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從政治經濟角度,還是從社會宗教方面,喬治王時代都充滿了過渡時期那種新舊交織的特色,這種特色在席卷歐美的啟蒙與革命浪潮中,煥發出一種溫情。
LifeinGeorgianEngland:1714~1830
棕色天鵝絨紳士宮廷服約1755,天鵝絨、絲、蕾絲。這是18世紀中後期男士正裝中最為正式的樣式。至19世紀時這種裝飾華麗的風格已不再流行,但在參加皇室的生日慶典舞會等活動時依然需要穿着。(左圖、右圖)
科爾切斯特·北門北望1775〜1780,紙上水彩。這幅作品描繪了中世紀時的科爾切斯特城的北門,創作于北門的拱門被推倒不久之後。1823年時,因城市發展需要,城門的剩餘部分被全部拆除,以便拓寬街道。畫中女士都戴着時尚小帽,身着真絲長裙,似乎怕街道的泥濘弄髒她們漂亮的裙子。
科爾切斯特聖伯托爾福教堂的街角1783,紙上水彩。畫面左邊的“耕田旅店”,剛剛把門面改建成了喬治王時代風格,旅店外站着一位軍士,從他手中拿着的戟可看出,他正在說服當地人應征入伍。旅店外的征兵組是喬治王時代一道很熟悉的風景,因為那時戰争頻繁,總有對士兵和水手的需求。喬治時代與漢諾威王朝
英國曆史上的“喬治王時代”以其統治者的名字命名,指的是英國1714〜1837年來自漢諾威家族的喬治一世至四世的四個英王統治時期。1714年安妮女王駕崩,卻無子嗣成活至成年可以繼承王位,僅有一位嫁到德國漢諾威的公主有後裔,此人根據《1701年嗣位法》,擁有英國王位繼承權——因此,漢諾威選帝侯喬治·路易繼承大不列颠和愛爾蘭的王位,是為英王喬治一世。自此,斯圖亞特王室對英國的統治宣告終結,改由漢諾威王朝統治。
喬治一世在位十三年期間,都不曾把英語學通,他與大臣的溝通交流都是通過當時歐洲的貴族語言法語進行的,這使其不能或很少親自參加内閣會議,因而使得内閣首相的作用變得突出起來;喬治二世與父親一樣,繼位後仍然經常出沒于漢諾威;到了在英國出生并接受教育的喬治三世時,情況有所改變——在英國土生土長的國王終于可以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了⋯⋯英國王室的日耳曼血統和千絲萬縷的德國情緣,直到上個世紀發生兩次世界大戰時,考慮到王室體面,才被謹慎提及。
雖然時至今日,西方學術界關于喬治王朝和漢諾威王權性質的論辯依然在延續,但研究的重點已逐漸轉變:城市史、社會史、性别史、時尚史等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到了20世紀90年代,文化史、宗教史、思想史、科學和醫療史、法律史、軍事史、外交史等領域的研究成為主流。
通常情況下,喬治王時代的起止時間是1714〜1830年,有時,這一時間也被延伸到包括威廉五(四)世的短暫統治(1830〜1837),該時期下啟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那是另一個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都更豐富多彩也影響深遠的時代了。但維多利亞時代不是憑空出現的,很多特點已經在喬治王時代發端、萌芽——“喬治王時代的英國曆史具有重要意義。在這一時期,很多領域都有重要突破,這是新發明和舊方式之間撞擊的結果。”
喬治王時代的英國經曆了各種變化,為之後維多利亞時代的輝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707年,英格蘭和蘇格蘭議會合一,兩國正式合并為大不列颠王國。聯合王國的形成,以及鐵路的出現,為一個新時代的繁榮發展提供了統一的地理空間和交通便利。與此同時,通過長達一個世紀的、連綿不斷的戰争,英國成為歐洲的主要力量,有着遍布全世界的貿易利益。科學與技術的突飛猛進帶來了工業和農業革命,影響到了每個人的生活。
