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小川攝）
80年代，大部分年輕人了解世界的窗口隻有兩個，一個是《參考消息》，一個是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最後5到8分鐘的國際新聞。經常會有索斯比（Sotheby's）、克裡斯蒂（Christie's）等拍賣行的新聞，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新聞裡說：今天倫敦拍賣了印象派大師凡·高的《向日葵》，創了天價，被一個神秘買家通過電話買走，聽說這個買家來自日本。一輩子都忘不了電視裡的那個畫面，古老的建築裡，一個文質彬彬、打着領結、五十開外的長者，站在高高的拍賣台上，指點江山，俯視着拍賣大廳裡坐着的那些雍容華貴的男男女女。那是西方上流社會的一種高雅遊戲，那麼遙遠、那麼神秘、那麼高貴，我覺得我一生永遠達不到。
1991年，我在國務院發展中心《管理世界》做副總編輯時，去雜志社下屬的文化市場研究所，當時天已經黑了，在北京南城馬路的路燈下，研究所所長李剛和副所長楊林給我拿出一份《羊城晚報》，上面有一篇評論文章，說中國有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傳統和曆史，卻沒有一個有影響力的藝術品拍賣行。他倆說，我們搞拍賣行怎麼樣？當時它就觸動了我腦海裡電視上關于拍賣場面的畫面，我說行啊。我覺得自己最初建立嘉德的動機就是再造中國文化和精神上的上流社會。
1992年《有限責任公司規範意見》和《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兩個文件頒布，我知道機會來了。我拿着報紙天天看，一點點學。我創辦嘉德的合同書、章程全是按照這兩個文件的條文自己寫出來的，然後又拿着報紙到文化部、人民銀行跟他們宣傳這些，講馬克思在《資本論》裡對股份制的思想和觀點，把老祖宗搬出來說服這些體制内的官員。
我因為之前搞中國500家大企業評選，與國有企業領導關系很熟，很快募集到2000萬元股本。多年來的經驗讓我對體制很了解，知道申請執照一定不能直接提出或觸及文物拍賣，隻能打擦邊球，說做工藝品，因為工藝品不受文物管制。但光是這樣還是不夠的，我們向文化部申請辦公司，須要一個有實力的和文化藝術相關的單位做股東。我就找了中國畫研究院，給了他們5%的股份，2000萬中的100萬。中國畫研究院出個文，由他們向文化部打報告，文化部受理了。我們還需要國家文物局批準，我很敬佩當時國家文物局局長張德勤，他冒着極大的政治風險率先批了，他說拍賣是為了保護文物的流通和利用，收藏也是一種保護，不是流失。随後我又去國務院生産辦和國家工商局注冊登記。
這就是改革之初的時代，各種變革在變與不變之間，在合法與沒有法律支持之間，突破舊體制的作為與如何作為，都體現了人們的膽識與智慧。
1993年5月18日，全部程序走完後的第二天，“中國嘉德國際文化珍品拍賣有限公司”在長城飯店租了四個房間，正式開張。籌備期間，長城飯店公關部總經理王雁南有一天和我說：“索斯比有人來北京，見不見？”我說見，到訪者是索斯比拍賣行管家具拍賣的梅森。他和我說，拍賣一定要公正，賣高了賣便宜了都會傷客人，拍賣行不能跟買家賣家搶生意，隻能做中間人。一定要保證藝術品的品質，不能欺騙人，因為别人早晚會知道，知道了，就不舒服，就會離開你。與梅森的一席話對我影響很大，嘉德從此堅定不買不賣，誠信經營至今。
1949年後國家規定文物專營，隻有文物部門直屬的文物商店和外貿部下屬的工藝品進出口公司可以出售文物。而嘉德這種文物藝術品拍賣的交易方式，對于原來陳舊落後的文物商店體制無疑是一種革命性的颠覆。1993年我們第一次征集拍品時，他們還沒有馬上意識到我們對他們的挑戰。中國畫研究院副院長趙榆陪我去了很多地方，當時嘉德沒有自己的專家，每一件東西拿回來都得找外面的專家看，包括徐邦達、耿寶昌、章津才，他們也沒有錢的概念，看了也不收錢，覺得我們去請教就很高興。
