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圖片大咔嚓編輯Rita
一個生活在上個世紀的城市
走出哈瓦那的何塞·馬蒂機場，感覺時間一下子倒流了五十多年。這是一個鮮有霓虹燈和景觀照明的首都，零星的路燈也昏暗得起不到什麼作用，燈光似乎是用盡力氣才能從燈泡的縫隙中擠出來，勉強照亮了跟前幾米的範圍。
1.雨過天晴，哈瓦那難得涼爽，老城旅遊區外的街道上人很少，非常适合漫無目的地閑逛。
濃烈的汽油味兒從一輛紅色拉達車的各個角落散發出來，發動機的噪音震得玻璃哐啷哐啷響，後備箱蓋的支架是一根木棍，方向盤是歐寶的，台球插在鐵棍上作為擋把，雨刷器用台燈的開關控制，一旦開啟就很難在原位停住……這輛拉達在古巴的私家車裡已經算是新車了，它的主人——司機伊斯馬爾（Ismael）是個樂觀的胖子，哈瓦那本地人，能說一些簡單的英語。
遠方的天空中亮起一道道閃電，紫色的光照亮了烏雲的形狀。9—10月正是加勒比海的飓風季，空氣中的水分接近飽和，身上的衣服感覺很快就能擰出水來。
“看，20世紀50年代的雪佛蘭Belair，像頭漂亮的猛獸，我最喜歡，非常酷！”伊斯馬爾指着一輛咆哮着駛過的老爺車說。那輛車裡漆黑一片，司機黝黑的左臂悠閑地搭在車窗外，發動機的轟鳴聲蓋過了其他一切聲響，排氣管裡噴出濃濃的黑煙，遮蔽了昏黃的路燈，也遮住了雪佛蘭自己。“猛獸”絕塵而去，留下在拉達車裡不停咳嗽的我。2.Eric開着自己心愛的老爺車帶我去瞭望莊園，他拿出TAXI标志，據說這樣可以減免很多停車費，他進莊園也不需要門票。
3.酷似白宮的古巴國會大廈，近幾年一直是維修狀态，不對外開放。
我在緊挨着革命博物館的一個新哥特式天主教堂前下了車，這座教堂、它前面的小廣場以及我即将入住的民宿有一個共同的名字——Angel（天使）。
民宿位于教堂南側一排老樓的三層，有四個卧室、一個會客廳和兩個餐廳，一個哥特式的小型旋轉樓梯通往樓上的書房、閣樓和塔樓，白色大理石的樓梯曆經百年，每級台階的中央都凹陷下去；房子的木頭門窗也用了一個多世紀，顔色日漸加深，更有光澤；地磚帶有一些穆斯林風情，是房東的祖輩從土耳其買來的。民宿的主人是一對跨國夫妻，太太是哈瓦那人，現随老公定居德國，房子由表妹代為照看。土耳其裔德國導演費斯·阿金（FatihAkin）曾不遠萬裡跑到古巴拍攝影片《切口》（TheCut，2014年），當時他就住在這裡。
除了一部無線電話，這棟房子裡找不到一件現代物品，沒有電視，沒有網絡，甚至沒有收音機。餐廳的一整面牆上挂着主人一家四代的照片，第二天吃早飯時，看着照片，聽着女主人用夾雜着西語單詞的蹩腳英語介紹這個家庭近一個世紀的風雨變遷，吃着粗糙的面包、奶酪和火腿，我慢慢接受了暫别現代生活的現實。
“我的莫吉托（Mojito）在街中小酒館，我的達依基裡在小佛羅裡達。”這是在“街中小酒館”（LaBodeguitadelMedio）裡高高懸挂起來的一句話，雖然已無從證明是否為海明威的真迹，但它無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推薦信和廣告語。
不管你覺得到酒吧隻點一杯Mojito有多麼俗套，在“街中小酒館”喝别的似乎都是外行。光頭酒保基本上隻做一種雞尾酒，那就是Mojito，他一臉的從容和淡定，并不因為絡繹不絕的點單而欣喜或煩躁。
