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八中超常教育實驗班（俗稱少年班）畢業20多年之後回頭看，我所經曆的超常教育，它完全不是人們想象中的那樣嚴厲刻闆。我們在一種開放而多元的環境裡，滋生出了持久的自我驅動力，成為我們人生中取之不盡的财富。
2010年5月16日，北京八中少年班開考。圖為學生們正在認真答題（視覺中國供圖）
作者張湛（左）與同學尹希為少年班杜老師慶生童年的高智商與“爛”作文
我1983年2月出生于北京市，我媽是化工專業的高校教師，我爸在大學後勤部門工作。據我媽講，我2歲時認識200多個漢字，這我不記得了。我隻記得有一天我媽背了一遍元素周期表，我覺得挺有意思，讓她再背一遍，也沒太在意，第二天醒來不知怎的就會了。後來我媽順勢教了我一下核外電子排布，在公共汽車上考我，引得旁人問我多大。“4歲半多了。”我們班的同學在上八中之前都有各自的“超常事迹”，有人跟小朋友鬧了矛盾，說“你都不懂歐姆定律，不配跟我打架”。當然，歐姆定律是他的工程師父親教的。
我爸對我上學的事特别上心，為了讓我早上半年學，帶着我跑了好幾所學校，最後剛剛落成的櫻花小學接收了我。後來我爸還帶我測過智商，先去了某個醫院測出來110多（讓我畫畫，我真不會畫），他不滿意，我們又去北京大學第三醫院測了一次。因為某項成績超出了量表，最後結果是160以上，這下他滿意了。
我小學一年級是班裡第二，第一名穩紮穩打，我比不過他。不過他回憶說我那會兒常常捧着巨厚的書看，低調而霸氣。我記得那會兒晚上回家，常常跟爸爸媽媽一起學習，他們給我聽寫，給我出算數題，還跟我一起看地圖、查字典。到了二年級，我爸媽又讓我跳級。給我找來了三年級的數學、語文書，我就一邊看“一休哥”，一邊看看書。二年級第一學期結束時，我參加完自己班裡的期末考試，又去三年級老師的辦公室裡坐了一套他們的期末卷子，再開學就去三年級上第二學期了。
剛上三年級有點不适應，特别是語文，突然一下子拼音要按英文字母順序寫，我沒學過，考試就得了80多分。這之後我就被打上了偏科的标簽，特别是作文不行。有一次我們班春遊去馬甸的雙秀公園，回來要當堂寫作文。老師看我一下子寫了不少，開始不老實了，就把我的作文拿走在講台上念。我寫了一些當天的趣事，引得同學們哄堂大笑，但是老師覺得不好，給了我很低的分，總之讓我重寫。
為了重寫我又去了一次那個公園，最後抄了幾句作文選裡的風景描寫交了上去，“一朵朵小花在陽光下綻放了笑臉”之類的。結果老師眼力過人，在所有作文選的句子下面都畫了波浪線表示贊賞，給了我九十幾分。這是我唯一一次作文上90分。小學的經曆極大地削弱了我對寫作的信心，讓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不會寫作文的人。好多年之後我才逐漸明白，那種推崇做作空洞“文采”的作文标準完全是錯的，引得同學們大笑的那篇才是好的寫作。
過三關考入“少五”
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社會，似乎有一種狂飙突進奮起直追的精神狀态，追求又快又好。當時全國出現了不少中學和大學的超常實驗班，家長們也樂于把孩子送上快車道。
北京八中緻力于超常兒童的甄别和培養，通過智力與非智力的測試選拔，招收北京市内智力超常的10歲學生。少年班的學生用4年時間（最近改為5年）完成8年學業。14歲高考進入大學，18歲大學畢業。少年班一開始兩年一屆，後來改為一年一屆。八中少年班從1985年開辦至今已招收超過20屆，畢業生超過了500人。少年班的學制隻有4年，不過這4年的影響卻貫穿學生一生。社會上很多人對超常教育有各種誤解甚至污蔑，作為畢業生，我有義務來澄清一下。
