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楠TextbyLiNan
記得兩年前的2014年,當時荷賽結果一公布,國中便有人歡呼雀躍:由年度圖片看,荷賽終于擺脫了戰争災難、暴力美學,實乃一大進步!由此十分順理成章地展開了一系列對荷賽的無情批判,并得出一個深刻結論:在轉型這檔子事兒上,當代藝術比新聞攝影強多了。
果真如此嗎?荷賽的年度圖片,幾乎永遠都是戰争災難、婦女兒童,今年,依然不例外。59年,确實有點兒“嗜血基因”、“審美疲勞”的嫌疑。但這裡面有一個常識:戰争災難,是拍攝題材;婦女兒童,乃拍攝對象,這些都不是一張照片的終極目的,也不是一張照片最根本的評價依據。照片的終極目的,是它要傳達的觀點與意義,或者說,是一種價值觀;正是在這個層面上,視覺形式有了精心錘煉的必要;對照片的評價,也才與攝影的本質具有了緊密的關系。荷賽對戰争災難的持續關注,與其說是對題材的偏好,不如說是它内在的價值觀驅使它保持着這一姿态:永遠對那些正在發生的現實問題保持直接、逼近、尖銳的反映和揭示;永遠對那些備受煎熬的命運保持真實的痛感;永遠要對人類自身的困境發出聲音。這就是荷賽作為一項國際性新聞攝影比賽的核心價值,也是它舉辦59屆以來,雖有諸多質疑但依然是這個行業标杆的根本原因。
57屆的年度圖片,雖然畫面是高舉手機的海邊剪影,但落腳點卻是颠沛流離的非洲移民,它不表明什麼進步,也和轉型毫不搭界,它隻是再一次證明:荷賽的價值觀從來沒有改變過。無論它如何調整評選設置,無論其視覺呈現如何變化,它始終以恪守它的準則為基線。今年更不用說了,除了年度照片,荷賽其他所有類别的獲獎作品,天災人禍永遠占大多數,且59年不變——這就是荷賽。因此,所謂“荷賽進步了”的歡呼,不過是一廂情願、自以為是的誤讀。
這種誤讀,以及對這種誤讀的認同,暴露了一個隐蔽而嚴肅的問題:如果我們本能地隻根據拍攝題材和拍攝對象來下結論,實際也在說明,我們的目光所及,隻停留于照片表面,而無法深入。
對于荷賽,對于新聞攝影,我們隻能在照片的外圍指手畫腳,而無法在它的核心指點江山——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個行業,實際上是依靠一種價值觀來支撐,而不是技術和市場。正因為我們無法在價值觀層面讨論,因此,我們隻能在技術、語言層面解讀;隻能在題材、對象範疇推演;同時,在形式上遍地開花地模仿着——每屆荷賽的直接效果就是對獲獎作品的競相仿效,卻總有為何“學不像”的困惑。
在“全媒體”好看的面子概念之下,攝影記者正在轉型為視頻記者,更多的情況是,一個記者同時寫文字、拍照片和錄制視頻并擔任主持人。顯然,這隻是一堆并未經過深加工的新聞素材,一個消息,一個場景,一段事件,而非真正的“新聞”。一個路人拿着手機都能拍一張現場照片,新聞的五個W,他大約能解決四個:時間(when)、地點(where)、人物(who)和簡單的事件描述(what)。但他沒法解決最後那一個W和那一個H:即為什麼(why)和如何形成(how)?
信息的采集、發布已經不是新聞記者的優勢和特權,分析、判斷以及公信力才是他們的強項。而照片,不僅僅是現場,而是觀點。因此,美國《芝加哥太陽報》解散了攝影部之後,又再次重組;而法國《解放報》幹脆在一期報紙上将所有圖片的位置都變成空白,以此來提醒人們,攝影,在我們這個時代,究意意味着什麼?那些仿若走失的圖片,和我們随處可見,避之不及的影像,又有着何種區别?
不是平台、不是渠道、不是互聯網、不是閱讀習慣……而是機制。所謂傳統媒體的消亡,是因為面對更多更豐富的受衆需求,更新更融合的技術可能,更細更精準的定制服務,更快更多元的疊代傳播,所有這些本來是可以支持媒體生存發展的東西,但我們沒有以一種與之真正匹配的機制去把握它們。因此,“全能型”記者,有多大程度是因了成本控制而産生的要求?“藝多不壓身”沒錯,“與時俱進”也沒錯,新思維+新技術的“全能型”人才應該成為主力。但要讓他們真正不被視覺奇觀所控制,不被信息洪流所淹沒,不被“全能高産”本身所異化,我們需要的,是新的機制。而在這個機制靈魂深處發揮作用的,依然是價值觀。
我對荷賽的熱情會慢慢消減,但我會始終對荷賽保持一份敬意。這份敬意,更确切些說,是給那些在一個“技術使距離消除”的年代,依然讓我們真切地感受到各種“距離”的同行的。沒有他們不容置疑地親臨現場,就不會有這些我們無法回避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