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化資本主義并非是随着網絡技術的到來而突然出現的，而是資本主義活力在一定技術條件下的最大釋放。胡泳郝亞洲/文馬克·紮克伯格曾問《财富》雜志的編輯大衛·柯克帕特裡克：“你知道饋贈型經濟嗎？在一些不太發達的地區，相較于市場經濟，這是種非常有趣的非主流經濟形式，我拿出一些成果分享給大家，出于感激和表達慷慨之情，人們會回饋給我一些東西。整個文化就建立在這種彼此的饋贈框架下。”這個橋段被大衛·柯克帕特裡克寫到了風靡全球的《Facebook效應》中，國内經濟學者姜奇平在為其中文版寫的序言中如此評價：“人民公社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無法實現的分享，在這裡卻變成資本家争先恐後要投資Facebook這種分享模式，令人感慨生産力的威力。生産力不夠先進，分享就隻能是空想——誰叫你非得分享吃一口少一口的東西呢；生産力達到了社會資本自然而然成為主要資源時，想不分享都難，當梅特卡夫法則成為生存法則，網絡價值随參與分享的節點呈指數增長時，連資本家都眼饞了。”無論是紮克伯格，還是姜奇平，都将饋贈經濟看作是工業資本主義進入社會化資本主義的重要标志，因為網絡崛起使得分享變得更加容易。不過，他們都忽略了一個事實：不管是工業資本主義，還是網絡時代的社會化資本主義，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都是建立在“饋贈”這種稱之為美德也好、精神也罷的基礎之上。雖然工業社會的發展伴随着一次次的經濟危機，但并不能說明資本主義是腐朽的、即将崩潰的。吉爾德在《财富與貧困》中諷刺那些唱衰資本主義的人：“知識分子和商業‘政治家’們可能是由于他們日益顧影相憐，舉步維艱，都有一種積癖，就是喜歡預言那些最能持久的事物行将衰落消亡，代之而起的将是某種清靜無為的涅槃境界，與阿斯彭學會目前的狀況頗為相似。正如離婚者總愛預言家庭要變革一樣，上了年紀的知識分子總愛預言資本活力的衰退。”《财富與貧困》是吉爾德一舉成名的作品，他在這本書中極盡浪漫卻又不失嚴謹地讴歌供給學派。在吉爾德的心中，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是“先予後取”，也就是薩伊定律的“供給創造需求”。為此，他引用李普曼的《公衆輿論》做類比。公衆作為一個名詞，有名無實，同樣，“輿論”也是并不存在的。如果我們認為其存在的話，它不過是“無形的情緒構成的朦胧不定的形象中，弄虛作假地搞抽象的而又确定的總數——意見的總數。”一個成功的政治家是不會對公衆的要求作出被動反應的，而是積極地推銷和供應各種觀點。領導就是供應，輿論就是需求。一旦那種無形的情緒影響到領導機制的時候，政府就開始喪失創造力，國家也将開始走下坡路。而當時美國經濟的衰落，正是需求取代了供給的優先級，造成了經濟呆滞、創造力匮乏、通貨膨脹以及生産力的下降。如輿論一般，需求不過是欲望和情緒，是對供給流量的反應，如果對新事物沒有需求，傳統經濟學追求的平衡關系就會滿足，與此同時，社會不再進取。“不患寡而患不均”削弱的是各種的供給來源，助長的是“需求的冗長和無效的叫喊”。資本主義的活力在于不斷向市場給予新的供給，這種以樂觀和信任為基礎的“饋贈”模式有一個假設：要想了解宇宙到底能給我們什麼，首先要用人所具備的先天性探險精神向這個世界進行給予。這就是所謂的創造需求，改變世界。因為此前，世界并不存在一個顯而易見的需求。關于這一點，打造蘋果的喬布斯，擺弄火箭的貝索斯和馬斯克，都屬于吉爾德讴歌的範圍之内。為什麼隻有創新才會帶來驚人的回報？因為創新意味着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所謂驚人的利潤就是對這種失敗概率極大的探索的回報。風險和不确定性，才是我們生活的世界的本質。因此，無論對于當時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還是對于羅斯福新政影響下的美國，吉爾德都是不折不扣的離經叛道者。
而馬克·紮克伯格所講的那個在經濟不發達地區的饋贈經濟案例，在《财富與貧困》中，吉爾德也有描述，即一種位于美國西北的印地安部落的“百樂餐”（potluck）場景。這是一個大家競相互贈禮物的活動。吉爾德認為，這是利他精神下的給予競争。如果一個人的禮物讓受贈者感到驚奇，那麼受贈者就會以回饋的方式大大回報當初的贈與者。如此完成的部落财富積累，最後将是驚人的。吉爾德寫下“饋贈”精神的年代是1981年，所以，有理由相信，社會化資本主義并非是随着網絡技術的到來而突然出現的，而是資本主義活力在一定技術條件下的最大釋放。對吉爾德來說，資本主義絕非一種“最不壞”的制度，而是比它的各種替代物都更道德、也更有效。《财富與貧困》出版後，反響熱烈，被很多人認為是供給學派的代表之作。吉爾德在日後自豪地回憶道：“在世的作家中，我的作品被裡根總統引用的次數最多。”該書銷量達到100萬，成為《紐約時報》暢銷書，其意旨很簡單，就是：隻有工作、家庭和信仰方能從貧困中創造财富。《财富與貧困》是吉爾德一舉成名的作品，他在這本書中極盡浪漫卻又不失嚴謹地讴歌供給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