古巴人的熱辣性格大概有一半來自朗姆酒（Rum），最暢銷的品牌是“哈瓦那俱樂部”（HavanaClub），在歐美動辄賣到幾十歐元，在這裡則隻要一個零頭。酒保擺好一排杯子，按順序在每個杯子裡放入半個檸檬的汁液、白糖、一小支薄荷，再加入兩份蘇打水，用一隻小木棍搗幾下，待白糖溶解一部分，薄荷葉微微發蔫，加一份“哈瓦那俱樂部”的三年陳釀，最後加入冰塊，讓液體充滿杯子，一杯Mojito就做好了。無法考證這一做法是不是海明威最喜歡的那種，但5比索（約34元人民币）的價格絕對是古巴所有酒館裡最貴的，通常花兩三個比索就可以喝上一大杯。
Tips
兩種貨币
古巴貨币有兩種，一種是可兌換比索，俗稱紅币，縮寫CUC；另一種是古巴比索，俗稱土币，縮寫CUP。
古巴政府規定，紅币與美元等值，1紅币可以兌換24土币，但反過來需要25土币換回1紅币。因為過去幾十年古巴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使用美元兌換紅币要額外扣除10%的懲罰性手續費。古巴全國的貨币兌換點彙率都是一樣的，具體數字隻能參見兌換點玻璃上貼的告示。
紅币與土币有各自的消費場所，也有一些商店兩種貨币都接受。
如果想去使用土币的餐館，或是嘗嘗Coppelia冰激淩，可以兌換少量土币。蛋筒冰激淩3CUP，土可樂（Tucola）10CUP。有些土币餐廳的主菜不到30CUP，買一大盤東西，折合人民币隻要幾塊錢，不過賣相很不好，味道跟賣相一樣差。
外國遊客通常會選擇使用紅币的餐廳，消費也不算高，在哈瓦那老城旅遊區吃一份帶沙拉和配菜的烤龍蝦大約10CUC，一般有10%—15%的服務費，如果服務員特别熱情周到或者菜品格外好吃，可以考慮給1—5CUC作為小費。結賬時要格外注意，要看機打賬單而不是手寫賬單，服務員可能會故意多算錢，或是故意多寫一個你根本沒點的飲料，揭穿他們在賬單上做的手腳，可以理直氣壯地不給一分錢小費走人。
三年釀的“哈瓦那俱樂部”是調制Mojito的專用朗姆酒。不同的雞尾酒會用到不同年份的朗姆酒，烈度、口感和顔色大不相同。比如CubaLibre要用可樂和AñejoSpecial，Cubata則是用更貴的7年陳釀調配。在酒館要一杯最簡單的Lemonada，不加酒的話就是檸檬沙冰，加酒則是用最便宜的AñejoBlanco，這種無色透明的朗姆酒不會改變沙冰的顔色，度數也略低一些，加多加少就全看掌櫃的那一刻的心情了。
酒館裡的歌聲與人生
音樂與美酒從來密不可分，在哈瓦那的酒館裡，不管多麼擁擠，隻要牆角還有半平方米的空地兒，就會有一個樂隊，以三個人、三種樂器、一首歌的形式演奏着。他們不屬于酒館，也不見他們推銷唱片或者索要小費，隻有被客人叫到桌旁點歌才能有幾塊錢的收入。不知道這些活躍在古巴街頭巷尾的樂手們究竟靠什麼生活，他們身上的衣服和手裡的樂器一樣有些年頭了，但歌聲裡聽不到一點生活的不如意，臉上也沒寫着心裡的無奈。他們在别人喝酒、吃飯的時候不停歇地唱着，沒有樂譜，音符都存在腦袋裡，或是即興發揮。
