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幼童留學：中美教育交流的開端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
丁龍：最早籌建美國漢學系的傳奇華工公元1872年到1875年間，清政府先後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學生赴美國留學。他們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學生。這批學生出洋時的平均年齡隻有十二歲，因此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容闳和他的西學東漸之路
1845年，在香港，一個名叫容闳（YungWing）的十七歲年輕人用英文寫下《意想之紐約遊》，幻想他來到新大陸的種種情景。雖然心生向往，但是在當時，這位還在教會學校讀書的中國少年并不知道，自己真的将踏上那片土地，并會成為“中國留學生之父”。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于廣東香山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835年，父親為把兒子培養成能與洋人打交道的買辦，将七歲的容闳送到澳門一家由普魯士人郭士立夫人（Mrs.Gutzlaff）辦的學校念書。1841年，容闳轉入由布朗牧師（S.R.Brown）在香港舉辦的馬禮遜學校，和另外五人一起成為開校創始班的學員。
1846年冬，布朗牧師因身體原因返回美國。他在離開前向學生宣布他願攜三五舊徒一同到新大陸，使其接受“完全之教育”。1847年，容闳跟随着布朗牧師，和同學黃寬、黃勝一同前往美國。
初到美國的容闳等人來到麻省的孟松學校（MonsonAcademy）。該校當時是美國最著名的大學預備學校。容闳在那裡學習算術、文法、生理、心理和哲學等課，苦讀拉丁文、希臘文和英國文學。從耶魯畢業後，容闳就定下了推動中國青年赴美留學的計劃。然而，他的設想從形成到真正實施，足足經曆了十六年的波折。（左圖）
赴美留學幼童恰好被送到了當時工業革命的最前沿，他們後來成為中國礦業、鐵路業、電報業的先驅。詹天佑就是其中一位。圖為1909年9月，京張鐵路（北京至河北張家口）修成時，詹天佑（車前右三）與同事們合影。（右圖）1850年，容闳來到紐黑文的耶魯大學，并通過了錄取考試。耶魯的功課對容闳來說并不輕松。第一年，他往往讀書到深夜，“體魄日就羸弱”，以至于不得不休學一周。第二年，微積分成了最頭痛的課程，考試常不及格。好在容闳的英文論說十分優秀，在第二、第三學期連獲首獎。在校時，容闳是劃船俱樂部第一分隊的成員，也是橄榄球隊的隊員。那時，每當比賽，他們的拉拉隊就會唱起自編的歌曲，那歌曲巧妙地利用了容闳的英文名字YungWing：“我們一定赢（Win）!因為我們有闳（Wing）!”
1854年，容闳于耶魯大學順利畢業。在當屆的九十八名畢業生中，容闳是第一個畢業于美國大學的中國人，備受矚目。從耶魯畢業後，容闳就定下了推動中國青年赴美留學的計劃。然而，他的設想從形成到真正實施，足足經曆了十六年的波折。
1854年，容闳歸國。迎接他的，卻是一個戰亂叢生的國家。他明白，派遣留學生的“大計劃”必須“依一定之方針，循序而進”。
時機在1870年因一場危機而到來。這年春天，天津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天津教案”。曾國藩和丁日昌等被朝廷緊急派往天津，處理危機。容闳也被招到天津，為丁日昌當翻譯。當“天津教案”即将處理完畢時，容闳請丁日昌向曾國藩進言，重提留學教育計劃。曾國藩三年前就曾聽丁日昌提起過這一計劃，而“天津教案”使得“外交”和“自強”這兩件大事變得更加重要和緊迫。
1871年9月9日，朝廷批準了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國藩和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的聯名會奏：訪選各省聰穎幼童，每年三十名，四年共一百二十名，分批搭船赴洋，在外國留學，十五年後，按年分批回國。“計回華之日，各幼童不過三十上下，年方力強，正可及時報效。”至此，曆經十六年的奔走之後，容闳的留學計劃終于獲得了朝廷的重視。
容闳憑着自己的赤誠之心，用全部心血，将古老的中國與大洋彼岸的美國聯系在一起。這份由他鼎力促成的兩國間的情誼，為曆史所銘記。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争後，為解決與洋人“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的問題，總理衙門奏請從八旗子弟中培養外語人才。1862年，京師同文館成立。大清幼童留學：中美教育交流的開端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争後，為解決與洋人“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的問題，總理衙門奏請從八旗子弟中培養外語人才。1862年，京師同文館成立。随後，上海、廣州、福州等地都建立了同文館。
1867年，不同于傳統科舉教育的新式學堂設立。福州船政學堂的學生在洋教習的指導下，不但學習外語，還學習幾何、微積分、物理學、機械學、平面和球面三角、地理、天文、航海。學校分為兩堂，前學堂學制造，以法文授課；後學堂學駕駛，以英文教學。