薩福克義勇騎兵隊頭盔約1820〜1830,皮、鍍銀銅、天鵝絨。薩福克義勇騎兵隊是一支成立于1794年的志願軍隊伍,以抵抗法軍入侵。騎兵隊的軍官是貴族或上層階級,隊伍裡的許多騎兵都是軍官家裡的佃農。19世紀20年代,那時還沒有警察,薩福克義勇騎兵隊便充當了在鄉間執行法令的力量。馬克杯1804,陶,斯塔福德郡産。喬治王時代斯塔福德郡産的乳白瓷馬克杯,非常稀有。杯子上畫着科爾切斯特義勇軍隊伍,還附有一行小字——“科爾切斯特義勇軍薩金特·唐格特,1804”。
彩繪鏡子,1750〜1760,彩繪玻璃、木。18世紀時的歐洲,人們對來自中國的物品非常喜歡,視其為時尚的象征。這面彩繪鏡子融合了中國和歐洲文化元素。畫中人為伊麗莎白·桑迪斯夫人,她身着西式服飾,五官和發型卻被描畫成中國式,非常特别。(上圖)戰争與帝國的興起
喬治時代更是英國在世界範圍内擴張的時代,經曆了接連不斷的戰争,如七年戰争,在美國、法國和印度的戰争(1756〜1763),美國獨立戰争(1775〜1783),法國革命戰争(1792〜1802),愛爾蘭的反抗(1798),拿破侖戰争(1803〜1815)。英國赢得了除美國獨立戰争之外的所有戰争,其中,美國、法國、西班牙和荷蘭的聯合力量超過了沒有任何聯盟的、孤立的英國。
這些戰争中,因美國獨立導緻一些殖民地的喪失被認為是一個國家的災難,并被一些觀察者看作是日不落帝國開始衰落的标志。在歐洲,與法國的戰争從1793年到1815年,持續了近四分之一世紀。法國革命以及革命所宣傳的自由理念在歐洲産生了極大的影響。拿破侖·波拿巴率領的法國軍隊在歐洲赢得了一系列戰争,法國由此被視為對歐洲其他各國的威脅。出于對遭遇入侵的恐懼,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結盟反抗法國,并建立了國家的國防和軍隊體系。
這些戰争在改變國家關系的同時,也對社會其他層面産生了現實的影響,尤其是像位于英國東部沿海、臨近哈裡奇港的科爾切斯特,由于地理位置上的獨特性,軍隊在此地的往來,成為戰時社會面貌的寫照。為了減少對當地旅館和住房的壓力,科爾切斯特建成了為“紅衣軍”(這些士兵因穿着紅色的軍服而得名)提供膳宿的軍營。在1805年前,這裡是英國最大的駐軍要塞。拿破侖戰争開始時,英國議會通過了《國民志願軍法》,命令各地建立自己的防禦力量。“忠誠的科爾切斯特義勇軍”于1797年建立。他們學習軍事技術,在城中巡邏。大量的軍隊駐紮帶動了當地消費,使得科爾切斯特充滿活力,吸引了大量前來尋找樂子和消遣的人。城中的“杯子酒店”專門開辟了一個集會室,女王街則建起了一座大劇院。
對外,重商主義是英國向其殖民地輸入的最基本的政策。重商主義意味着在全球化的政治擴張和私人财富積累,以及向其他帝國的滲透中,政府和商人變成了合作夥伴。政府保護自己國家的商人——不讓别人——通過貿易壁壘,規章條例,補貼國内産業,為了使出口最大化、進口最小化,政府需要打擊走私,這種走私在18世紀成為美國與法國、西班牙和荷蘭的貿易中打破貿易壁壘的核心力量。重商主義的目的是推動貿易順差,以便黃金和白銀可以湧入倫敦。政府以責任和稅收的形式分享收益,剩餘的歸屬在英國的商人。政府通過強而有力的皇家海軍分享它的渠道,不但保護英國的殖民地,而且威脅其他帝國的殖民地,有時強占它們。殖民地是英國工業的壟斷市場,目的在于使殖民國家富足。
LifeinGeorgianEngland:1714~1830
懷表,1743,銀(殼)、金(表芯)、琺琅(表面)。18世紀時,越來越多的富人們開始擁有手表。男士一般把手表放在馬褲的表袋裡。至19世紀,手表變得便宜起來,使得中産階級也能購買和擁有。(上圖)
壁鐘,1730,橡木、鋼、銅。18世紀早期三十小時制連帽式壁鐘,外殼具“中國風”,1730年由科爾切斯特人古德·普羅科特所制。(右圖)
科爾切斯特附近的農舍生活場景。LifeinGeorgianEngland:1714~1830
從浪漫主義詩歌說起
