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雪松
2015年暑期于湖南電視台金鷹獨播劇場播出的電視劇《僞裝者》,以抗戰時期上海商界豪門明家姐弟四人為主人公，講述了國共兩黨潛伏人員團結一緻，與日僞情報部門進行對抗的故事。該劇播出後以單集最高收視2.72、平均收視1.93的驕人成績成為暑期檔的收視冠軍；在開播的第5日，達到網絡日播放量10976萬人次，成為國内首部網絡日播量過億的諜戰劇作品。筆者試對《僞裝者》的熱播原因進行研究，以此為由對我國的思想政治教育進行反思。
一、《僞裝者》熱播的原因
《僞裝者》的劇情中包含了諜戰劇所應有的如卧底、特務、情報交換、懸疑、愛情、暴力刑訊等一切元素，但相較于我國諜戰劇中的經典之作如《潛伏》、《黎明之前》，《僞裝者》的諜戰元素并不出衆，吸引觀衆的主要是明家姐弟的日常生活以及男主人公身上的偶像氣質。因此，與其說《僞裝者》是一部抗日諜戰劇，不如說其是披着諜戰劇外衣的偶像劇或家庭劇。該劇成功的首要原因也正是在于創作方敏銳地捕捉到了我國電視市場的收視主體正在發生的變化，即在“一劇兩星”政策實施、IP概念的火熱以及泛娛樂化大潮下，年輕的電視觀衆比重逐步上升，成為拉動電視收視的重要力量。因此，劇組在原著《諜戰上海灘》的基礎上，有意根據年輕觀衆的欣賞習慣進行改編和擴充。其緊張刺激的諜戰節奏和充滿輕松溫暖氣氛的日常情節相互交織，讓觀衆的觀看節奏得以舒緩，避免了陷于同一種情緒而不可自拔的情境。而明家三兄弟彼此之間頗有深意的眼神交錯、明家内部清楚卻又複雜的人物關系，都讓浸淫于網絡元素的年輕觀衆便于展開想象，迅速掀起讨論熱潮。此外，各種二分式、黃金分割、框架構圖的攝影畫面、女性人物精緻的妝容、明家兄弟氣度不凡的紳士造型、合身且時髦的時裝，都營造出了濃郁的時尚感，不僅讓電視觀衆大飽眼福，更獲得了時尚界人士的贊許。可以說，這是劇組對抗日劇、諜戰劇所做的風格創新，而互聯網流行的思維模式對于劇情的走向也有着不少啟發。
但作為抗戰題材劇本身，《僞裝者》在劇情設置、情節鋪墊等方面并沒有本質上的提升，例如“男主人公飛躍兩樓數米間隔”、“男女搭檔當街擊斃數十名日僞分子全身而退”之類的情節，更是在曆史現實中不可能發生的，與觀衆所诟病的“雷劇”、“神劇”并沒有本質區别。
二、對我國思政教育的反思
從解放到改革開放，我國曾拍攝了多部抗戰題材的影視作品，其出發點多以國與國、民族與民族的對抗為主，闡述視角多是從以正義對抗邪惡而展開，主人公多以農民、工人為主，如《平原遊擊隊》中的李向陽、《紅燈記》中的李玉和等，故事發生的主要背景也多位于農村。這種以革命話語為主要形式創作的影視作品被稱為“紅色影視”，承擔着反映社會主義主體文化價值訴求、提高觀衆思想政治素質覺悟的任務。但在改革開放以後，商品大潮席卷而來，“紅色影視”因其生硬的灌輸方式以及商業手段的欠缺，逐漸被觀衆所遺忘，而受觀衆熱捧的是粗話連篇的李雲龍（《亮劍》）、出身草莽的橋隆飙（《橋隆飙》），或是留洋歸來的周衛國（《雪豹》）等。在娛樂化大潮下，抗戰題材電視劇逐漸向浪漫化發展，如上文提到的傳奇英雄們便是此類藝術創作中的代表人物，以其浪漫化的形象描寫，淡化了抗日戰争中的血腥殘酷，将民族拯救的希望寄托在這類英雄甚至“超人”身上，不僅将民族的苦難置換為廉價的浪漫與實質的麻木，也無法真實地揭示抗戰中深厚堅實的民衆力量及曆史發展規律。《僞裝者》的熱播也是此類現象的後續，觀衆不再滿足于個人英雄的神勇無敵，而是将自己對于其他方面的想象一起置于收視期待中。