與此同時，即将任滿歸國的美國公使蒲安臣受清政府邀請，代表中國出使歐美各國。這個美國人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在1868年代表中國，與美國簽訂了《蒲安臣條約》，正是這個條約的第七條，為清政府日後派遣幼童留學美國，奠定了基礎。
中外教育交流勢在必行。1870年的“天津教案”，加之曾國藩和李鴻章的聯名會奏，派遣幼童留學美國的計劃最終得以實施。1872年9月15日，留美幼童初到美國，《紐約時報》對此進行了簡短的報道：
“昨天到達的三十位中國學生都非常年輕。他們都是優秀的有才智的淑女和紳士（實際上留美幼童中沒有女性，不過當時的清朝人都梳着辮子，估計美國人一時也分不清男女），并且外表比從前到訪美國的同胞更加整潔。三位滿清官吏階層的監護人和他們同行。中國政府撥出100萬美元作為他們的教育經費。中國政府計劃每年選派三十名學生前往這個國家。”
4年裡，共有120名幼童跨越太平洋，赴美學習西方文化。然而，由于留美的幼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越來越開放，這引起了國内保守派的強烈反對，李鴻章的極力支持也無法力挽狂瀾。1881年，原定十五年的幼童留美計劃中途夭折。
1881年7月15日，《紐約時報》對此進行報道：“有迹象表明，大有前途的中國留美教育計劃項目很快就要終止……如果對這個項目的放棄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話，将非常遺憾……這些從中國優秀家庭挑選出來的孩子表現出極高的天賦，處處受到人們的喜愛。”
這批留美幼童後來大多成為國家的中流砥柱，其中包括：中國鐵路的開拓者詹天佑、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清華大學前身清華學校校長唐國安、晚清外務大臣梁敦彥、滬甯鐵路和滬杭鐵路的總辦鐘文耀、中國駐美國舊金山副總領事歐陽庚、駐英國公使劉玉麟、駐德國公使梁誠，以及海軍元帥蔡廷幹、清政府外務尚書蔡紹基等等。
中國留美幼童改寫了曆史。他們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學生，書寫了中美交流與合作的重要篇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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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68年,蒲安臣代表中國，與美國簽訂了《蒲安臣條約》，正是這個條約的第七條，為清政府日後派遣幼童留學美國，奠定了基礎。1870年的“天津教案”，加之曾國藩和李鴻章的聯名會奏，派遣幼童留學美國的計劃最終得以實施（圖2、圖3）。司徒雷登創辦的燕京大學，後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所人才輩出的名校。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
1916年，北京出現了一所東拼西湊的“北京大學”。這所大學由三所分屬不同教會的大學（彙文書院、通州華北協和書院、華北協和女子書院）與協和神學院合并而成。
學校成立後，為了平衡三所學校的利益，理事們和幾位基督教會領導人決定找一個局外人來擔任新學校的校長，于是他們找來了司徒雷登：1918年12月10日，司徒雷登收到“北京大學”的正式聘書。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于浙江杭州。司徒雷登最先學會的是杭州話，四歲後才開始跟母親學習英語。十餘歲時，他回到美國接受教育，1904年，他又以傳教士的身份被派往中國。獨特的成長經曆，讓他對中西文化都有着深厚感情。
1919年1月31日，滿懷着信心和希望，司徒雷登赴北京上任。然而迎接司徒雷登的，卻是一幅讓任何人都瞬間灰心的場景：原先大學的校舍在“庚子事變”中被義和團夷為平地。為了重建校園，校方在崇文門内的盔甲廠購置了十所院落。但這院落破敗不堪、塵土沒胫，門前還有一條臭水溝。
司徒雷登在北京城内四處奔走，希望購買一塊不錯的地皮。對比了幾處之後，他最終以六萬大洋的價格買下了圓明園南邊的睿王園，并在幾年後買下了附近的蔚秀園等數個園子，使學校面積驟然擴大。1919年5月19日，這所學校被命名為燕京大學。
在司徒雷登的經營之下，這所學校日趨完善。司徒雷登聘請著名設計師亨利·墨菲，對校園進行設計。整座園子采用中國古典園林的風格：紅牆綠瓦，雕梁畫棟，檐牙高啄。在未名湖放水、湖心島修建好，以及西校門完工之後，整個園子呈現一派典雅氛圍。
就教育本身而言，司徒雷登強調中西兼顧。他認為，學生學習西方文明，并不意味着全盤西化，而是要成為世界主義者。在基督教思想影響下，他希望燕京大學“養成一種合作、建設、服務人群的精神，以服務社會、國家”。
院系設置上，司徒雷登最重視的三個系是新聞、社會學和國文。1923年，燕大開設新聞課程。六年後，燕大與密蘇裡大學建立了“合作基金委員會”，正式設立了亞洲高校中的第一個新聞系。新聞系聘請了一批著名的中外報人任教，包括《大公報》的張季鸾、路透社北京分社的孫瑞芹以及《紐約太陽報》的駐京記者埃德加·斯諾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裡，中國新聞社派往世界各國的記者差不多都是燕大新聞系的畢業生。