我考過兩次少年班。我爸讓我四年級時就考了一次，初試都沒過，僅僅是一次預演。兩年後（1993年），也就是我10歲小學畢業那年，考上了八中少年班。初試有三科：語文、數學和思維。我記得思維科裡有一些空間想象的題目，一個盒子6個面都寫了字，展平了之後什麼樣子之類的。我完全沒有做過針對性的準備，奧數課是上過，不過“迎春杯”也隻拿了三等獎。初試從1000多人裡選出200多人參加複試。複試有作文，小學班主任給了我一篇班裡明星學生的作文，我給背下來了。複試作文題目是“給校長的一封信”，我就寫：“校長啊，我給您講個故事……”複試過後選出大概60個學生在暑假住校試讀7天，考察智力以及非智力的能力。有一項測驗是在兩三個小時内在操場跑圈，跑不動了走也可以，全程不許喝水。那天很熱，太陽很足，非常辛苦，有人走不動了悄悄去買汽水喝。一個1983年12月出生的小家夥走了最多圈，他叫尹希。後來我們11歲的時候還參加過一個中日青年21公裡長走，尹希又是第一。
1993年9月，42名學生正式進入北京八中第五屆超常實驗班（簡稱“少五”）。雖說是4年完成8年學業，其實我們根本不學小學五六年級的内容，直接讀中學内容。兩年初中，兩年高中，中間參加北京市中考，但是僅作為普通期末考試，并不影響去留。這個過程中，會根據成績把個别學生分流到普通班，也有因為個人原因（身體、家庭）中途離開的，還有一個讀了3年就參加高考去上中科大少年班了（對，你猜出來了，就是尹希，他當時12歲）。最後參加高考的有34人，1997年上大學的有21人，6人上北大，1人上協和，1人上清華，另有2人保送北航，4人保送浙大。第一年高考不理想的選擇複讀，1998年再考，又有2人上清華，1人上北大。簡單從高考結果來看，還是不錯的，但是少年班的教育絕不是高考成績不錯這麼簡單。
是否能夠發現樂趣直接關系到孩子到底能走多遠（視覺中國供圖）我們這樣運動學習
少年班的學生基本都讀理科，但我想談談我們的體育課、英語課和語文課。
對少年班稍有了解的人都會知道，我們每周除了兩節操場上的體育課之外，每周五的整個下午是“自然體育課”時間。我們春天去玉淵潭劃船，夏天去海軍館遊泳（和跳水），秋天去香山登高，冬天去什刹海滑冰。我們的體育老師杜家良那時60歲上下，在體育課的隊列前給我們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着意鍛煉我們的意志。我們去公園從來不走好路，哪兒難走走哪兒。我們從香山下來好像從來沒有走過水泥路。有時我們會坐地鐵去八寶山，一個下午走10公裡回到複興門，中間不許喝水。此外，每年暑假還有大旅遊，一年級去密雲黑龍潭，二年級午夜登泰山，三年級騎車過山海關。整個4年下來，大家不僅身體好，而且養成了對體育和運動的興趣和習慣。
現在回想一下，這真是一筆極為豐厚的精神遺産。現在我們班裡有好幾個跑馬拉松的，完成鐵人三項的，還有登雪山的。尹希參加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賽成績在3小時以内。女生單盈，2016年12月4日在台灣東吳大學24小時超級馬拉松賽中以241.334公裡奪冠，男子組冠軍成績為236.990公裡（這個項目目前的女子世界紀錄是258.339公裡）。前幾年，我們全班用每人運動的照片做了個影集，作為80大壽的賀禮送給杜老師。我跟哈佛大學物理系的尹希教授（2015年9月晉升為正教授，大家可以算算他那時候幾歲）也借此機會在波士頓的攀岩館裡合了個影。想來杜老師會很高興吧！自然體育是少年班引以為豪的一大特色，而且并沒有随着杜老師的退休而中斷，我們的師弟師妹們也都是受益者。前幾天我去一個“少七”的師妹家裡，牆上挂着一大把馬拉松完賽獎牌……我想僅這一條，就足夠讓那些說少年班都是考試機器的人免開尊口了吧。
我們的英語課從abc教起，按部就班地學，國際音标、《新概念》、語法、背課文。很傳統，很紮實，似乎平淡無奇。但我最近跟一些“90後”聊天發現，現在中學裡不教音标，有不少學生單詞都瞎念，沒聽說過開音節、閉音節，甚至來美國上大學時還不能準确說出過去時-ed、複數-s/-es的發音規律，更别提虛拟語氣、先行詞、曆史現在時之類深一些的語法點了。我們當年出超綱題，考我們不定式在句子裡做什麼成分，比如：Ittakesme40minutestogettoschool中的不定式是什麼成分？這種關注語法分析的思考方式為我之後學習其他（20多種）語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然，英語課并不全是這麼嚴肅的内容。在老師的布置下，我們常常三五個人一組把課文改成戲劇演出來。老師就犧牲午休的時間看每一組的表演。大家都很投入，老師也樂于看我們如何把課文改得面目全非。比如有個鳄魚背猴子過河的故事，被改得反轉了好幾次，不看到最後絕想不到是誰赢了。後來高中階段還演過《皇帝的新衣》、《麥琪的禮物》、《項鍊》（我演妻子）等等。這樣一來，每個人都用英語創作、表演，每個人都敢于張口。雖然高考沒有口語考試，啞巴英語在我們這兒是不存在的。