作為文學藝術領域中最為敏感的文體,喬治時代的藝術之花最早顯示在浪漫主義詩歌中,薩缪爾·柯勒律治,威廉·華茲華斯,雪萊,威廉·布萊克,濟慈,拜倫和羅伯特·彭斯等浪漫主義詩人,開辟了詩歌發展曆史上的一個新時代,以形象的、富有感性特征的語言和提升凝練過的主題思想為其鮮明的特色。
華茲華斯的《丁登寺旁》,通過詩人對大自然久違後的親密感觸和心心相印的細節描寫,反映出人們在面對兩個多世紀的政治宗教鬥争和戰争對“丁登”造成的破壞所産生的感觸,訴說滿目瘡痍,以及失業、流浪、避難對人性造成的壓抑、扭曲和敗壞,對人生價值和意義重加思考,并将其寄托在對自然的回歸和想象中。雪萊和拜倫詩歌中的革命、叛逆和改革主題,唱出與那個時代轟隆疾馳的發展節奏不和諧的樂音:英國人民啊,何必為地主而耕?/他們一直把你們當賤種!(雪萊,《給英國人民的歌》,查良铮譯文),在《1819年的英國》中,統治階層不過是正在吮吸人民血肉的“螞蝗”⋯⋯然而,限于詩人與生俱來的出身,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穿戴、舉止,都不能像他們在詩中表達的那樣完全脫離“紳士”的印記,對于這一點,詩人自己是有自覺的:“我是貴族的一員⋯⋯壓迫民衆的機器正在我身上建設,屆時我也将成為一名壓迫者。”
所以,喬治時代後期浪漫主義詩人通過他們的詩歌表達的那種對“公正、平等、仁慈和理智”的盼望,其實是人們在時代的劇變所帶來的沖擊和變化面前,期待的依然是愛、而不是恨主宰人的内心與精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歐洲精神一步步遠離她在中世紀寄頓在教堂中的忍耐與安甯,以及文藝複興時期寄頓在莎士比亞戲劇中的真實掙紮,被浪漫詩歌所代表的那種自然神論蠱惑和牽引着,遊蕩于自然之間——但作為個人,這種盼望和期待都是孱弱的。這背後更深層的原因與當時波及歐洲大陸的宗教改革相關。刺繡樣本(愛麗絲·布利澤德作)1803,絲。18世紀,道德、宗教類詩詞成為刺繡樣本的重要題材。工業革命加速了消費社會的誕生,喬治王時代的人們熱衷于教導他們的孩子美好的道德和價值觀,使他們不至于為奢靡作風所染。至1750年左右,“房子”與“庭園”成為孩子們練習刺繡時最喜歡的主題。LifeinGeorgianEngland:1714~1830
刺繡樣本1812,絲。繡樣上繡着傷離别的詩句和時間1812年,這正是英國士兵為拿破侖戰争征戰疆場之際,所以可能是一位姑娘在自己戀人即将奔赴戰場之際送給戀人的禮物,希望他時刻記着自己。宗教鼓勵人們有道德的生活
伴随着工業革命的開始與發展進程的,是社會階層的出現和鞏固過程,以及政黨的分立。在鄉村地區,出現了人口的遷移、小型社團的下降、城市的增長和交叉交通系統的出現等巨大的變化,不過,随着鄉村和城鎮的減少,工作的機會幾乎絕迹,所以前往加拿大、北美殖民地(即後來的美利堅合衆國)和大英帝國其他地方的移民出現了大量增長。
在此背景下,喬治·懷爾德(GeorgeWhitefield),約翰·衛斯理(JohnWesley,循道宗運動發起者和衛理公會創建者),查爾斯·衛斯理(CharlesWesley)等人在英國教會内部掀起了福音派的改革。
約翰·衛斯理(1703〜1791)是英國聖公會的信徒,他看到革命、叛逆和改革,以及自然神論覆蓋之下英國人靈性生活的普遍衰頹。這是宗教複興運動的出發點。他們針對的現實不僅是社會的黑暗,更是教會的“停滞”:一方面,他們反對教會建制、教會體系、教義、聖禮、神職,轉向訴諸内心、道德;另一方面,加強窮人福音、慈善事業、戒酒運動、婦女運動、廢奴運動等社會關懷,并目睹了醫院、大學、主日學、孤兒院和救濟所的建立。
