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過鐘阿城先生的一次訪談，他教讀者怎樣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偉大：要看小說看上去是否像幾個聰明腦殼在打架，若像，寫得再俏皮，也隻能入暢銷書排行榜，而不能列入影響數代人的作品之列。
換句話說，一流的寫作往往沒有這麼聰明外露，作家隻像一位農民一樣耕耘，沉浸在人物叵測的命運中，絕不可能有心思每分鐘都在講俏皮話。
這下，我終于明白《圍城》為何一度在文學價值上被争論得很厲害。
這部小說的開頭，太像“幾個聰明腦殼在打架”了。“蘇小姐身段瘦削，輪廓線條太硬，就像方頭鋼筆畫成的，”“鮑小姐被叫作局部的真理，因為真理總是赤裸裸的，而鮑小姐并未一絲不挂。”每一頁、每一節、每一個人物出場，錢锺書先生都奉獻了讓人永生難忘的毒辣刻畫，然而，讀者的注意力，很可能被這些聰明絕頂的比喻分去大半，以至于讀到第三章人物的形象還有一點虛浮。
記得楊绛先生回憶說，1944年，锺書先生開始寫作《圍城》時，家境非常困頓，楊先生去小學謀求教職貼補家用。為了讓锺書先生少受時局和開銷的影響，楊先生辭去仆役，自做“竈下婢”。因此，锺書先生“每寫幾頁都要給竈下婢看的”。可能正是基于這種苦中求樂的心态，《圍城》一開始就陷入了俏皮諷喻的汪洋中。這些比喻就像口含九制橄榄，讓人回味半天。可你且想一想一張嘴含入七八顆橄榄的樣子。
然而，這部小說還是擺脫了“聰明過度”的可能性，逐漸變得深沉樸素。為了結婚，孫柔嘉使出了秘而不宣的手腕，而方鴻漸也順水推舟入了圍城，各種婚後的龌龊就像皮袍底下的小咬一樣出現了……寫到這裡，锺書先生已經很少說俏皮話，他也不再每寫幾頁都要興沖沖拿給楊先生看了。連現實生活中的他，在飯桌上也不再妙語連珠。那是一段沉靜的時光，锺書先生完全沉浸到方鴻漸的命運裡，連他緊緊貼着眉毛的黑框眼鏡，也顯出了那種似笑非笑的無奈。
小說始于聰慧，終于敦厚，以一個洗盡鉛華的收尾，擠進了一流作品的行列。
（田龍華摘自《今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