《僞裝者》的主人公明台身為豪門子弟，年少多金、身手高強；大哥明樓英俊沉穩、氣度不凡；仆人明誠忠心穩重、潇灑幹練。借用網絡中的評論，可謂是兄弟三人“一邊抗日一邊帥”。但與劇情發展的精彩紛呈、人物形象的生動鮮明相比，《僞裝者》的思想内核可稱薄弱。盡管明家四姐弟最終都投身了革命，大姐明鏡甚至壯烈犧牲，但身為上海首屈一指的富豪，明家緣何成為無産階級的紅色資本家？明樓又如何成為國共兩黨在上海諜報戰線的共同領導者？這些問題都在劇中匆匆略過。男主人公明台輕佻風流，深受國民黨特工教官王天風的賞識（原著中他更是救了軍統頭目戴笠的命），但在劇中卻如此輕易地投奔我黨，劇中給的理由也并不能服衆。表面上看，出現這種情況是編劇的失誤或是能力不足，但從深層看，也體現了我國思政教育在當前社會背景下的迷失。
之所以出現抗戰題材電視劇中的主角從底層群衆向豪門少爺的轉變，其深層原因是在商品經濟時代中，平民大衆的通俗娛樂趣味決定了文化市場消費趣味的走向。随着我國的經濟發展，城鎮化水平逐漸提高，影視作品的收視主體變為了城市中的市民階層。對豪門生活的向往、對型男靓女的沉迷，決定了電視劇制作方在進行創作時，樂于将相關元素放置于劇中。而抗戰題材劇相較于其它題材是否審核幅度較寬，方便了娛樂元素的填充，從而誕生了一系列抗戰題材的嫁接劇，如抗日黑幫劇、抗日商戰劇等等。這也就是布爾迪厄分析的“有限的文化生産場(以崇高、深刻、神聖為核心的趣味标準”和“批量化的文化生産場(以通俗、娛樂為核心的趣味标準)”之間為争奪文化資本展開的激烈争奪。泛娛樂化現象的出現，是商品經濟原則的集中體現，也是大衆文化中的娛樂趣味向不同領域迅速擴張的結果，是“批量化的文化生産場”戰勝“有限的文化生産場”的過程。以收視率決定一切，觀衆想看什麼，影視制作方就往劇中加什麼，這是電視劇市場中不健康的現象。
如何針對此種情況進行改進？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認清形勢，深刻認識影視文化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改變照本宣科的教育方式，從理論和曆史常識角度出發，使受教育者對抗日戰争中我黨所起的重大作用有一個全面而客觀的認識。其次，影視制作方要深度挖掘題材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發揮其獨特功能，以通俗的表達和傳奇性的結構，傳達正确的價值觀和思想品德信息。第三，有關部門應有限度地放松其他類型劇的審核标準，使抗日題材電視劇不再充當制作方在利益驅使和環境制約下的避風港，從而避免更多形式的類型嫁接。
綜上所述，《僞裝者》的熱播并不是對抗戰題材電視劇中所存在亂象的撥亂反正，盡管其形式風格有所創新，但“豪門抗日”、“少爺抗日”的主題仍是泛娛樂化思潮下的産物。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應積極探索影視文化所帶來的新方法和新途徑，有效挖掘其中所蘊含的深層價值，培養受教育者正确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
（作者單位：成都體育學院/責編：倪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