這種宗教改革對信徒的道德水平提出了極為嚴格的要求,鼓勵人們有道德地生活,于是出現了這樣一種矛盾卻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是經濟飛速發展催生的消費的膨脹,以往隻有富人才有能力消費的奢侈品如今被批量生産,價格使一般中等家庭也能承受,一個新的社會階級——中産階級由此産生,并不斷壯大。他們熱衷購置家産,也很重視休閑活動,對社交有着強烈的欲望,通過在社交圈表現自己的時尚和富有,不僅結交生意夥伴,也吸引上層家庭的目光從而達到聯姻目的。另一方面是許多人反對金錢至上帶來的鋪張奢華,為窮人生活的殘酷打抱不平。
這種宗教觀念延伸到更廣泛的社會領域,其結果就是喬治王時代設立了一套涉及社會行為方方面面的禮儀标準,鼓勵人們彼此寬容相待,避免觀念或行為的極端。
LifeinGeorgianEngland:1714~1830
科爾切斯特舞會上的茶室約1790,紙上水彩。科爾切斯特畫家小詹姆斯·鄧索恩的水彩作品。舞會上的茶室是供跳舞的人熱舞之後休息片刻的地方,也是大家聚會聊天之處。畫中人物可能是一些肖像畫家,但真實身份無法确定。畫中所描繪的生動的八卦和調情場景在簡·奧斯丁的小說中頗為常見。
查爾斯·格雷議員畫像1899年仿18世紀原作,布面油畫。查爾斯·格雷是一位典型的喬治王時代中上層階級紳士。他是一名律師、古董收藏家,也是科爾切斯特議會的托利黨議員。他結婚時受贈科爾切斯特古堡,從此承擔起維護古堡的責任。他亦是當地一名重要的慈善家,于1750年創建了“古堡讀書俱樂部”。LifeinGeorgianEngland:1714~1830
“中國風”象牙折扇1750〜1800,象牙、紙。典型的“中國風”扇子,象牙的扇骨,紙質扇面上繪有中國主題的圖案。“中國風”是歐洲裝飾藝術中一種模仿中國藝術風格,同時又融合了歐洲元素的設計風格。社會生活面面觀
社會生活中,舞會、聚會、多道菜式的宴會比比皆是,即使是小城鎮也有公共聚會室供大家跳舞。這時期的時尚休閑活動還包括打牌、賭馬、看戲和聽音樂會。如果你比較窮困,那麼你基本就沒有時間、也沒金錢去休閑。不過你還可以喝喝便宜的金酒,不過這份享受在18世紀50年代随着酒稅提高而被剝奪了。有些人為了生存不得不去偷盜。如果被抓,将施以重刑,在身上烙印、放逐至遙遠的殖民地,甚至處死。
日常生活方面,這一時期的中産階級有很多室内休閑消遣活動。印刷技術的發展使得報紙、書籍、雜志廣為發行。婦女們中流行在閑暇時間從事縫紉、繡花、閱讀、寫信、畫水彩、裝飾盒子等手工活動。客廳不但成為家庭最常用的社交之地,而且是在朋友相聚、喝茶聊天中展示女主人品位和時尚的最佳場合,其中,茶、咖啡、絲綢、瓷器、桃花心木家具等進口奢侈品更是營造了優雅、舒适的氛圍和感受。
這種新式的生活需要合适的家具和擺設來點綴。為了滿足對這些物品的消費需求,常有瓷器或玻璃器皿的大促銷活動。來自中國和日本的物品尤其被認作時尚,這也催生了歐洲本地生産商對這些進口品的仿制,由此形成了藝術上的“中國風”。這股“中國風”同樣也表現在鐘表等傳統的歐洲物品的裝飾上。
18世紀的歐洲,有錢的男人和女人都喜歡穿着裝飾華麗的衣服,以此來顯示他們的富貴和地位。有錢女人會買色彩鮮豔、版形挺括的錦緞華服。這些衣服穿着很不舒服,裡面需要綁着緊身内衣,還要穿上用鐵環箍着的龐大的襯裙,這樣才能勾勒出時尚的身形。19世紀早期,時尚潮流改向,開始流行更為輕便的絲質或棉質衣服。男士正裝一般由一件長及膝蓋的外套、一件馬甲、一條同樣長及膝蓋的馬褲組成——這就是“三件套”的來源。有錢的男士通常會穿真絲或天鵝絨質地的衣服,上面繡着銀絲的圖案,邊上綴着蕾絲。
不管男人女人都戴假發、化妝。為了讓皮膚看起來更白,顯得更時尚,人們會在臉上塗上一層厚厚的含砷或鉛的粉底,這些當然是含劇毒的。絲質或者紙質的“美容點”或“美容補丁”貼在臉上,以掩蓋由于染上在英格蘭常見的淋病和天花所引起的面部疤痕。
外表在當時的社會極為重要,以至于1770年英國議會曾通過這樣一條法令:如果一位丈夫認為妻子卸妝後素顔醜陋,當初是通過化妝來誘使自己結婚的,那麼他有權利與妻子離婚。
中國風與茶文化
1658年,倫敦街頭一家名為“蘇丹的頭顱”的咖啡館打出了一款中國茶的廣告。兩年之後,著名日記作家薩缪爾·佩皮斯在他的日記裡記下了他第一次品嘗這款中國茶的感受——“如藥一般”。