1.街中小酒館從裡到外的所有牆面都寫滿了各國文字，就連咖啡機上也是。“送你兩朵栀子花，它們代表我說，我的生命，我愛你，我崇拜你。”這是古巴老歌王易蔔拉欣·費熱（IbrahimFerrer）的經典曲目《兩朵栀子花》（DosGardenias），在幾個酒吧裡都聽到有人在唱。另一位古巴老歌手康貝·賽康多（CompaySegundo）最脍炙人口的歌ChanChan，幾乎被所有街頭藝人傳唱，無論男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和版本：“對你的熱愛啊，我沒辦法否認，我已垂涎欲滴，卻又難以自持，當Juanica和ChanChan在海裡篩着砂子，她搖動篩子時扭動的豐臀，看得ChanChan面紅耳赤……”
康貝·賽康多是20世紀古巴音樂的傳奇，他從5歲開始抽雪茄，一直抽到96歲去世，他的歌聲裹挾着醇厚的雪茄味道，皮膚和發酵的煙葉一樣粗糙厚重，寫滿了滄桑。20世紀末，賽康多把那些從古巴革命以來離開樂壇的老樂手一個個喚醒，将這些曾經的歌王、琴王們聚集在一起，組成了著名的好景俱樂部（BuenaVistaSocialClub），并拍攝了同名紀錄片，轟動世界。為了生計，這群古巴最有名的老藝術家擦過皮鞋、倒過垃圾、賣過彩票、卷過雪茄，此時他們開始受邀出國巡演，當90歲高齡的康貝在紐約卡内基音樂廳奏響ChanChan的吉他前奏時，他調皮的笑容感動了無數人。2.制作Mojito的酒保，沉着、淡定、從容。他身後高高懸挂的相框中放的号稱是海明威的真迹。
1.一把吉他和一對沙鈴就湊成一個樂隊，他們穿梭在餐館的戶外桌位旁，在烈日下唱了二十分鐘，終于有人點了歌，賺了一點小費。那個白胡子、咬着大雪茄的老頭，是哈瓦那出鏡率很高的街頭藝人，到處湊熱鬧。
2.哈瓦那老城四個廣場之一的武器廣場，最大的特色便是這些書攤，堆滿了印着切·格瓦拉和菲德爾的各種老書和老畫報，是淘舊貨的好地方。
3.哈瓦那的很多地方都能找到切·格瓦拉的頭像，聖弗朗西斯廣場附近，哈瓦那港外牆上的這幅塗鴉，是最大的一幅。演出總有曲終人散之時，大幕徐徐落下，掌聲漸漸平息，樂手們慢慢離去。好景俱樂部的大部分成員在千禧年後的幾年裡相繼離世，他們就像許了一輩子的願，在人生末年可以重逢并重新振作，将自己身體裡最後的能量獻給他們熱愛的音樂。在舞台上，每個人都散發着青春活力，他們頑皮地表演，開懷地笑，眼神裡傳遞着信任和默契。鋼琴、吉他、沙鈴、小号、低音提琴和手鼓，熱情和奔放從這些樂器中迸發出來，傳入每個聽衆的耳朵，燃燒着每一顆心。
“我登過自由女神像，隻不過那時候隻有30歲，現在80歲了……”鋼琴家魯賓在紐約帝國大廈的樓頂感歎。這些人生暮年紅遍全球的老樂手，看到紐約的繁華紛紛落淚。他們指着櫥窗裡約翰·F·肯尼迪的玩偶，卻叫不出他的名字，正是這位總統封鎖了古巴，但在這些老人腦袋裡隻有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連自己的“敵人”是誰都不知道。他們拿起街上的公共電話想打回家，才發現兩國的聯絡早已中斷。“這是我第一次來紐約，也是第一次來美國。”古巴老歌王易蔔拉欣·費熱幾乎迷失在紐約傍晚的霓虹燈裡，“我真想把老婆孩子帶來，讓他們見識一下，也看看這些美麗的東西……太美了，我被迷住了。”
