳朵，一年下來，我的聽力長進了些。二年級時，我跑到倫敦商學院(LondonBusinessSchool)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TheLondonSchoolof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連續做了兩個交換項目。去之前我特意看了幾天BBC，想着适應一下每天在課堂上都會聽到的地道的倫敦腔，誰知到了那裡才發現“畫風”與想象的全然不同。
說好的倫敦腔呢？
倫敦确實是個文化大熔爐，這一點在我所交換的學校的師資配備方面體現得淋漓盡緻。算上旁聽的課程，我在倫敦商學院學習的十門課中，竟有三門的主講老師是印度人，三門是歐洲大陸人，兩門是美國大學的商學院來交流訪問的教授，一門是以色列人，隻有一門是英國人。而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正式學習的三門課，則分别由印度人、意大利人和以色列人主講。說好的倫敦腔呢？
我好不容易建立的聽力信心又被這些南腔北調的英語淩虐，于是突然理解為什麼近年來雅思聽力考試中開始出現以印度口音為代表的各種英語口音了。這樣看來，托福聽力真是單純得像張白紙。猝不及防之下，我對不少課程的吸收打了折扣，特别是當老師們根據課件内容，結合自身經曆做一些發揮和引申的時候。這往往是最精彩的部分，可常常也是主講老師口音最重的時候(人在興奮或放松時往往最容易暴露從小養成的習慣)，我卻由于聽力水平所限，不能充分領略個中妙處，甚為遺憾。比如講PE/VC(私募股權/風險投資)的教授EliTalmor，他在PE界是一位兼擅理論與實踐的大牛，不僅與人合著了業界權威教科書《國際私募股權》(InternationalPrivateEquity)，還是英國首相辦公室和議會的專家顧問，有一堆令人炫目的頭銜，可惜就是操一口濃重的以色列口音。每次他講自己在業界的傳奇經曆時，我看到聽力好的同學們面露崇拜而癡呆的笑容屏息凝神徜徉于知識的殿堂，就知道自己百爪撓心的時候到了。
課堂上被虐過還不算完，課後還要繼續。在課後同學們進行小組讨論時，不同于美國商學院以美音為主的場景，這裡的各式歐洲、拉美和印巴口音令人“酸爽”不已。不想被當做透明人，就隻能拼命去聽懂每個人說什麼，我無數次産生對他們大聲疾呼的沖動：你們學英語時都拿國際音标當空氣嗎？！
出國前可做些英語方言的聽力練習
我終于明白：英語作為事實上的世界語早已發展出多種根深蒂固的方言。熟練掌握英語就意味着必須聽懂這些方言。設想一個老外來到中國做生意，需要全國跑業務，隻能聽懂标準普通話顯然是不夠的——試問有幾個中國人像央視主持人那樣說話呢？如果稍有口音就聽不懂，那這位老外能去的地方隻怕是太有限了。而比起江浙、福建、廣東等地的方言相對于普通話的差異，上述各式英語口音其實遠沒有那麼面目猙獰——它們充其量相當于漢語北方語系中的某些分支，稍假時日還是可以适應的。歸根結底，我們聽不懂一門語言的方言，還是對這門語言本身掌握不精。
我想起自己在蘇州和重慶做新東方校長時，因為聽當地方言吃力，曾經錯過了一些進一步發展地方關系的機會。那時的我如果有更開放的心态，想必不緻如此。我們在國内可以對某一門方言無感，可是聽不懂别人說的方言，很多時候吃虧的是自己。同樣道理，作為留學生，我們可以不喜歡某一種英語口音，可是能夠聽懂它卻會讓自己如虎添翼。這個世界不因我們的好惡而變化，我們隻能改變自己去适應環境。适應能力強，才是真正的強者。
我由此想到，留學生在出國前也許應該針對這些英語方言做做聽力練習，以免臨事忙亂，特别是理工科(包括金融和财會專業)留學生，因為他們遇到印度教授的概率更高。另一方面，中國同學練習英語口語時，是否也不必花過多時間去追求發音準确，而是應更多追求運用熟練呢？想想那麼多人說英語都沒有考慮過我們的感受，我們這麼和自己較勁，又有誰會領情？
印度英語大行其道所帶來的思考
這裡不得不提到印度英語，無論我們怎麼嘲笑這種奇葩口音，并圍繞其發音現象編出了多少曆久不衰的“梗”，這些年印度英語在英美卻是愈發大行其道了。由于英語在印度近乎為母語的地位，印度人從語言到文化都能更好地融入英語國家。通過在商界和學界占據更多、更高的位置，印度人正成為西方主流文化中愈發不可忽視的一部分，而我們現在不得不去學習聽懂印度英語，又等于強化了這一趨勢。人類社會的很多權利最終體現為說話的權利，難怪有“話語權”這麼一說。
我進一步想到，英國對印度在曆史上的長期殖民使得印度人在上述方面有着中國人在短期内無法具備的優勢，但這優勢的持續存在依賴于一個大前提——全球主流文化仍然是西方文化，特别是英美文化。印度人在英語社會融入愈深的同時，也愈發固化了他們相對于英美文化的附屬地位。而中國則相反，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将傳統文化成功保留至今的國家，其融入英美文化可能顯得吃力些，但這也為中華文明在未來重新崛起并成為全球主流文明做了鋪墊，埋了伏筆。
在英國做交換生時的作者我們固然要更好地運用英語，從而更好地融入西方文化，但我們要時刻牢記這隻是手段而非目的。近年來随着中國在全球經濟地位的提升，國人的民族自豪感也在覺醒——這從若幹年前中國父母恨不得将子女從小移民海外，到現今追求子女中英文平衡發展、雙語流暢，就可窺斑知豹。等到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擁有更強“話語權”的時候，我們也會聽到來自全球不同地區各式版本的中文了吧——也許那時印度人已經忘記他們的母語印地語怎麼說了。
本文選自公衆号“周成剛在路上”作者簡介
馮大為，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助理副總裁兼企業發展與戰略規劃部總監。本科畢業于浙江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後獲得美國杜克大學的MBA學位，在讀MBA期間先後赴倫敦商學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交換學習。2003年加入新東方，曾任蘇州新東方學校校長、重慶新東方學校校長、新東方二三線城市業務拓展部總經理，是新東方20周年功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