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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美劇《紙牌屋》中内聚焦式的人物叙事模式

時間:2024-10-30 04:47:14


    口佟小娟

在新的傳播語境與跨文化傳播格局中,電視劇作為文化産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價值觀、文化觀、美學觀、曆史觀的重要體現,在傳播中往往裹挾着特有的民族文化與國家意識。從接受角度來說,愛森斯坦認為:“所有的社會均是按照其自身的文化來接受影像的。”①對美劇的接受也是如此,因其社會、民族、文化、審美等方面存在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使得觀衆在接受時必然存在着一個排斥、吸收、融合的過程。談起近幾年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外國電視劇,《紙牌屋》憑借其故事講述、設置懸念、出色表演、精美構圖以及叙事模式的突破等特點,十分引人矚目。劇中以美國副總統弗蘭克為中心展開叙事,叙事中采用内聚焦的叙事模式,通過對美國政治文化的想象、對中國元素的碎片式拼貼來實現對異域文化的想象與重構,用影像呈現出一道美國高層政治生活的圖景。

法國叙事學家熱拉爾·熱奈特1969年提出了叙事聚焦的概念,在這一概念中,根據叙事信息受限制程度的高低将其分為無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3種類型。其中,内聚焦指“事件是通過聚焦人物的視點、感知、認知被呈現出來。”②

在電視劇叙事中,作品中的人物叙事因參與介質(媒介)的不同和呈現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一般來說,内聚焦叙事通過劇中人物的視角将事件通過視聽語言叙述故事,隻不過因劇中人物身份的限定性使得對事件的叙述帶來了不确定性,對事件的呈現角度可能是客觀的,也可能是主觀的。因為在故事的推進中,劇中人物由于身份、環境、情感的不同,難以避免在叙述中帶有主觀印象或者主觀判斷。在電視劇中,每部作品都有一個叙事的中心或者叙事的焦點,電視劇《紙牌屋》則緊緊圍繞中心人物弗蘭克來講述故事,但與其他電視劇的叙事模式不同的是,主演凱文·史派西在劇中除了代表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外,還以劇中人的身份将自己暴露在鏡頭面前,對所發生的事件給觀衆進行分析、解讀,這使他穿梭于虛拟和現實之間。從内聚焦的叙事方式來說,電視劇《紙牌屋》中弗蘭克的聚焦方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弗蘭克以“本我”的身份出現,在劇中代表了黨鞭或者副總統;一種是弗蘭克的影子,以“他我”的形式出現,在劇中從參與者的角度根據事件發表自己的見解。兩者所不同的是當弗蘭克以“本我”身份出現時,代表的是主體,他的行動、語言緊緊和劇情聯系在一起,用的是第一人稱叙事方式;而以“他我”出現時,代表的是客體,往往是跳出原有的叙事時空,直接面對鏡頭,面對面跟觀衆對某個事件進行解釋、說明,這樣容易拉近與觀衆之間的情感距離,此時用的也是第一人稱的叙事方式,扮演着講述人的角色。需要注意的是,弗蘭克跳出原有時空直接面對鏡頭的時候,一般是近景、特寫鏡頭較多,這樣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現弗蘭克細微的情感變化,能夠更加洞悉特寫畫面給人帶來的視覺震撼。雖然麥克盧漢認為:“從技術上說,電視是趨向于一種特定畫面的媒介。特寫畫面在電影裡用來取得使人震撼的效果,可是它用到電視上卻成了家常便飯。”特寫與近景鏡頭在弗蘭克角色跳出的常态化運用,在劇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視覺效果。

就這樣,在電視劇中,讓劇中人弗蘭克以内聚焦的叙事模式遊走于“本我”與“他我”之間,豐富并拓展了電視劇《紙牌屋》的影像話語維度。如在《紙牌屋》第一季第6集中開頭部分,全國教師罷工并集會抗議總統教育改革時,弗蘭克和總統的幕僚長琳達因法案的修改問題發生争執。

弗蘭克:“我承認,琳達,我沒料到會這樣,但是時間不能倒轉,我們必須堅守陣地。”

琳達:“不管我們的支持率持續下滑嗎?”