聽着老歌，頂着正午陽光的炙烤，行走在哈瓦那老城擁擠的街道裡，避開轟着油門的老爺車，看着窮苦百姓拿着皺巴巴的土币買一紙杯皺巴巴的青椒，路過黑洞洞、空蕩蕩的專賣雞蛋的商店，以及倚着自家鐵窗面向街道發一整天呆的老太太，心裡湧起一陣酸楚。我手裡随便一張紙币都是他們一個月的收入，這些生活在首都市中心旅遊區邊緣的人們，買一個帶肉的三明治都要算一算錢。那些沒有固定工作的上了年紀的男人，在氣溫30多度的天氣，穿起壓箱底的老西裝，修飾好胡須，咬着一根可能永遠也舍不得點燃的大雪茄，去教堂廣場或聖弗朗西斯科廣場上吸引遊客的目光，使出渾身解數，擺出各種姿勢讓人拍照，然後央求兩美元的小費。那些表現經典的古巴老紳士的攝影作品背後，不是繁榮的旅遊業帶動的傳統文化的保護，而是為了生計不得不放下年紀和身段的無奈。
酒館中的那些樂手，純純的笑容背後其實滿是無奈，也許他們放下吉他就要為下一頓飯而發愁，然而，他們歌唱時的那種快樂是真實的，因為那些歌唱的就是他們過去的快樂。沒辦法，他們改變不了現狀，但不唱歌就真的失去了快樂。
55年，是古巴革命勝利後時鐘開始凝固的時間，它帶走了一群老樂手的大半人生，卻沒有澆滅古巴音樂的靈魂。這55年改變了世界的各個角落，唯獨忽略了古巴。我所能看到的古巴，和革命前一模一樣，有些地方，甚至從殖民時期以來就沒有改變。每條街道、每座建築都保留着原本的模樣，隻是在街上玩耍的孩子們慢慢長大，然後老去。走在哈瓦那老城，經過路口時往兩邊看看，跨過一條街的十幾秒鐘，仿佛能看到這條街百年的變遷，巷子裡傳來的音樂聲，經過五十年、一百年，依舊回蕩。
Tips
好景俱樂部
好景俱樂部（BuenaVistaSocialClub）原是1949—1961年哈瓦那的一個社交會所，是古巴特有的一種演出形式：台上是樂隊，台下是舞池。
1996年，美國知名音樂制作人萊·庫德（RyCooder）來到哈瓦那，一批老樂手重聚，灌錄了唱片《好景俱樂部》（又名《樂滿哈瓦那》《樂士浮生錄》），一問世就賣出500萬張，1998年拿下格萊美最佳拉丁專輯獎。庫德也被稱為古巴音樂再發現的重要一環，他還因為推廣古巴音樂而被美國政府重罰。德國電影大師維姆·文德斯（WimWenders）執導的與唱片同名的紀錄片也紅遍全球，獲得金球獎最佳紀錄片。
好景俱樂部的音樂每一首都非常好聽，比較有名的歌曲有《兩朵栀子花》和ChanChan。相關的音樂專輯還有：康貝·賽康多的Lasfloresdelavida，易蔔拉欣·費熱的BuenosHermanos和MiSueño，鋼琴家魯賓·剛薩雷斯的Chanchullo。
努力改變命運的“創客”
哈瓦那老城最熱鬧的兩條街道——主教大街和商人大街的交叉口，坐落着哈瓦那最有名的酒店——兩個世界酒店（HotelAmbosMundos）。1932—1939年，海明威以每天1.5美元的價格租下了酒店的511号房間，作為他在古巴的長期居所，如今這裡已成為一個朝聖之地。我和菲利克斯與安娜·卡米拉約在這裡見面，在通信極為不便的古巴，這是最好找的地方。
菲利克斯是古巴一家國有設計院的電氣工程師，古巴慘淡的經濟和聊勝于無的收入水平，令他的工作僅剩下一些體面。“我爸爸是工程師，在我小時候他就希望我學好數學，于是如他所願我大學學了電氣工程。”菲利克斯說。但他一直都很喜歡音樂，後來在聽音樂會時認識了卡米拉，一見鐘情。
