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陶宏藝
“新常态”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新的曆史時期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模式的理性描述。“以新常态來判斷當前中國經濟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戰略高度，表明中央對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變化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刻，正在對宏觀政策的選擇、行業企業的轉型升級産生方向性、決定性的重大影響。”①
“新常态”具有兩大特征：一是“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有質的變化；二是“常”，意味着相對穩定，有長期性。以“新常态”視角來審視兩岸關系的演進和兩岸媒體傳播模式的變遷，我們發現，兩岸報道也正在進入一個不同于以往、相對穩定且還将持續的新時期，筆者稱之為兩岸報道“新常态”。
一、“新常态”下的台灣民衆價值取向
2015年11月7日，兩岸領導人習近平、馬英九在新加坡實現曆史性的首次會談，譜寫兩岸關系新篇章；2016年1月16日，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以絕對優勢領先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民進黨将首次“完全執政”。
筆者認為，兩件大事的深層次含義不在“統”“獨”之争，而是兩岸關系進入“新常态”的集中表現。兩岸領導人第一次“坐下來談談”，既是對過往兩岸關系交流磋商成果的鞏固，又是一次裡程碑式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兩岸和平發展是人心所向；而民進黨“上台”，則标志着台灣“政黨輪替”進入常态并逐漸穩定，成為台灣民衆參與政治生活的常規構成。
由于兩岸特殊的政治關系、曆史淵源以及在國際社會上的發言權差異，如今台灣民衆有關民族、國家觀念趨向更務實的價值取向，産生了一定的‘島民心态’。”②務實、在關注個體命運的基礎上對現實議題進行綜合考量，這樣的心态和價值取向，将繼續影響台灣民衆的認知，成為“新常态”。而大陸媒體也應該善于閱讀這種心态，在堅持原則和彼此尊重的前提下，換位思考，将兩岸報道分解為具象的民生議題，提高傳播的有效性。
二、“新常态”下的兩岸媒體傳播格局
兩岸媒體傳播與兩岸政治形态密不可分。從對立走向交流合作，兩岸媒體傳播已曆經了兩個階段的變遷，“20世紀80年代之前為第一階段，推行‘軍事喊話’模式，媒體報道成為軍事政治鬥争的戰略附屬；20世紀80年代進入第二階段，形成‘對台宣傳’模式，媒體報道成為雙方政治、經濟宣傳的戰略需要。”③前者是分離狀态下的情緒對抗，後者則是“破冰”後的試探與磨合，帶着較濃的政治色彩。進入21世紀，兩岸關系進入和平發展的新階段，特别是2010年《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訂，标志着“兩岸經濟關系從此将進一步向更為全面、雙向、常态化的方向發展，并由此進入到機制化與制度化發展階段”④，兩岸媒體傳播也随之出現新的特征。
1.民生議題交集
在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共同的文化基因加上經濟領域的深度關聯，使兩岸互相輻射、交集的議題不斷增多，産生“同頻共振”，逐漸滲透到兩岸民衆的日常生活。例如，陸客赴台自由行的開放，不僅增加了台灣觀光服務業的産值，而且在兩岸直航、交通安全、疫情通報、醫療合作等多個領域衍生出共同話題，成為兩岸媒體報道熱點；以往，大陸的食品安全事件經常為台灣媒體所圍觀，而2014年發生的台灣強冠集團“地溝油”事件，也擴散至大陸地區，食品衛生成為兩岸共同話題；2015年10月，福建向金門供水工程正式動工，兩地民衆将“同飲一江水”，這被兩岸媒體譽為海峽兩岸的一個民生“示範工程”⋯⋯類似案例不一而足。民生議題的不斷交集，比單一的意識形态輸出更真實、觸達率更高、更能為普通民衆所接受，因此日益成為兩岸媒體緻力拓展的常态報道。
2.節目雙向輸出