我第四年（相當于高三）第一學期期末英語拿了全班倒數第二名，99.5分（滿分150分），但我一點也不着急。因為我覺得教英語的李汝宜老師特喜歡我，這次隻是意外沒考好而已，我有信心！後來我一打聽，似乎人人都覺得英語老師偏向自己。我高考的英語成績為139分，作文滿分，全班第一，我從來沒考過那麼高。到了北大，英語分級考試我被分到了最高的三級，完全不輸給其他人。再後來學梵語，考GRE，出國後用英語上課、讀書、寫論文，做演講，做翻譯，都得益于中學時打下的堅實基礎。
語文老師徐祖淳給我們留的假期作業總是包括“讀三部長篇小說”，古今中外不限。我11歲就讀了《複活》，根本不明白誘奸是什麼意思。當然了，我現在也不明白。讀長篇小說并沒有因為假期結束而停止，班裡還掀起了一股風氣，大家都在看大部頭書。那會兒剛剛出齊了阿加莎·克裡斯蒂全集，似乎有24本，每本五六百頁，好多人都去圖書館借。我看的第一本是《雲中奇案》，第二本是《東方快車謀殺案》。前幾年去了土耳其才知道什麼是東方快車。我12歲時利用大概一年的上下學時間看完了四本一套的《戰争與和平》，中間還給同學們講過一次，講到第一冊結尾處安德烈在戰場上躺倒，看到天空領悟了什麼（我現在也不知道他領悟了什麼）。我還看過《好兵帥克》，周末号稱去上奧數班其實躲在護城河邊看《三國演義》，迷迷糊糊地看了《我是貓》，成天“咱家、咱家”的，不知道那是太監的自稱。我後來還被思想比較先進的女生帶着看了方方的《桃花燦爛》。上了大學之後又陸陸續續讀了張愛玲、米蘭·昆德拉、普魯斯特等等，成長為一枚文藝青年。
我們的每節語文課前有個“3分鐘講話”的環節，大家輪流講，題材不限。我有一次講了莫泊桑的《項鍊》，幾乎完整複述了一遍，因此大大超時。徐老師沒有打斷我，而是小誇了我一下，由此開啟了語文課前念故事的風潮。我記得有人念了《七重外殼》，還有人念了一個畢淑敏的短篇。（後來徐老師還把畢淑敏請來跟我們聊了一回！）不僅有小說，古文也沒落下，我偶然在書攤上買了本《古文觀止》，開始自己啃《史記》，讀了《屈原列傳》。讀《論語》時還跑去問徐老師這個“父為子隐，子為父隐，直在其中矣”是啥意思，自己買了《唐詩鑒賞辭典》，背《春江花月夜》（我現在還記得頭幾句）。
當時班裡還流行搞“闖作”，全班文壇百花齊放。有的人填宋詞，有一撥人集體寫小說，大概是“霸道總裁愛上我”，有人在周記裡連載自己改編的《仙劍奇俠傳》。此外還有班日志，大家輪流記錄每一天的生活，那可真是花樣百出，創造力爆炸。
現在回想起來，感覺中學時班裡的文藝氣氛很濃，大家都踴躍地讀書、聽音樂（班裡流行過一陣Beyond，我聽範曉萱、王菲，還有一些英文老歌）、寫東西，過着質量很高的精神生活。在那個并不富裕的年代，小夥伴們都坐公交地鐵或者騎車上下學，我們關心的都是脫離于實際生活層面的東西。對于當時的我們來說，小說、音樂、電影、遊戲、動漫（比如《幽遊白書》《灌籃高手》）都是美味的精神食糧。這一切經過消化沉澱，都成了我們的精神财富。
“我可以不一樣”
其實從一開始，我們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有點不一樣。整個中學4年都是在一個大泡泡裡度過的，單獨隔出來的小院、專屬的老師、特别的體育課、跟學校普通班的學生無交往等等，這都把我們跟其他人區别開來。
這種有意無意的區别讓我對大學的“正常”生活毫無心理準備，本科4年一直都有“我不屬于這裡”的異類感。随着年齡增長，這種由于跟周圍人的年齡差别造成的不自在逐漸減弱（隻有在别人說起“他14歲就上大學了”的時候可能會再次浮現出來一下），不過這種“我不一樣”的心理狀态也給了我自由，讓那些“别人都是那樣，所以你也要這樣”的社會規範對我沒什麼約束力。