嘉德從1993年5月至1994年3月，用了幾乎一年時間征集第一次拍賣的拍品，那時長城飯店四間辦公室的日租就要400多美元。天天付房租，月月付工資，我壓力非常大，時常胸悶、心痛，晚上睡不着，做噩夢，沒有經曆過壓力的人，體會不到心冒冷汗的感覺。
1994年3月27日，終于迎來了首場拍賣的日子。我們請徐邦達先生給嘉德開首槌，為中國拍賣行業的未來發展敲下了開創性的一槌。第一次拍賣基本是朋友幫忙，友情緻勝，165萬元的齊白石《松鷹圖》被國旅總社買下，張大千的《石梁飛瀑》拍了195萬元，被中關村信用社買走。全場拍賣成交額1400萬元，在中國藝術品市場創下齊白石、張大千個人繪畫價格的世界紀錄。當晚，我們去了長城飯店旁邊亮馬大廈裡的薩拉伯爾韓國燒烤店，慶祝首拍成功，喝真露酒，我們全都喝醉了，我在辦公室椅子上睡了一宿。
我的青少年時期是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嘉德剛成立時，我就想拍賣《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去安源》是“文革”早期的著名油畫，曾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展覽，受到大家推崇。我有這種敏感，這張畫會寫進曆史。最終在1995年秋天，建行以550萬元拍下了它，加上10%的傭金，605萬元，相當于現在三四個億，轟動全球，也給嘉德帶來了巨大的聲譽。接着嘉德又搞了一場新中國美術拍賣，當時我去菲律賓出差，在機場看到好幾份雜志的封面和封底都是嘉德拍賣的報道，影響很大。
但影響最大的拍賣還是天安門宮燈。開國大典用的宮燈一共8個，是用鐵棍和竹皮做框架，外面的紅布每幾年一換。1994年國慶開始采用新式燈籠代替原來的8個舊式宮燈。當時天安門管委會需要籌集幾十萬元給郊縣老百姓打兩口深井，于是我們給他們出主意，8個宮燈，管委會自己留一對，送一對給中國曆史博物館，送一對給中國革命博物館，剩下一對嘉德賣掉，用于籌錢打井，最後他們同意了。
拍賣當天爆棚了，像政府開記者招待會一樣，拍賣桌上堆滿了話筒，起碼有幾十家中外媒體的記者。下午2點拍賣開始，場内氣氛非常凝重，七八個買家争到800萬元以後就剩下中華百亭魚樂園和國安廣告公司兩家了，他們一直咬到1380萬元，最後被中華百亭魚樂園買到。整個過程太快了，從無底價到1380萬元用了不到7分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坐在後面，心裡一直在說：瘋了！瘋了！
那時候老百姓家家都看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後面的天氣預報，收視率特别高，節目裡預報每個城市天氣的時候都有個背景圖片，其中就有北京的中華百亭魚樂園，那是一個甯波的開發商搞的房地産項目。拍賣結束，大家圍住我要采訪，我腦子裡一片空白。最後記者說：這樣吧，你就說一句，天安門宮燈成功拍賣是最好的愛國主義教育。就這麼一句話我說了五遍才把它說清楚。
當時社會的輿論環境對我們有很大壓力，很多人質疑拍賣會不會加速文物的流失，好像拍賣是賣國一樣，因此我覺得必須以事實讓大家看到拍賣有利于文物保護。在開始拍賣的第二年1995年秋天，我們舉辦了“楊永德藏齊白石書畫專場”。楊永德是香港的大收藏家，收藏了很多齊白石的畫，他給了我們165件，拍了将近1300萬元。這是國内第一次因為拍賣促成海外流失文物藝術品大量回流，拍賣一下子從“賣國”變成了“愛國”，從此改變了拍賣的政治形象。