卡米拉出生于一個藝術家庭，從小學習芭蕾，母親就是她的啟蒙教練。後來她進入哈瓦那一所芭蕾舞學校學習，畢業後在一所小學當舞蹈老師。“其實我不适合當舞蹈演員，我每次上台都緊張極了。”卡米拉笑着說，“菲利克斯第一次去我家的時候也緊張極了。”他們去年登記結婚了，但沒有足夠的錢辦婚禮，前不久他辭了職，打算和幾個朋友一起做旅遊接待，“是時候做些改變了。”
菲利克斯盤算着，古巴的經濟随着美國逐步解除封鎖會慢慢活躍起來，“2CUC一小時的上網費用對絕大多數古巴人來說仍然是不可思議的，不過你知道古巴的民宿非常有名，我們就代理了一部分民宿網上的預訂業務，幫助那些房屋條件較好的房東找到短租者。”菲利克斯曾經在加拿大短暫學習，這段經曆開闊了他的視野，也增強了他英語交流的能力，他正在幫卡米拉練習英語，以便她也能通過有限的互聯網與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溝通。“我所在的學校有政府提供的網絡服務，不過明年我也打算辭職，幫菲利打理業務。”我問卡米拉，放棄從小學習的芭蕾舞不覺得可惜嗎？她顯得有些無奈：“我父母不想讓我放棄，教孩子舞蹈也是很快樂的事，但現實是舞蹈無法幫助我們改善生活。”
與做工程師時相比，菲利克斯的經濟條件确實有了一定改善，但去哈瓦那的“中國城”吃一盤炒飯對他來說仍然有些奢侈。他相信，古巴政府對個體經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态度是一種支持，越來越多的哈瓦那人開始思考，除了給國家打工還能做點什麼。在古巴，菲利克斯和卡米拉就是一種創客的模式，在互聯網遲遲不能普及的時候，精心搭好一張線下的網，等待這個拉美國家趕上全球化的列車。對古巴來說，這個過程可能意味着一個新時代的來臨，随着對内對外政策的放寬，一系列變革也許正在到來，這些變革應該會更加溫和，不像半個世紀前的革命那麼血雨腥風。
1.忽然下起大雨，遊客都躲進附近的酒館和餐廳，一些街頭藝人無助地拿着道具站在雨裡，猶豫是繼續裝雕塑還是走人算了。而這個長發男子漫無目的地在街上穿梭，臉上寫着生活的艱辛。
Tips
哈瓦那的『中國城』
這恐怕是世界上面積最小的一個『中國城』了，僅有幾家飯館，而且多數還是古巴廚子在掌勺，随便炒幾個菜，就比每人吃一隻龍蝦還要貴。不過，在這個連調料都很匮乏的國家，也不能有什麼更高的奢求了。
從瞭望莊園到革命廣場
20世紀60年代，随着海明威的離開、巴蒂斯塔的逃亡、菲德爾和格瓦拉的入主，以及豬灣事件和導彈危機事件的爆發，古巴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雖然海明威并未參與古巴的政治變革，但他離開的時間恰好與革命進程不謀而合。
1.10月9日是切·格瓦拉犧牲紀念日，一個學生拿着他的經典照片走過哈瓦那港，她旁邊的高牆上有哈瓦那街頭最大的格瓦拉畫像。
海明威在古巴斷斷續續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對哈瓦那的影響遠不止推薦了“街中小酒館”和Mojito那麼簡單。他的第三任妻子瑪莎不喜歡“兩個世界”酒店的房間，于是1940年海明威買下了哈瓦那東南郊外的瞭望莊園（FincaVigía）。當時這個莊園破敗不堪，瑪莎也不是塊居家的料，沒過幾年就離開了海明威。第四任妻子瑪麗撐起了整個莊園，她找人把莊園裡的一草一木修葺一新，郁郁蔥蔥的景象一直保持至今，就像主人從沒離開過一樣。