我1997年考入北大化學系。我對化學說不上特别感興趣，在大學裡心思不在學習上，成績自然也不好。我大二下學期的時候選修了一門“東方文化”，是阿拉伯語專業的于維雅老師主持的，每節課由一位東語系的老師介紹自己對象國的文化，很有意思。大三上，我繼續上了一門形式類似的“東方語言文字文化”，進一步激發了我對古代語言文字的興趣，當時覺得埃及象形文字最好玩。大三下，正好段晴老師開設面向全校的初級梵文選修課，我就選了。梵文本身語法規則很複雜，段老師的課強度又大，一個學期要學兩學期的内容，對學生挑戰很大。
當時我被梵文萬花筒一般的變化迷住了，花了大量時間寫作業背變格變位。第二外語學梵語有個好處，之後再學什麼都不會覺得難了。2000年夏天，大三結束，我犯懶一直沒跟美國大學聯系要材料。暑假裡有一次回八中，一個同學撺掇我等一年再申請，說他們家明年會空出一套房子來，我們可以住那兒，比較自由。當時還沒有縫兒年（所謂“間隔年”）的說法，不過就是那個意思。我說好啊，正好我也沒要材料呢，年齡也小，先玩一年再說。上了那麼多年學都不知道是為了什麼在學，停下腳步看看想想也好。之後就打定主意先不申請了。至于再後來嘛，當然沒有按照既定劇本發展。意外層出不窮，讓人目不暇接。勸我先别申請的那位老先生一畢業就跑到高大上的外企工作去了，我則在北大附近租了間地下室（的床位），開始了北（大）漂生活。
2001年9月11日，兩聲巨響、幾千條生命讓美國簽證政策陡變。在北大自由學習的一年，我旁聽了梵文語法、阿拉伯語、德語、文學概論，讀了一米厚的《人間喜劇》，這讓我更明确了自己的興趣所在。第三次被拒簽更像是臨門一腳把我踢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軌道。之後考研讀梵文專業，讀到第二年時，一封來自新疆和田寫于1000多年前的猶太波斯語書信砸到了我頭上。所謂猶太波斯語就是用希伯來字母寫的波斯語，這兩樣我那會兒都才剛開始學，但是段老師充分信任我，讓我解讀這封信。憑借這短短37行半希伯來字母寫成的波斯語，我申請到了入讀哈佛近東系伊朗學博士。後來，又以哈佛為起點去了歐洲、日本、伊朗、以色列。兜兜轉轉、起起落落，直到2016年才博士畢業。我現在是紐約大學古代世界研究所（ISAW）的訪問學者，合同8月份到期，之後會回國，不過具體單位未定。
我有一次在紐約沙龍演講時開玩笑，說我的命運1000多年前就注定了，真是沒辦法。然而回頭想想，這條不尋常的人生弧線其實發端于少年班。能那麼輕易地說“先玩一年吧”，不僅是因為覺得大把青春在手、揮霍得起，而且隐約覺得要過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盲目地被生活推着走。回頭想想我的同學們，大家的發展雖然各不相同，但在拒絕盲目随大流這一點上卻是一緻的。尹希自然不在話下，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一路攀向巅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的趙鵬成績很好，他畢業後沒有走學術道路，而是去了一家金融機構工作，現在做到了這家公司的CEO。英語課代表陳溪想做醫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畢業後，考取了哈佛醫學院，現在是眼科大夫（Ph.D.,M.D.），在美國執業。單盈也是從伯克利畢業，那次馬拉松奪冠後她說：“我從來不看空氣，隻看自己想不想跑。以前空氣爆表的時候我也照跑。其實我跑步就不是為了健康，而是為了高興。如果是為了健康，我就不會跑24小時，它和全馬都是毀身體的。就是為了圖個樂子，省得閑着沒事幹，所以不在乎這些。”我們班最小的女生王燕，考上首都醫科大學之後不開心，就退學重新高考，以大幅超出錄取分數線的成績考上了傳媒大學，現在從事她從小就喜歡的時尚行業。能找到并投身于自己熱愛的事業可以說是非常幸運也非常幸福的，是少年班的經曆給了我們機遇和信心，讓我們敢于夢想，敢于追求，我想這比高考考多少分、日後掙多少錢重要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