以往，台灣熱門劇和當紅節目如《康熙來了》、《超級星光大道》等為大陸觀衆所熱捧，而近幾年來大陸節目大有“逆襲”之勢。大陸熱門電視劇《甄傳》在台灣各大電視台輪流播出了十幾遍；《芈月傳》剛在大陸走紅，許多台灣觀衆就已迫不及待地在網絡上詢問“何時登錄台灣熒屏”；2013年，台灣中天電視台購買版權播出《中國好聲音》，首播收視率超過了同時段的《康熙來了》；同年東森電視台轉播《我是歌手》第一季總決賽，該時段收視率竟然比平時上升了220%；次年，台灣八大電視台則幹脆買下了兩季的《我是歌手》版權。大陸媒體邀請台灣明星加盟節目，反向輸出至台灣，在兩岸觀衆中産生了共同話題，形成“共同語言”，無形中增加了兩岸的互動。
3.媒介融合加速
近幾年來，由兩岸媒體聯合運營的項目、共同主辦的活動顯著增多，輻射面逐漸加大。海峽衛視和台灣東森财經頻道聯合制作兩岸财經評論節目《ECFA進行式》；台灣《旺報》、廈門《海西晨報》、新浪網聯合主辦“海峽兩岸漢字評選”活動；廈門衛視《兩岸新新聞》提出“兩岸共同新聞”概念，與台灣中視、華視同步采編、同步制作、同步播出；泉州廣播電視台聯手台灣華視，共同執行“端午海峽兩岸對渡文化節暨海上潑水節”電視直播活動，在兩岸産生深遠影響，并促成泉州石獅端午閩台對渡習俗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兩岸媒體通過項目合作推動資源合體，一方面節約運營成本，另一方面也相互借助對方的覆蓋面和影響力，拓展傳播平台，實現項目落地，産生更大的效益。
而在新媒體風生水起的今天，海峽兩岸的傳媒變革也在加速展開。面對新媒體的劇烈沖擊，兩岸傳媒業者已開始嘗試建立互聯網合作機制，探尋兩岸媒體合作新模式。而基于互聯網和智能終端的新媒體，可以打破時空局限，改變常規媒介難以在兩岸落地的尴尬。兩岸媒體攜手，共建新媒體，以創意黏合兩岸用戶，通過線上線下良性互動，催生新的項目，将可共同壯大媒體産業鍊，在全新的平台上進一步服務兩岸民衆。
三、“新常态”下的兩岸報道提質增效路徑
“新常态”的本質是提質增效，追求更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中國經濟“新常态”表現為三大特點：“一是速度變化，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結構優化，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三是動力轉化，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⑤筆者認為，“新常态”下的兩岸報道，同樣可以從速度、結構和動力這三個維度中獲得啟示，探尋提質增效之道。
1.速度變化：“快”“慢”結合制定傳播策略
從操作層面看，這幾年，大陸對台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比過去更大氣、務實，更注重可持續性，表現出足夠的誠意和耐心。在大陸方面的主導下，兩岸關系也将遵循“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步驟，以文化交流和經貿往來為先導，通過打造長期共同利益鍊條和命運共同體來實現更長遠的目标。
對媒體來說，“新常态”下的兩岸報道，首先應體現速度和節奏的變化。一是“快”，在兩岸信息傳遞上繼續“提速”，這是對新聞時效的本質要求；二是“慢”，也就是正确認識兩岸和平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進程，且過程中不可避免地伴有雜音，媒體報道更應注意分寸，把握“火候”，在戰略執行層面不能急于求成，在具體操作中力求更加全面客觀，避免片面的解讀和“高壓式”的報道語态。
台灣媒體商業程度高，新聞普遍娛樂化，在報道大陸時固然時常存在刻意醜化、以對抗性議題為噱頭“博眼球”的現象。而大陸媒體報道台灣雖然相對客觀，但不可否認也存在“錯位傳播”情況，許多大陸媒體選擇台灣新聞尤其是社會民生新聞經常突出負面新聞，這同樣有失偏頗；而面向台灣的報道則時常帶着明顯的政治意圖，有“宣教”、“填鴨”之嫌，難以獲得目标受衆的認可。必須看到，從打破“堅冰”到不斷交流融合，兩岸“求同存異”一直是雙向的過程，而非一廂情願的臆想。大陸媒體要在兩岸報道領域實現新的突破，必須正視兩岸受衆的差異和台灣民衆的真實感受，改變宣傳思維和功利心态，腳踏實地，穩步推進，“文火慢炖”方可潛移默化。
2.結構優化：專業内容服務對接受衆需求
兩岸報道的服務對象是兩岸受衆，“受衆是媒介産品的消費者，是新聞信息流通的終端，也是信息、媒介以及傳播者的檢驗者。”⑥如今，兩岸關系進入了和平發展的新階段，經濟、文化融合趨勢明顯，受衆的需求也越來越多元化，單向的意識形态灌輸不僅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甚至容易激發抵觸心理。
