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很多孩子還不知道近視為何物，我就戴上了瓶底一樣的眼鏡，眼鏡框的樣式也沒的挑，是黑色的四方形。我的眼睛本來挺好看，又大又黑，但現在被擋在厚厚的鏡片後面，看不到了。
對于近視這件事，我自己是懵懂的，不能接受的是我媽，她的反應比我激烈多了。她開始反思原因，首先是我愛看電視。從此，我就再看不到電視了。之後，她又認為我的近視和整天趴着看小人書有關，後來裝書的綠箱子就不知所蹤了。醫生說紅色對眼睛不好，所以我不能穿紅衣服、不能包帶紅顔色的書皮。我媽還學習了一套據說能夠治療近視的按摩操，每天給我做兩遍，我被揉搓得直掉眼淚。
五年級時，我的近視到了700度，我媽決定讓我休學一年。那一年是很特别的記憶，一個集體中的小孩忽然被“摘”了出來，被迫獨自面對時間。很多抽象的概念我是在那個時候第一次感受到的，比如“孤獨”“恐懼”等。
我媽還帶我到北京看醫生，我又累又怕，坐在視力表前的凳子上崩潰地大哭，因為我連最大的那個字母也看不清了，近視度數升到了900度。我去挑眼鏡框，高興地發現北京醫院裡的眼鏡框竟然是五顔六色的，于是我有了一副紅色鏡框的眼鏡。
從北京回來，我覺得媽媽從心裡放棄了拯救我的視力。我重新上了學，看書時間長了她也不再訓斥我，有時候偷偷跑去朋友家看電視劇，她也像不知道一樣。可是随着我漸漸長大，我越來越愛美，我也繼承和發揚了我媽的神經質，把近視繼續搞成一件很嚴肅的事。
我不怎麼敢和異性說話，即使說話也不看對方的眼睛。《圍城》裡有這樣一句話：男人不和戴眼鏡的女人調情。我想我一定不可能找到愛人，會孤獨終老。有一天，我在大學宿舍上鋪看書，忽然瞥到了放在下面桌子上的高度數眼鏡。我被它一圈圈的瓶底螺紋吓了一跳，那真是最醜陋、最可怕的東西，我生命裡的一切痛苦都可以歸咎于它。
作為一個特别強調秩序感的人，有一個具體的痛苦根源會使生活井井有條。然而好景不長，這個根源很快就被挖掉了。大四的時候，世界上忽然出現了一種小時候想也想不到的近視手術，雖說當時技術還不成熟，但我還是堅持去做了。手術很成功，我馬上摘掉了眼鏡。
隔了幾年往回看，很奇怪近視這麼一件平常的事，竟然給我帶來了那麼大的痛苦，也很奇怪那麼大的痛苦說不見就不見了。什麼是病呢？它未必局限于人吃五谷雜糧一定要生的那些病，病是把指甲蓋一般大的痛苦變成彌漫在整個宇宙的痛苦的能力，是失去了一個痛苦，還可以再滋生無數痛苦來補充的能力。病還是一種心理，得到某物的時候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失去的時候卻覺得匪夷所思、天道無常。有這種能力和心理的人，如果不願意改變，那人生就永遠處在一種以虐為樂的病中。
（聶勇摘自《高中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