社會學系成立于1922年，主要由普林斯頓大學駐華同學會在北平服務委員會資助，分為理論社會學和應用社會學兩個分科。社會學系最初目的是為美國在華設立的社會團體和福利設施培養專業人才，但後來的辦學方向卻遠遠超出這個範圍。中國最負盛名的社會學家李安宅、費孝通等人都出身于燕大。
燕大最初隻有兩名國文教師，但在國文系的鼎盛時期，文史教師占到了全校教師人數的五分之一。許多著名學者都在國文系開過課，如吳雷川的“大一國文”、錢玄同的“音韻學”、周作人的“散文選讀”、郭紹虞的“文學批評史”、顧随的“詞曲”等等。後來燕大的畢業生也加入了本校教師隊伍，如冰心等。
司徒雷登非常重視與美國學校的學術交流。1928年春，在他的努力下，燕京大學與哈佛大學合作，成立了哈佛燕京學社，并設立燕京學社北平辦事處。這一成功合作使得燕京大學跻身世界一流大學之列。
在司徒雷登的領導和管理下，燕京大學不斷完善、精進，最終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所人才輩出的名校。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曆史學家林孟熹曾這樣評價司徒雷登：“整個二十世紀大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樣，曾長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域，并且産生過難以估量的影響。”
司徒雷登先生希望燕京大學“養成一種合作、建設、服務人群的精神，以服務社會、國家”。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是享譽世界的西方漢學研究重鎮，它的建立源自一百多年前一個普通在美華工的夢想。丁龍：最早籌建美國漢學系的傳奇華工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享譽世界的西方漢學研究重鎮，在傳播與研究中國文化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而如果沒有1901年設立并傳承至今的“丁龍講座”，也許很少有人知曉這個全美建立最早的漢學研究機構，源自一百多年前一個普通在美華工的夢想。
十九世紀末，當來自中國廣東的丁龍踏上美利堅土地時，等待他的不僅是長年辛苦的勞工生活、異國的文化挑戰，還有當時美國社會盛行的對華人的歧視。即便如此，這個沒有受過多少良好教育的普通中國人仍然勤懇而忠實地工作，省吃儉用并且終身未婚，最終向哥倫比亞大學捐出全部積蓄，懇請設立一個漢學系以傳播中華文化。
1901年6月28日丁龍在給哥大校長的信中這樣寫道：“謹奉上一萬二千美元現金支票作為對貴校中國學研究基金的捐款。”署名是“一個中國人”。丁龍想在享有盛譽的哥大設立一個漢學研究陣地，讓美國人有機會了解他的祖國。那是一個當時被西方世界忽視甚至誤讀的東方大國，他不希望美國人從戴着有色眼鏡的報刊雜志中認識自己的同胞。
後人往往用“傳奇”一詞描述丁龍的義舉。據說，丁龍的事迹甚至震撼了當時的清政府，後者因此特别向哥大捐贈了數千冊中文圖書，由此奠定了哥大東亞系圖書館藏的基礎。但研究者今天翻開關于這位傳奇華工的零星記載材料時，又會覺得他的決定是如此自然而真切。位卑未敢忘憂國，那是一個普通中國人對祖國的深沉情感。
正是這份深沉的情感打動了他的雇主、一手建立奧克蘭市的卡本迪将軍。為了幫助丁龍實現夢想，将軍陸續捐款近五十萬美元，并多次與自己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斡旋，最終使得普通華工高貴的夢想被現實照亮。卡本迪在給哥大校長的信中闡述他對丁龍的了解，以打消當時校方對“以一個普通華工命名著名大學的一個系”的疑慮。他寫道：“他不是一個神話，而是真人真事。在我有幸所遇之出身寒微卻生性高貴具天生的紳士性格的人中，他就是一個。這是一個罕有的表裡一緻、中庸有度、慮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謹慎小心，克勤克儉。”
事實上，在點滴日常交往中，驕傲并且脾氣暴躁的将軍早已從他謙卑的仆人身上看到了那些高貴的品質。在卡本迪将軍看來，即使在異鄉生活風雨飄搖，丁龍是一個中國故事的虔誠講述者。不僅用語言，更付諸行動。主仆間一個流傳至今的故事是：将軍有一次為一些煩瑣的小事趕走了丁龍。但次日清晨，丁龍一如既往給他準備了早餐。将軍深感愧悔，被這份罕見的忠誠感動。通過丁龍的講述，将軍第一次知道在世界的東方，兩千多年前有個教育家孔子，教導中國人做人講求忠誠與包容。
這段跨越主仆身份、文化背景和立場差異的深厚交往，也許是那個時代關于中國文化的最樸實也最出色的闡釋。如今，通過“丁龍漢學講座”，百年前丁龍弘揚中華文化的心願在當代得以繼續傳承。講座所聘教授均為世界漢學泰鬥，堪稱美國漢學研究機構的範本。于是，以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名字命名、代表學界最高水平的漢學講座不僅僅展示了中西學術上的交流，更擁有深厚而綿長的精神淵源。
1901年6月28日丁龍在給哥大校長的信中這樣寫道：“謹奉上一萬二千美元現金支票作為對貴校中國學研究基金的捐款。”署名是“一個中國人”。丁龍想在享有盛譽的哥大設立一個漢學研究陣地，讓美國人有機會了解他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