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文
《文明的解析：人類的藝術與科學成就（公元前800-1950年）》（簡稱《文明的解析》）是一本驚人的作品。近代以來，歐美世界以及亞洲許多國家的學者、曆史作家都在不斷為人們貢獻文明史、科學史、藝術史、文化史、社會史讀本。這些不同版本和描述方式的讀本，如果設定的主題相同，時期（時間）跨度就一樣，例如17世紀英國史、現代歐洲藝術史、當代科學史，理應收入大緻相近的内容。
但事實上，不同版本的文明史讀本，内容差别相當明顯，歐洲作者寫就的曆史讀物，往往會被指責為過度突出歐洲科學和藝術貢獻（外帶褒揚歐洲在世界經濟上的貢獻），而分别來自法國、德國、英國的專家，在各自的寫作中，往往也會将本國的一些不知名甚至被認為不入流的曆史人物，擺在跟他國著名曆史人物相提并論的地位。
上述做法常常引發無果的争論，因為在很多人看來，文化藝術也好，科學也好，哪些人物、哪些成就的優秀與否及優秀程度，都屬于見仁見智、難有确切結論的問題。但《文明的解析》一書開篇就指出，“就優秀藝術科學成就而言，判斷不同于看法”，書作者、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W.H.布雷迪學者查爾斯·默裡試圖量化公元前800-1950年的文明史，對全球不同區域這期間在文化藝術和科學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成就進行評估，并基于此分析得出推動文化藝術和科學發展的各項動力。這本書所進行的定量分析，可以幫助人們解釋諸如歐洲在近代的率先崛起等重要問題，而書作者還有意解釋當代社會中鼓舞人心的偉大科學創新和文化藝術創造變得越來越少的原因所在。
《文明的解析》書中首先解釋了為何選取公元前800年作為評估文化藝術和科學成就的時間開端。公元前800年之前，人類在科學、藝術、應用等各方面已經取得驚人成就，但存在的問題是，此前的曆史記錄并不完整，特别是古代歐洲、印度、埃及、中國之外的區域，文化藝術和科學成就的記載非但不清晰，在史學界、考古學界也存在很多争論。
書作者提醒指出，曆史研究分析要避免得出科學、文化藝術及其他方面的成就得來輕易的錯誤判斷，更應當意識到，很多成就的獲得帶有偶然性，如果曆史人物和事件稍稍發生改變調整，一些本該獲得的成就很可能就無從獲得，并不存在“已有的成就早晚會有”的宿命式必然。他為此給出的強有力例證就是，在亞裡士多德出現前的5000年文明，沒有發明完整的邏輯，而在亞裡斯多德死後的2000年裡，西方世界以外的思想家也沒有獨自發現邏輯。同樣的例證還包括米開朗琪羅、莫紮特、貝多芬等巨匠，如果他們在偉大作品得出之前出現，很難說在具體的環境中還會有其他人來産出同等水準的絕世佳作。
《文明的解析》第二部分詳細解析了堪稱“卓越”的文化藝術和科學。書作者援引休谟的觀點指出，感受與鑒賞是不同的，前者總是對的（主觀的），而後者需要對賞析的物體做出真實的評價。
書作者使用了多個權威版本的科學史、藝術史讀本，将不同的科學家、藝術家引用出現的頻率給予量化，并引入“重量級人物和指數分數”進行加權處理。由此得出的科學家、藝術家排行，呈現出顯著的“洛特卡曲線”特征，即接近于卓越極值的人物數量相當少，而數量極少的卓越科學家、藝術家的才華水平，又大幅領先于其他入榜科學家或藝術家。按照“馬太效應”的提出者默頓、機遇構型論提出者西蒙頓等人的觀點，這種現象跟卓越科學家、藝術家獲得的起點優勢，并因此步步累積提升有關。成功者在已累積的成果達到一個臨界點後，就擁有足夠的權威和資源支持，将所擁有的素材組合成全新的形式，或投入到潛力最大的未知領域，有一定幾率産出新的革命性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書作者為了呈現古代中國、日本、印度等發展水平較高的文明的特質，分别單列了中日印在哲學、繪畫、文學的傑出人物榜單。“中國哲學家”榜單中，排在首位的孔子，有100分的分值，而次席至第五位的老子、朱熹、孟子、莊子的得分隻有69、51、40、39分。“印度哲學家”、“西方哲學”榜單中，商羯羅、亞裡士多德也分别擁有同樣的懸殊領先優勢。
書中還提出了藝術、哲學、數學、科學領域的“超級發明”概念，即引領人們以全新的視角看待世界和自我的認知工具，包括數學論證、阿拉伯數字、科學方法、邏輯、戲劇、抽象藝術、現實主義藝術等。以“科學方法”（涵蓋了假設、證僞、簡化、實驗、數學方法及配套的知識版權制度）為例，書作者特意談到了中國魏晉時期至兩宋，曾接近于得出科學方法的實驗論，回顧了沈括等古代中國科學家的事迹，但兩宋之後，中國沒有湧現出伽利略、培根、牛頓等不斷優化了科學方法的大師，因而不可避免的錯過了率先擁抱近代的曆史機遇。
有趣的是，這本書還一一驗證了近年來有關藝術和科學創造（創新）的一些流行看法。根據研究顯示，至少從中世紀至現代，歐洲世界（主要是西歐國家）的藝術和科學創造（創新）水平要遠遠高于同期的世界其他地區；受教育、社會排斥等因素影響，曆史上的女性在藝術和科學的成就低于男性，特别是卓越人物的湧現幾乎缺失；猶太人一旦獲得社會包容和平等待遇，創新創造的水平将超過所在國總人口（各類族群）的平均值，等等。
書作者還給出了文化藝術和科學發展獲得發展的推動動力解釋。在書作者看來，通常情況下，戰亂不會打斷人類成就的湧現，但經濟蕭條卻會嚴重影響藝術科學成就，隻有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才會孕育有助于藝術和科學創造的環境。書作者也指出，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藝術和科學創造的搖籃，這在古代的中國、古代和近代的歐洲都表現特别明顯。以書中濃墨重彩引介的宋代杭州、文藝複興時期的意大利諸城為例，要讓城市、城市化的發現與藝術和科學創造呈現出正相關關系，就需要提供圖書館等“公地設施”，要有藝術和科學的富裕贊助者，更要為藝術家和科學家提供創作自由，并在此基礎上提供評鑒标準。
應該說，這本書中的分析思路和結論，都很有争議（但應當肯定的是其借鑒意義），最具争議的恐怕是書作者對當代社會中鼓舞人心的偉大科學創新和文化藝術創造變得越來越少的定論及理由解釋。全書第四部分論證指出，要取得堪稱偉大、卓越的科學藝術成就，需要具備兩項條件：豐富的組織結構、對先驗物質有完整的認識。書作者解釋說，18世紀的歐洲及同期的中國，藝術創造都曾遇到組織結構老化的問題，因而無法得出偉大成果。而在當代，很多藝術家已經拒絕從先驗物質中汲取營養，而是一味依照直覺及臆想風格創作，繼而偏離了真善美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