瞭望莊園不算奢華，但異常安靜，是一個潛心寫作的好地方。海明威最著名的作品《老人與海》就是在這裡創作的，據說是在8個星期裡一氣呵成。這段時間他還完成了《喪鐘為誰而鳴》和一系列與海有關的作品，這些作品1970年由瑪麗和編輯合并成為一部遺作《島在灣流中》。
如今，為了保護海明威留給古巴的最好遺産，莊園的房間已經不允許參觀者進入，但透過門窗可以看到房間裡的一切，包括牆上挂着的海明威在非洲時收集的野生動物标本。工作人員每天的任務就是保持所有物品的原樣，一個工作人員告訴我，莊園裡最值錢的東西是一幅畢加索的真迹，但海明威隻是很随意地将它與其他藝術品放在一起。莊園的一切都保持了海明威日常居住的狀态，這并非刻意為之，而是因為他當年從未想過要真正離開古巴。1960年他去了西班牙，雖然他和瑪麗認為卡斯特羅政府要将美國人在古巴的資産收為國有，但并未想過不再回來。1961年豬灣事件之後，兩國交惡，一同惡化的還有海明威的抑郁症，7月2日，他舉起獵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實上，把古巴當作敵人的是美國政府，并非海明威，古巴人也很喜歡這位美國大叔，古巴革命勝利後，一項在哈瓦那舉辦的釣魚比賽就以酷愛釣魚的海明威的名字來冠名。菲德爾·卡斯特羅也是海明威的忠實讀者，瞭望莊園在海明威死後被捐贈給古巴政府，卡斯特羅親自出席了捐贈儀式，一窮二白的古巴政府則擔起了保護莊園的責任，古巴與美國斷絕了一切往來，但從沒停止一起研究和保護海明威留下來的寶貴财富。
一隻拇指大小的翠綠色的蜂鳥飛到回廊旁的藤蔓之間尋覓花朵，這種精靈一般的小鳥是古巴的常住居民，它可以懸停在空中，用又彎又長的喙吸食花蜜。它一定是海明威家的常客，工作人員已經習慣了它的到來。海明威把自己養過的四隻貓葬在了後院，就在他心愛的“Pilar”号遊艇旁邊。一直耐心陪着我的老爺車司機Eric大叔說，海明威從沒離開這裡，好像你多待一會兒，就能在某個角落裡撞見他一樣。的确，在他卧室的床頭櫃上有一副眼鏡，就像是主人睡前随意放在那兒的，55年過去，鏡片上留下了歲月粗糙的痕迹，那個浪漫的、堅毅的、熱情的、傳奇的62歲的Papa再也沒能回到這裡，沒能再戴上它繼續寫完他的故事。
海明威離開的時候恰好趕上古巴的社會變革，這個時間像一道分水嶺，把古巴分成了過去與現在。海明威居住在古巴的二十餘年，是巴蒂斯塔獨裁統治的年代，這個加勒比海島國雖遠離世界大戰，但國内依舊暗流湧動。巴蒂斯塔執政時期，古巴貧富差距拉大，他自己的生活非常奢靡，不過他也是“古巴國父”何塞·馬蒂的擁趸，在哈瓦那老城西南，他主張建設了一個開闊的廣場，取名公民廣場（CivicSquare），廣場上最典型的建築便是何塞·馬蒂紀念碑，哈瓦那至今沒有摩天大樓，這座109米高的雄偉建築就成為城市的制高點。
2.古巴内政部大樓上的格瓦拉巨像，下面還有他經典的名言：“直到永遠勝利。”
Tips
共和之劍