弗蘭克:“斯比奈拉和我多年來合作完成了很多跟勞工相關的法案,我以為他會講理。”

琳達:“你弄錯了。”

弗蘭克:“我沒想到他會瘋狂到發起罷工,也沒想到罷工會持續那麼久。”

琳達:“那你就錯了兩次,我為什麼要相信你該堅守陣地。”

弗蘭克:“我們為了績效标準和特許學校撥款而要挾集體談判,這是我們的條件、我們的立場,我們現在妥協,就會一輸到底,法案将徹底失去改革性。”

琳達:“這道理我明白,弗蘭克,但我們現在要控制損失。”

弗蘭克:“我們不能拆東牆補西牆。”

琳達:“但我們是民主黨,我們理應維護教師。”

弗蘭克:“魚和熊掌,琳達。你不能既要改革,又想讓教師滿意,這你一開始就知道。”

琳達:“好,如果我們要選擇,我們選擇讓教師滿意!”

弗蘭克:“這樣不對,琳達,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

琳達:“實話跟你說,總統想修改法案。三周前就該這麼做,我們沒有。所以現在你必須改!”

弗蘭克:“再給我點時間,琳達,拜托!如果我能結束罷工,并保留法案的所有條款,你能不能說這比認輸更好!”

琳達:“當然,如果這真能做到……”

弗蘭克:“那就再信我一星期。如果到時候罷工還沒結束,我就改法案。”

琳達:“弗蘭克……”

弗蘭克:“不!一星期!僅此而已!”

弗蘭克在走出琳達的辦公室後,對着鏡頭說:“這是最糟的處境,如果我修改法案,總統還是會認為我失敗了,如果罷工一周内不結束,我等于把自己逼到了牆角。隻有絕對的勝利才能讓我重獲他的信賴!否則就是出局。那麼過去五個月都白費了。我絕不能跌回原地!”

從這段弗蘭克與琳達關于是否修改教師法案的對話中,從開始弗蘭克給琳達解釋教師罷工的情況,承認自己低估了斯比奈拉;到琳達咄咄逼人對弗蘭克對堅持不修改法案表示懷疑;再到最後琳達表明修改法案是總統的意見,弗蘭克的态度由之前的解釋、堅持、請求,最後琳達無奈同意。在這兩個人的對話中可以看出,他們都在堅持自己觀點的同時尋找對手的破綻以便讓對手屈服。而在内聚焦叙事中,一方面,弗蘭克在劇中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的直接參與者,在畫面構圖中弗蘭克的動作、語言上處于強勢地位,有着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膽識,是整個對話中的叙事主體。而琳達則處于守勢地位。在對話中,弗蘭克充分利用自己的動作、語言、表情等身體語言将自己的觀點和不妥協的氣勢傳達出來,因為在交往中身體語言的叙事也是信息交流的重要途徑。用法國現代哲學家、思想大師鮑德裡亞的話來說就是:“身體的地位是一種文化事實。對身體的态度,可以表征出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從弗蘭克與琳達的語言、手勢等動作中可以體會到他強勢的政治心态,在叙事中的弗蘭克的主體地位得到凸顯。另外一方面,當弗蘭克走出琳達辦公室面對鏡頭講述自己目前所面臨的困境時,又暫時脫離和劇中其他人物的關系,回到現實将觀衆拉入到事件中。弗蘭克作為叙事者,在打破“第四堵牆”的同時,也成為觀衆在虛拟時空和現實時空中信息傳達的媒介,給觀衆分析自己的處境和面臨的挑戰的同時,有利于觀衆進一步了解弗蘭克的内心世界,也為劇情設置了懸念,引起觀衆的審美情趣。

注釋:

①[法]馬克·費羅著,彭姝祎譯:《電影與曆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頁。

②③尚必武:叙述者聚焦、雙重聚焦與倫理取位—詹姆斯·費倫的修辭性叙事聚焦觀探析,《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7期,第33頁。

(作者單位:廣西财經學院/責編:倪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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