18世紀早期,飲茶是上層階級的象征。當時的茶很貴,因此常被鎖在一種特制的小茶葉罐中。泡茶時用一種特制的勺子小心地撮取一定量茶葉。飲茶的杯子也特别小,被稱作“茶碗”。
歐洲最早用的茶壺就是來自中國的瓷質或陶質的小壺。随着茶的消費的持續增長,瓷質茶具也開始在歐洲生産,茶葉價格由此日漸大衆化,茶壺的尺寸也日漸變大了。茶往往與飲茶者言談舉止的精緻和優雅相聯系。英國家庭請畫家畫全家福,常常喜歡以飲茶為背景。
至18世紀末,茶的價格已非常大衆化,各個階層的人士都有能力享用。甚至許多家傭的工資裡也會包括茶葉津貼一項,以供他們享用茶。
由此,茶成為英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形成與東方文化迥異的、具有歐洲特色的茶文化。
“門德爾山姆”椅1800〜1820,榆木。這種樣式的椅子為英格蘭薩福克郡的一個名為門德爾山姆的村子所特有,故因此而得名。(上圖)喬治三世梳妝櫃1800〜1820,木、皮。梳妝櫃由木頭打制,外包紅色真皮。櫃子裝有兩扇帶鉸鍊帶鎖之門,門上飾有典型的中國元素圖案。櫃内有四個抽屜,用于裝放珠寶或文具。最底部的抽屜内帶小瓶,可用作化妝箱。(下圖)
LifeinGeorgianEngland:1714~1830中國櫃約1800,桃花心木。18世紀時,從中國和日本進口的瓷器、絲綢、漆器被視作最為時尚的潮物。這使得許多英國的工匠們開始仿照亞洲設計,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亞洲元素。櫃子外設兩扇門,裡面的一層可移動夾闆後隐藏着11個抽屜。櫃子被置放在一座曲腿台架上,該台架的制作年代應略晚于櫃子。
“金銀絲平底鍋”茶葉匙1799,銀。這把茶葉匙被制成平底煎鍋形,以金銀絲工藝裝飾,工藝精良,是早期金銀絲工藝作品的傑出代表。匙上有商标,制作人為約瑟夫·泰勒。(左圖)“金銀絲鴨舌帽”茶葉匙1790,銀。鴨舌帽形狀的銀質茶葉匙,帽身(匙兜)部以金銀絲仿絨線密實編織紋裝飾,帽檐(匙柄)部則用金銀絲仿蕾絲透雕工藝裝飾。整個茶匙器形别緻、工藝精美。(上圖)“雪球花葉”茶葉匙,1800,銀。這把茶葉匙以歐洲雪球花的三裂式葉子為形,巧妙把葉莖設計成匙柄,整體造型優雅靈動。(右圖)茶葉匙1800,鍍金白銀。這把茶葉匙是金銀絲工藝的精品,由鍍金白銀或金絲制成。(上圖)蛇形茶葉匙1820,銀。這把茶葉匙的造型模仿了一條蛇正從一枚海貝殼中擡起頭的形态,因而被稱作蛇形茶葉匙,目前發現的此種造型茶葉匙僅此一件,非常珍貴。蛇的頭部和上半身構成匙柄,剛好可供女主人用手指握住。(左圖)茶葉匙1800,鍍金白銀。這把茶葉匙是金銀絲工藝的精品,由鍍金白銀或金絲制成。(上圖)
“龍蝦爪”茶葉匙1800,瑪瑙、銀。龍蝦爪形狀的茶葉匙,用極為稀有的紅斑瑪瑙制成,非常珍貴。匙柄設計成龍蝦爪子的形狀,根部套着一圈銀帶。喬治王時代,紅瑪瑙被用于制作昂貴的小物件。鹿角茶葉匙約1800,鹿角。這枚茶葉匙帶蚌形長勺兜,刻有馴鹿圖案,資料表明這把茶葉匙由拉普蘭的一位土著用馴鹿角做成。(左圖)“法國葉”茶葉匙1800,銀。這把茶葉匙被制成法式葉片形,匙兜較其他茶匙更長更深。匙柄設計為簡潔的卷須莖形。茶葉匙上有“法國巴黎”商标。(右圖)“獅面”茶葉匙1806,銀。這把茶葉匙的盛物部分被做成鏟形,根部精心刻畫了一張獅臉面具。喬治王時代,獅面紋是銀器和齊本德爾式家具裝飾上一個很受歡迎的主題。(上圖)珍珠母柄茶葉匙1804,銀、珍珠母。這把茶葉匙融合了純銀與謝菲爾德鍍銀工藝,手柄為珍珠母質地,由約瑟夫·威爾莫爾制作。
LifeinGeorgianEngland:1714~1830科爾切斯特當地克利菲爾德一家(剪影)1794,紙上水彩。剪影是1760〜1860年間非常流行的一種肖像畫形式。以一家或一群朋友的休閑場景為主題的肖像畫被稱作“交談式”,畫家不僅要表現主題人物,同時還要表現出他們吃穿用度的不凡,突出其富有和社會地位。科爾切斯特:在喬治王時代經曆的大起大落
