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學生物的時候，本科畢業論文導師叫薛紹白，他是我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派到國外的訪問學者。當時很多人出國留學掙了些美元，回來給家裡買“三大件”：冰箱、彩電、洗衣機。而薛老師卻用攢的錢買了一台科學儀器帶回來，那是當時中國第一台流式細胞儀，開創了這個領域的工作。
我和薛老師聊過很多有關科研的話題，非常清楚當時中國的科研條件和國外差距很大，如果想在科學上有所建樹，出國留學是必須的。但是我們那一代人，大都有着“學成歸國”的想法，我并沒有長期留在美國的打算。
最初我以為，拿到博士學位就算學成了。因為當時有很多這樣的宣傳，老一輩科學家畢業答辯的第二天，就收拾行李準備回國。但是在美國我逐漸意識到，拿到博士學位隻意味着跨入了科學殿堂的大門，離一個優秀科學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37歲時，我成為美國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的終身教授，這才覺得自己差不多算是學成了。一方面，我對本專業有了透徹的學術理解，另一方面，我也了解美國的學術體系是如何運作的。
2003年，國家要成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北生所”），定位是科技體制改革的“試驗田”。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發揮作用的好機會，于是我回來了，和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鄧興旺共同擔任所長，那一年我40歲。
從1985年赴美留學到2003年回國，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一直在思索：接下來，中國的科學發展到底需要什麼？怎樣才能在中國做出影響世界的科學？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科研有些像體育，體育是體能競争，科研是智力競賽。科研文化和體育文化也有相似之處，中國女排當年能夠五連冠，是有其文化傳承的。
我認為，一個好的科研文化是追求卓越的文化，需要對好壞有一個判斷标準。然而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社會，很多情況會導緻判斷不清。北生所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建立符合科學發展的文化和體制環境，并以此為載體，吸引受過系統科學訓練，具有科學追求的年輕人回國，讓科學家們能心無旁骛地進行研究。
創立北生所并非一個一帆風順的過程，作為先驅，你必然會經曆各種冷暖。我在北生所任所長15年，收獲很大，它實現、甚至超過了我的願望。北生所很多年輕科學家通過自己的努力，走到了各自領域的世界前沿。比如2012年，李文輝研究員在《eLife》雜志上發表了有關乙肝病毒受體的研究結果，這一發現被同行認為是“真正在中國做出的生命科學重大突破”。李文輝自2007年到北生所，5年隻發過一篇文章。一個科研機構容許工作人員在5年時間裡沒有像樣的業績，這在國内科學界是很少見的。
一直以來，我都有成立公司的想法。我在美國的研究領域是細胞凋亡，細胞凋亡與腫瘤治療的關系非常密切。2010年，有投資人找我，希望我能在美國舊金山灣區創立醫藥公司。灣區是和美國波士頓齊名的生物醫藥創新谷，聚集了大批的華人科學家和創業者。
在朋友聚會上，我遇到了歐雷強（JohnOyler），他是美國人，在企業運營方面有着豐富的經驗。我們很早就認識，當時他剛剛賣掉了上一個公司。我們一拍即合，觀念不同的是他認為創業應該在中國。
中國當時已成為全球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醫藥市場，有着巨大的藥物需求。中國正在步入老齡化社會，中國每年大約新增430萬例癌症患者，遠遠大于歐美和日本的總和。由于本土研發能力不足，中國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遠低于歐美，隻有三成左右。這意味着中國癌症患者的需求遠遠沒有得到滿足，抗癌藥市場會越來越大。（李偉攝）我被他說服了，公司設在中國，名字叫“百濟神州”，意思是“百創新藥，濟世惠民”。2011年，公司成立，專注于癌症治療的分子靶向藥和腫瘤免疫藥物的研發。公司位置在北生所對面，我擔任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公司的日常經營由歐雷強主管。目前，我依然在北生所上班，相比企業家和創業者來說，我更喜歡科學家這個身份，科研一直是我的主業。
我們希望百濟神州可以研制出具有全球競争力的新藥，讓中國的抗癌藥研發與國際接軌，改善國人的健康。這是一個不小的景願。新藥研發是一個系統工程，難度和投入都非常大。在國外制藥公司研發一款First-in-class的新藥，和波音公司研發一款新型飛機的投入是一樣的，都要10億美元的資金，而且整個研發周期超過10年，成功率不超過12%。
而百濟神州成立之初，中國制藥業在全世界沒有任何影響力，遠沒達到制造First-in-class藥物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退而求其次，争取在已有基礎上做Best-in-class的藥物，這種模式可以大幅降低研發風險和成本，獲得更好的治療效果。（此處根據采訪對象意思整理）
這就好比，如果你說要設計一款全新概念的飛行器，很可能沒人給你投資，因為根本不知道飛行器會是什麼樣子，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如果你要設計一款比波音飛機更省油，飛得更遠的飛機，反而更容易獲得投資，因為更有可能實現。