革命廣場距離老城區稍遠，需要打車前往。這裡雖然道路寬闊，車卻很少，古巴的交通資源非常匮乏，出了老城區想打車非常難，最好事先與司機約好時間來接。為解決交通問題，古巴政府鼓勵人們拼車、搭車，不妨嘗試一下有償搭車。廣場上的何塞•馬蒂紀念館中存放着古巴曆史上最重要的國禮，是2002年委内瑞拉總統查韋斯訪問古巴時贈予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這就是南美解放與獨立運動領導人西蒙•玻利瓦爾的佩劍——共和之劍，它有着精美絕倫的制造工藝和偉大的曆史意義。
卡米洛•西恩富戈斯
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出生于哈瓦那，同卡斯特羅兄弟及格瓦拉一起乘坐“格拉瑪”号從墨西哥回到古巴，開始革命路程，是卡斯特羅忠誠的追随者和得力幹将。1958年底，他與格瓦拉各率領一支部隊解放了聖克拉拉，進而赢得革命的勝利。1959年10月28日，他乘坐的飛機在從聖地亞哥飛往哈瓦那的途中失蹤，搜尋無果，後被追認為民族英雄。
3.瞭望莊園卧室床頭的擺設，海明威似乎隻是離開一會兒到院子裡看看一樣。1953年是何塞·馬蒂誕辰100周年，紀念碑開工建設，曆時5年建成，此時已接近巴蒂斯塔執政末期。1958年夏天，卡斯特羅兄弟、切·格瓦拉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率領的反政府軍開始由馬埃斯特臘山的根據地向西進發，不到半年就解放了東部三省和聖克拉拉，開始向首都哈瓦那挺進，巴蒂斯塔外逃到多米尼加，最後跑到西班牙，再也沒有回來。
卡斯特羅的政府接管了公民廣場，改名為革命廣場，它成為古巴的政治中心，總統辦公室也從酷似白宮的國會大廈挪到了廣場旁邊。每年卡斯特羅都會在革命廣場發表講話，最多的時候有百萬民衆來到這裡表示支持，廣場上的何塞·馬蒂紀念館裡有大幅圖片展示這一場面。切·格瓦拉也會和卡斯特羅一起登上紀念碑高達18米的基座，這兩位傳奇的大胡子領導人的魅力征服了整個古巴，他們和拉美獨立運動的領袖西蒙·玻利瓦爾、國父何塞·馬蒂并列，成為古巴最有影響力的四個人物。
在革命廣場兩側，與紀念碑遙相輝映的兩棟大樓——内政部和郵電部，帶有蘇聯時期粗放的方正風格，沒有一點殖民時期建築巴洛克式或者曼努埃爾式的影子，樓上懸挂着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切·格瓦拉的巨大頭像，這兩棟大樓也因此迅速成為古巴最重要的建築之一。
從海明威的瞭望莊園到革命廣場，坐老爺車大概20分鐘，途中可以看到古巴老百姓真實的生活場景：除了穿校服的學生，普通人身上的衣服都不算太好，他們排着長隊在小窗口買東西、在電話亭旁等着通話、在車站等一輛誕生于50年前的美國大巴或是用卡車改裝的簡易公交車。革命消滅了哈瓦那燈紅酒綠、夜夜笙歌的時代，曾經輝煌絢麗的哈瓦那，如今除了旅遊區都破敗不堪。海明威的離開，恰好也是一個時代的離去，而人們尚不确知新的時代何時能帶來機會和希望。随着古巴與美國外交的逐漸恢複，經濟封鎖逐漸解除，這個國家的傷口還需更多時間慢慢撫平。
位于革命廣場的何塞·馬蒂紀念碑。這一代地區是哈瓦那最開闊的地方，街道和廣場都非常寬闊，近幾年紀念碑維護,不能登頂，塔尖被秃鷹“占領”，有上百隻在紀念碑頂的百米高空中盤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