喬治王時代,科爾切斯特曆經大起大落。在喬治王時代早期,科爾切斯特是一個正在沒落的小城,但這個城市的命運在18世紀中期有了改變。至喬治四世于1830年去世時,科爾切斯特正在經曆城市化複興帶來的轉型,幾度沉浮,一直至今。
當時正在興起的中産階級崇尚消費型生活方式,他們購屋置産,注重娛樂休閑,社交廣泛。科爾切斯特成為一個購物中心,源自産于當地的商品和服務。同時,軍隊的駐紮不僅為城市增添了韻味,也催生了新的經濟機會。
當喬治一世于1714年成為英國國王時,科爾切斯特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其長久以來聞名于世的羊毛工業。但是,這項産業在18世紀開始慢慢萎縮,一方面是受到來自法國和英國北方羊毛工業的競争打擊,另一方面也因成本低廉的棉布的暢銷和戰争對歐洲出口市場的破壞。繁榮之後生意衰落,帶來了貧困以及工人暴亂。許多人被迫背井離鄉,去别處尋求更好的生活。
直到1775年,羊毛織物依然是科爾切斯特經濟發展中的重要部分,但是1793年至1815年的拿破侖戰争對當地的長期破壞最終為這項傳統工業畫上了句号,盡管絲織廠——當地的第一家絲織廠建立于1790年——也的确為織工們提供了一些就業機會。女士錢包1800〜1825,絲、金線。喬治王時代的女士真絲錢包,表面飾以金線繡和彩珠,包上提繩與包口束帶合二為一。(右圖)飾顔片盒1700〜1800,金屬、琺琅。18世紀時的時尚女子們流行用飾顔片(也叫美容片,即漿過的絲綢或紙片)貼在臉上,以突出其容顔之美或膚色之白,也用于遮蓋疤痕等實際功能。女士們一般會随身帶着飾顔片盒。這個飾顔片盒産自斯塔福德郡,盒蓋周圍寫着“禮雖小,愛恒大”,很可能是一件定情信物。(上圖)背垂懸式(布袋背)女袍約1760〜1770,真絲錦緞。也稱布袋背式女袍,是18世紀中期非常流行的女士正裝。此件女袍款式适于去劇院看劇或參加公共場合聚會。(左圖)科爾切斯特的經濟自1763年開始好轉,當時科爾切斯特重新獲得了“皇家特許權”,這個權力因兩黨之争已被擱置了二十二年。科爾切斯特由此發展成一座繁榮的商業城市,同時也是生産、分銷、專業化服務和娛樂中心。市中心的高街兩邊布滿了帶玻璃櫥窗的商店,出售時裝、百貨、家具、皮具、書籍、辦公文具、玻璃器皿和瓷器等。
一位德國遊客曾這樣形容這裡的商店:“具有精良的、巨大的櫥窗,背後陳列着商品,遠比巴黎的更為優雅漂亮。”
作為埃塞克斯最大的城市,科爾切斯特擁有廣闊的周邊村鎮,這些村鎮的居民們會在集市日來到科爾切斯特,他們帶來的各種土特産豐富了當地的市場。除了商品的多樣性,科爾切斯特的社會也是多樣的,這可在其豐富多彩的商鋪上窺見一斑——既有位于市中心高街的大型購物商場,也有隐身在小街小巷的各式露天小鋪。肉店和面包店在市場兩邊都有。當時還沒有冰箱,各大商店都用地窖來儲存食物。尤其是賣酒的商家,都在地下建有施工精良的大型地窖,地窖裡放着從挪威進口的冰塊,用于食物保鮮。
披肩1700〜1800,棉布、金屬線。披肩上飾有呈對稱設計的金屬絲繡成的異域風情花朵,四周用扇形裝飾勾邊,既可保暖,又顯大方、端莊。女帽約1820,絲。帽身有乳白色絲線繡成的網格狀裝飾,帽沿前部飾有乳白色緞帶蝴蝶結,并配以同色穗帶和流蘇。女鞋1730〜1760,絲、木。女士高跟鞋,鞋面為象牙色織錦,上繡金絲裝飾圖案,底為木質,可用鞋帶扣綁緊。(下圖)LifeinGeorgianEngland:1714~1830
為了争取分散在鄉間的顧客,科爾切斯特的商人們穿行各地推銷他們的商品。一個制作裙撐的商人很可能要走遍方圓五十英裡之内的伊斯普維奇、哈維奇、薩德伯裡、切姆斯福德、馬爾登等小村鎮。他也會随身帶着樣品,到二十英裡以内的顧客家中讓女士們試穿,給小店提供“與倫敦的東西一樣便宜卻質量更好”的商品。
禮儀在18世紀的英國社會占據着遠比今天更為重要的地位。這是一種生活态度,涵蓋社會行為的各個方面。這種價值觀告訴人們要與人為善,要開放和寬容,避免極端的思想和性情。