體現在具體操作上，就是淡化政治色彩，突出民生議題，加大經濟、文化、娛樂等節目的比重，對接和刺激受衆需求，提高傳播效果。近幾年，許多大陸媒體都對傳播内容做出了專業化的調整，海峽衛視《ECFA進行式》主打财經牌，為兩岸受衆提供專業的經濟形勢分析和投資指南；廈門衛視《兩岸新新聞》主打觀點牌，邀請兩岸知名評論員“速評兩岸、深讀中國”；泉州廣播電視台《唐山過台灣》主打人文牌，以閩台姓氏淵源為脈絡，回溯曆史，正本清源，探尋兩岸共同的文化記憶；泉州廣播電視台廣播入島節目《安安時間》則主打生活牌，由台灣知名主播安安用閩南鄉音向台灣聽衆推介大陸的風土人情、投資環境；此外，“兩岸閩南語歌星選拔賽”“兩岸閩南人電視春晚”等娛樂節目的打造，也培養了不少台灣“粉絲”。
需要指出的是，淡化政治色彩不等于放棄政治原則。“新常态”下的兩岸報道，政治導向仍是媒體必須遵循的準則，隻是呈現方式有所改變，更多地以隐性傳播的形态融進具體報道案例中，化為情感、價值和利益，“潤物細無聲”。
3.動力轉化：民間力量主導推動融合創新
兩岸關系的主體是兩岸同胞，兩岸關系的最大動力來自于民間。在兩岸政治商談仍然無法全面正式進行之時，兩岸各項議題的操作以民間形式出現，或以民間的名義進行，往往比官方出面更容易推進，效果更好。同樣，在“新常态”下，從事兩岸報道的媒體應逐步淡化官方身份，通過民間力量主導，推動融合創新，開拓傳媒市場。
一是商業的力量。傳媒領域的深刻變革，讓參與兩岸報道的媒體更加注重市場經營規律和受衆消費習慣。以商業化的眼光來觀察海峽兩岸這個特殊的傳媒市場，可以看到，兩岸媒體在新聞報道、媒體融合、産業拓展方面仍有許多合作空間，兩岸媒體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應堅持互利共赢的原則，通過資源互補，共同探索包括創意、内容、營銷、資本運營和人才培養在内的深層次合作方式，打造可持續的商業合作模式，通過市場化運作，在融合中進一步發展壯大自己。
二是宗親的力量。海峽兩岸同根同源，約80%的台灣居民祖籍福建，許多島内政商名流、文化名人如連戰、宋楚瑜、謝長廷、餘光中等，在大陸都有宗親族人，對兩岸關系有着深遠影響。中華文化特有的宗族觀念，讓中國人不論走多遠，血脈意識、鄉土情懷都不會改變，也讓台灣民衆認祖歸宗的觀念相當強烈。借助宗親、同鄉情誼發起的兩岸交流活動，其民間性比較容易排除政治因素的幹擾，獲得民衆的支持和參與。比較典型的如兩岸“同名村”活動，自2013首次舉辦後，規模不斷擴大，參與的兩岸村落不斷增加，主題也從“尋根”、“續緣”拓展到“兩岸共建新家園”。在媒體的兩岸報道中，宗族文化和宗親群體不僅是傳播的重要素材，也是推動傳播的重要力量。
三是信仰的力量。閩台“法緣”相循，台灣四大民間信仰媽祖、關帝、保生大帝、開漳聖王都從大陸分靈而來，深入台灣民衆的日常生活，并影響着各個階層，包括不同的政治黨派。台灣每逢選舉活動，候選人無論什麼“顔色”，遇廟必拜，也是一大特色。自“破冰”以來，兩岸之間的各種祭祀、谒祖、活動持續不斷。2010年，“首屆海峽兩岸關帝文化節”在福建泉州舉行，兩岸關帝信衆雲集，泉州廣播電視台和台灣華視聯手直播，并将活動盛況做成音像制品永久留存，得到兩岸信衆的追捧；同年，廈門廣電集團聯合台灣民視等單位，以保生大帝信仰為題材，拍攝電視劇《神醫大道公》，成為兩岸第一部正式合拍的電視劇，并在兩岸主流媒體同步播出，開創了合作新模式。由此可見，傳播信仰文化，将其打造成兩岸的文化交流品牌并成為常态，兩岸媒體依然有着廣闊的合作空間。
經濟領域的“新常态”，指向國民生活質量提高，老百姓的“獲得感”提升；而兩岸報道領域的“新常态”，同樣體現濃濃的民生情懷和理性思維。兩岸已經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媒體唯有順應規律，認識“新常态”，适應“新常态”，探索“新常态”下的新路徑，方可在新一輪的兩岸報道領域搶占話語權和制高點。
注釋：
①鐘經文：論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态，《經濟日報》，2014年7月28日，第1版。
②王曉萌：“向台灣報道台灣”—涉台報道的第三個命題，《中國廣播》，2015年第8期。
③陳忠坤：模式重構：兩岸媒體傳播的探索與實踐，《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4年第11期。
④劉國奮：“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簽署後的兩岸關系探讨，《台灣研究》，2010年第4期。
⑤習近平：謀求持久發展共築亞太夢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的演講，2014年11月9日。
⑥劉光牛：明确受衆定位強化傳播效果，《對外傳播》，2004年第7期。
（作者單位：泉州廣播電視台/責編：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