百濟神州希望運用成熟的理論和技術，在仿制中創新，使藥物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有所提升。比如當下腫瘤研發領域最火的免疫治療藥物PD-1抑制劑，我們研究了國際上已經批準上市的O藥（Opdivo）和K藥（Keytruda），并在實驗室發現了這兩個藥物的缺點，在自己的藥物開發體系裡進行修正，做出更加安全有效的藥物。
很多人想參加臨床實驗，有藥就意味着有希望。新藥研發中最花錢的環節就是臨床實驗環節，但中國的臨床實驗太少，參加臨床實驗的人數和澳大利亞一樣，隻有美國的十分之一。澳大利亞人口2500萬，和北京市人口差不多。
以往我們沒有真正的新藥，所謂的新藥臨床實驗都是跨國公司的藥物在國外上市後，為了進入中國市場才在中國做的研究。中國的醫療體制也沒有鼓勵醫生參加藥物臨床實驗，這和發達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國，醫學訓練和行醫是标準化的，無論是鄉村診所還是全美最好的醫院，95%的疾病治療方式基本相同，醫生的醫術差距主要體現在如何醫治疑難雜症，以及有病無藥的情況下如何治療，而後者就需要使用新藥。所以醫生對參與臨床實驗抱以很大的熱情，他們的工作推動了醫學的發展。
随着中國制藥業的發展，如果我們能開發出真正意義上的創新藥，會有很多醫生願意共同把這個事情做好，推動醫學事業的發展。如果參加臨床實驗的人數增多，就能把研發費用降下來，從而降低藥價，讓更多人用得起藥。
目前，百濟神州已經向國家藥監局提交了PD-1藥物上市申請，明年可能會獲批。我們希望看到的藥物降價的情景已經開始出現。不久前，O藥和K藥公布了中國大陸的定價，價格隻有美國的一半左右。國産PD-1藥物陸續上市後，PD-1整體的價格還會繼續降低。如果沒有這麼多中國人研發的同類藥物在後面追趕，進口抗癌藥給出這樣的價格是不可想象的。
長久以來，天價抗癌藥成為癌症患者沉重的負擔，就像今年熱映的電影《我不是藥神》一樣，很多人四處尋藥，甚至不遠萬裡去海外買藥。如今我們可以設想，日後将會出現國外患者來中國買藥的情況。
除去外國人來中國買藥之外，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不久前有篇文章在業内廣泛傳播，《第一個在華創業的美國億萬富豪出現了》。根據《福布斯》的信息，歐雷強是第一位出生于美國，通過在華成立公司，身家達到10億美元的創業者。這說明中國的創業環境非常好，一個不會說中文的美國人都能成功，中國人為什麼不行？
手記
（範繼文攝/視覺中國供圖）2006年9月4日，參加“2006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北京論壇”的王曉東抵達北京2004年4月，41歲的王曉東因其在細胞凋亡領域的研究，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成為改革開放後20多萬赴美留學生中進入美國科學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
此前一年，他已經應邀回國創辦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因為研究的方向和癌症有關，經常有人問他有沒有更好的治療手段。手段是有的，但卻用不起或用不上。治療癌症所需的最新藥物基本來自國外，中國要麼和國外有5～7年的上市時間差，要麼就是已有藥物價格太高，足以讓人傾家蕩産。
王曉東非常理解患者的心情，他也深知跨國藥企的盈利規則，做一款新藥需要投入巨大精力、時間和金錢。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出路是做中國人自己的抗癌藥，從而降低價格，惠及大衆。
經過幾十年的研究積累，國外在抗腫瘤新藥研發領域進展迅速，在靶向藥物和免疫抗腫瘤藥物領域不斷有新藥上市。與傳統的放化療相比，這兩類藥物就像精确制導的武器，療效顯著、可持續性高，而且副作用很小，讓許多患者獲得了新生。
當時中國的制藥業雖然在改革開放後從無到有，由小及大，取得了巨大進步，卻依然以仿制藥為主，在國際上掀不起絲毫漣漪。直到改革開放的第四個十年，随着國内政策和創新環境的改善，配套體系日益健全，海外精英相繼回歸，資本競逐，群雄并起，一大批創新藥企業紮堆冒出，我國制藥業才終于從以仿制為主走向仿創集合，開始研發自己的新藥。2011年，貝達藥業的新藥凱美納（鹽酸埃克替尼）獲批，成為國家“十一五”重大新藥創制專項标志性成果。時任衛生部部長的陳竺院士甚至将凱美納譽為民生領域的“兩彈一星”。
百濟神州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的，之後它成為中國醫藥界一個特殊的存在。成立8年時間，百濟神州研發項目投入巨大，公司尚未盈利，卻跻身中國生物制藥行業龍頭行列，并于2016年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今年8月又在港交所挂牌交易，成為首家美、港兩地雙重主要上市的中國生物醫藥龍頭企業。
目前，百濟神州的PD-1藥物已經提交上市申請，在其之前還有君實、恒瑞、信達三家企業也提交了上市申請，年内就會有國産PD-1藥物上市。
王曉東的希望正在慢慢實現。今年8月，百時美施貴寶公布PD-1抗體Opdivo的建議零售價100mg/10mL規格為9260元，與其他與上市地區價格相比，每年的費用約為30萬人民币左右，這一價格為美國的54%，香港的68%，可謂全球最低。今年9月，默沙東公布其PD-1抑制劑藥物Keytruda在内地的售價為17918元（100mg/4mL），大約是美國價格的一半。
跨國藥企将全球“地闆價”放在中國市場，是前所未有，出乎意料的舉措。不少人判斷，除了在短暫的獨占期内搶占市場外，這一定價還直指本土創新藥企，将直接壓縮國産PD-1産品未來上市後的市場空間。
目前，國内有上百個在研PD-1項目，雖然有泡沫之嫌，但也不能說完全是壞事。這就像是改革開放初期，全國數千家企業生産電視和冰箱，資源分散無法和外企競争。但如今看看中國家電在全球的占有率，當時的觀點可能是錯誤的。大浪淘沙，終有勝者，這就是市場經濟。（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