對于日益壯大的中産階級來說,行為舉止的優雅是他們極為在乎的問題,他們在日記中記錄,在雜志上讨論;他們閱讀禮儀指導手冊,向舞蹈大師學習社交舞,培養自己優雅的儀态。客廳成為家庭喝茶聊天等禮節性社交活動的主要場地。這種生活方式要求合适的家具和設備配套。
為滿足日益增長的對居家用具用品的需求,當地經常有平價瓷器、玻璃器皿的促銷活動。18世紀,來自世界各地的新式商品不斷湧入英國,歐洲本土開始仿制外來的家具、瓷器、織物等産品,價格則比進口貨低廉得多。對外族文化和産品的喜愛在當地蔚然成風。1780年以後,大型倉儲式商場産生,面向中下階層老百姓出售價格低廉的、在倫敦批量生産的貨物。這時出現了一個詞叫“倫敦時尚”,這個詞被用于開發各種潛在市場,要麼用以貶低當地的同類産品,要麼用于表示這是一種價格大衆但足以與真正的倫敦産品媲美的商品。
許多商品都在當地生産。工藝大師們雇用工人在自己家的小型工作坊裡開工營業。鞋匠、裁縫、建築工人是這股潮流的先鋒,假發制作商、刀具制作商、印刷工、書籍裝訂工、制帽商、蠟燭制造商、樂器制作商等也都能在當地找到。科爾切斯特大量制作鐘表,甚至出現了一些鐘表世家,如赫其奇家族從事鐘表行業達四代之久。輪子、彈簧、金屬闆等零部件則在倫敦批量生産,然後被運到科爾切斯特裝備成品。
酒店和旅館到處都是,為商務活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環境,有些酒店設有密室,供政治俱樂部舉行會議或醫生進行外科手術等特殊活動所用。
從倫敦通向哈維奇的埃塞克斯大路為科爾切斯特帶來了大量的旅客。帆船從哈維奇港出發,橫穿整個大陸,為對外貿易和工業打開了大門。同樣通過這條途經科爾切斯特的大路,農産品被運往倫敦。從蘇格蘭遠途而來的牲畜商們帶着畜群在“玫瑰與皇冠酒店”停留,稍作休息,然後繼續趕往埃塞克斯的牧場為牲畜蓄肥。刊登于1791年7月16日《伊斯普維奇日報》上的一則廣告這樣寫道:“科爾切斯特是個令人愉悅又健康的城市,這裡鴻儒大雅雲集,市場上新鮮的活魚跳躍。”
位于科爾切斯特高街的“杯子酒店”經常接待重量級貴賓,包括法蘭西未來的國王路易十八、海軍上将霍雷肖·納爾遜、惠靈頓公爵等。1762年,從科爾切斯特到倫敦的日班馬車開通運營,馬車運輸的商業化為馬車制造商、鐵匠、車輪匠、馬夫、草料商等帶來了更多的生意機會。
到1800年,城裡擁有八家酒店,最大一家酒店還有馬車供出租。“國王頭酒店”擁有三十張床位,以及可供一百匹馬休息的場地、十四英畝草場、馬車房、牧草堆、一個可堆放一百四十立方米玉米的倉庫,每周二還為客人提供野味。
盡管有些酒店還在特定農場自釀麥芽酒和啤酒,釀酒已越來越成為一項專業化的産業。商業釀酒行在靠近天然泉水的地方湧現,一般都擁有自己的麥芽作坊和本地酒店。科爾切斯特擁有三家釀酒廠、一家肥皂廠、兩家皮革廠,海斯的大型麥芽作坊的産品遠銷倫敦和荷蘭。
煙葉罐1800〜1825,鉛錫合金。18世紀時的西歐,不管男人女人都有吸煙的習慣,或者抽煙管,或者吸鼻煙。吸鼻煙更為流行,也是時尚的象征。這種小煙葉罐既可以放煙葉,也可以放鼻煙。小罐還帶有一個鉛塊用以壓煙葉。LifeinGeorgianEngland:1714~1830
麻醉果(肉豆蔻果)研磨器1725〜1775,金屬、琺琅。麻醉果是常綠植物肉豆蔻樹的種子核仁,是一種昂貴而芬芳的香料。由東印度群島特别是如今屬于印度尼西亞的一些島嶼引進至英國。起初,麻醉果被認為可以抗黑死病,到18世紀時已普遍用于食物或飲品調料,也是雞尾酒和加香料熱葡萄酒的重要調料。海斯是科爾切斯特的主要海港,漲潮時可供大型平底海洋船停靠。這裡有來自瑞典的木材和鐵、鹿特丹的屋瓦和白蘭地、肯特的漂白土、泰恩塞德的煤。大量麥子、麥芽裝在船上運往倫敦,返程時帶回羊毛原毛,供科爾切斯特的羊毛工業所用。
海斯碼頭成為繁忙的工業中心,1761年僅有十家企業,1810年增至四十一家。除了麥芽制造和鹽業,還有煤礦、糧倉、磚窯、煉焦爐、石灰窯、鑄造廠等。