這個專場意義重大，但為了這場拍賣成功，我向楊永德墊付了1500萬元保證金，從而錯過了張先《十詠圖》。1995年的一天，有個人找到嘉德，說有件“東北貨”，北宋張先的《十詠圖》。那時我入行時間不長，不知道北宋的東西到底有多值錢，沒有這個文物知識。黑乎乎的畫說要400萬元，要我們先墊付200萬，但那時我把錢都墊付給了楊永德。我将信将疑，沒有同意，誰知他扭頭就去找了“瀚海”。1995年10月3日，我永遠記得這一天，張先《十詠圖》在瀚海拍了1900萬元。這場拍賣改變了中國書畫市場的格局，瀚海在古畫拍賣上越來越好，嘉德則在近現代繪畫和油畫領域賣得好。
當天晚上，我正郁悶地開着一輛黑牌沃爾沃漫無目的地在長安街上行駛，當路過天安門時，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說：“東升同志，今天中國人民銀行黨組通過了泰康人壽的創辦申請。”
嘉德初創時我自己做董事長兼總經理，掌控宏觀和建立各種人脈關系。人家說我像設計家，我覺得我就是督促着别人幹活的，尤其是第一場拍賣之前，壓力大得天天逼着大家幹活。從1996年創辦泰康人壽保險公司起，我就隻做嘉德的董事長，把總經理的位置交給了王雁南。
嘉德20周年的時候，我們去紐約做推廣和答謝活動。到紐約的第一天，我就去見了蘇富比的梅森，當年嘉德初創時，他對我這名新入行年輕人的諄諄教誨，成了我一生最寶貴的财富。因此我和王雁南還特意與他合了影，以作紀念。
手記
（中國嘉德供圖）1995年10月，中國嘉德'95秋季拍賣會在北京昆侖飯店舉行90年代，中央電視台的《東方時空》廣受歡迎，基本上人人都要看。1994年3月27日，陳東升創立的嘉德首場拍賣成功後，《東方時空》的現場報道引用他的話，說嘉德的這聲槌響，預示着紐約、倫敦、北京三足鼎立時代的到來。
“那時這完全是一句祝福的話，沒想到25年後居然成為了現實。”陳東升感慨地說。如今紐約、倫敦、香港和北京已經形成全球四大拍賣交易中心，藝術品市場就此被分為西方藝術和東方藝術兩大闆塊，其中東方藝術就是以中國文化藝術為核心。
1744年成立于倫敦一片果園和花卉市場的蘇富比正是陳東升創辦嘉德拍賣之初崇敬與學習的對象。在蘇富比香港拍賣會上，這位中國企業家第一次真實見到了他在《新聞聯播》裡憧憬已久的拍賣現場，他扛着在日本留學的弟弟送給他的攝像機，“偷偷摸摸拍現場的一切，牌子、記分牌的樣子、拍賣師，連預展時用的玻璃罩子是幾公分厚等細節都仔仔細細抄在小本子上”。
作為“92派”企業家的代表人物，陳東升離開體制下海從商，在1993年創辦嘉德拍賣，1994年創辦“宅急送”之後，1996年他移交了嘉德拍賣的實際管理權，創辦泰康人壽，并任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至今。2016年，泰康人壽更是以16.25億元人民币控股13.52%成為蘇富比單一最大股東。“今天，我們用25年的時間，走過他們200年時間走過的路，與他們形成鼎立之勢。”陳東升說，“為什麼能這麼快？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的高速增長，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讓中國藝術品市場像其他市場一樣繁榮起來。”
25年裡，中國拍賣行業從無到有，他經曆了一切。當年藝術品價格不高，老幹部、知識分子、收藏愛好者等中産階層都可以買到，而今藝術品市場發生了徹底的變化，藝術品慢慢集中到少數大收藏家手中。他認為這些企業家和大收藏家是人類文化的守護人。“因為藝術最後要被人鑒賞，被人保留，藝術品被價值化是很重要的，人們就會珍惜它，就會把它收藏進博物館。”也正是藝術品市場的繁榮，評論家、美術雜志、鑒定家、博物館等一個生态群體才會繁榮起來。（張星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