喬治王時代,走私在沿海城市非常普遍。我們無法得知當時有多少商人參與了走私活動,也無法測算科爾切斯特的經濟曾從中受益多少。海斯碼頭海關有一個倉庫專門用來存放收繳的走私品,海關通過出售這些走私品每年都能獲利一千英鎊。1748年,有走私客闖入海關倉庫偷了十五英擔(相當于七百五十公斤)收繳來的茶葉。
茶是喬治王時代新興貴族生活的标志,其高昂的價格也反映了它的這種社會地位。配套的瓷質茶具、茶壺,漂亮的茶幾、桌布,優雅的談話⋯⋯英國的茶藝被認為是當時社會理想生活的象征。作為曾經的奢侈品,茶後來逐漸走進了尋常百姓家。
當時茶葉被征以重稅,出售茶葉需要執照,辦一個執照需花費五先令六便士。1784年,科爾切斯特有一百七十九位取得執照的茶葉商,比其他同規模的城市多一倍,這也說明了科爾切斯特擁有衆多愛好飲茶者。這些茶葉商很多是女士,她們就在自家的客廳裡用很小的天平秤稱量茶葉,出售給鄰居們。
居民所推崇的中産雅士的生活方式也使得當地建起了許多娛樂中心。“白鹿”和“國王頭”兩家酒店推出每月一次的聚會。城裡不僅有舞會、音樂會、管弦樂等表演,也有賽馬、闆球、熱氣球等娛樂活動。
LifeinGeorgianEngland:1714~1830
人們對高雅的教育活動也比較感興趣,比如學習“電與天文”課程,或是參加“古堡讀書俱樂部”等等。當地一位思想新潮的牧師艾薩克·泰勒在自己家中開設科技主題的課程,吸引了五十至七十位聽衆。泰勒的女兒簡和安也參加了課程,後來她們都成為了英國著名的兒童讀物作家。簡·泰勒曾在科爾切斯特寫下一首著名的詩《星星》,這就是今天脍炙人口的“一閃一閃亮晶晶”。
喬治王時代有很多次戰争,給商業貿易帶來了傷害,但同時也把士兵們帶到了科爾切斯特。1741年,萊克斯登希思被開辟出來成為大型軍營,夏天時有軍隊駐紮,士兵人數可達萬人。國王也會在此觀賞軍事演習和軍隊遊行。
軍隊的入駐帶來了重大的生意機會,立即使得遭受戰争重創的經濟局面發生逆轉,商家們通過為軍隊提供食物等補給而起死回生。但這也是把雙刃劍。分散在旅館裡的大兵們對社會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壓力,最終導緻當地發出必須開設專門營地安置這些士兵的強烈呼聲。
拿破侖戰争爆發後,英國政府害怕法國入侵,在城南蓋起一個步兵營。1805年這個兵營裡有六千六百多名士兵,是當時英國最大的軍隊駐地。炮兵和騎兵營地也相應建立,還蓋起了軍官住的磚房,建了一個可同時救治五百個傷兵的醫院。
上至司令,下至士兵,軍隊的駐紮為這個城市的社會生活注入了活力。一家新的社交會所在城中的“杯子酒店”開放,皇後街蓋起了一座大劇院。
拿破侖軍隊的潰敗和1815年戰争的結束給科爾切斯特帶來了雙重打擊。之前在戰争時期,由于食物進口限制而導緻的食物價格飙升使得農民通過出售自産谷物和牲畜獲利頗豐,如今他們的生意一落千丈。農貿市場和為市場供貨的商家都受到了影響。戰時的兵營被推倒,資産被拍賣。科爾切斯特陷入一種陌生的安靜,沒有生意,沒有顧客。
盡管如此,在喬治王時代結束時,科爾切斯特還算保持了一種相對有秩序的狀态,沒有像英國其他工業城市那樣在發展中變得肮髒和混亂。它還是一座商業型城市,布滿商鋪和酒店,擁有傳統手工藝、農業、園藝、釀酒、磨面、麥芽等産業。查爾斯·格雷夫人畫像約1740〜1790,粉彩。畫中主人公為薩拉·格雷,她的姑姑伊麗莎白·康内利森修建了科爾切斯特著名的“聖樹”莊園,“聖樹”是典型的喬治王時代早期建築,現在是科爾切斯特公共博物館之一。薩拉于1719年繼承“聖樹”,并與丈夫拉爾夫·克雷費爾德居住在那裡。(右圖)LifeinGeorgianEngland:1714~1830
科爾切斯特,聖約翰修道院的貯木場,那個時代的浮華與溫情,最後似乎都定格在湖光、白天鵝、籬笆、綠蔭、晚霞、飛鳥、屋舍與行人的掩映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