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電影音樂的叙事功能
電影音樂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具有近似于叙事功能的特殊元素，它與電影藝術作品中的叙事代碼、視覺代碼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當把電影音樂作為獨立性的叙事元素加以考量，就會發現它的生成不僅具有當下的現實意義，也帶有與既往的電影發展曆程中某一曆時性元素相纏繞的曆史價值。
具體來說，電影作品中的音樂可以分為兩大類型：其一，是電影作品中出現的各種音樂旋律、音樂片段、音樂場景，此類音樂作品或多或少地活躍在電影的相關場景中，并成為推動電影叙事發展不可忽視的存在。不僅貫穿了整部電影作品的故事情節，也促進了電影畫面質感的提升。其二，是電影制作團隊精心打造的背景音樂，即所謂電影原聲。後者的意義在于，它如同一條隐藏的叙事線索，随着電影主要情節的波折起伏或主人公的情感變化而更疊。
以中國電影《中國合夥人》為例，這部電影的成功不僅緣于改編自真實的故事、演員陣容的強大和拍攝手法的相對成熟，也與電影音樂的恰當運用密不可分。整部電影圍繞孟曉駿、成東青、王陽三人的奮鬥曆程展開，受限于電影藝術叙事容量的限制，很多内容隻有借助電影音樂的暗示方能有效填補。電影中先後出現的《小星星》《黃河大合唱》，或是成為介紹孟曉駿童年經曆的插叙，或是填補了父親回國後贈予英語詞典的情節。一方面，《中國合夥人》中運用的電影音樂延續着傳統認知中電影音樂作為輔助性手段的基本功能，使得欣賞電影的觀衆對于電影作品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從而提高了電影的叙事容量。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這些電影作品同時也是時代話語權力的象征，隻有中國的觀衆才能理解《小星星》《黃河大合唱》等音樂作品的時代涵義，成為豐富電影主題“中國合夥人”的意義填充。
由此可見，将電影音樂單純視為輔助手段的傳統是極為偏頗的。即使它不會造成我們對電影藝術的誤解，也将使得全面理解電影藝術整體風貌的可能性大打折扣。對于中國電影而言，其百年的發展曆程，從來就未曾忽視過電影音樂。而中國電影人将電影音樂作為叙事元素之一的高度重視，更為中國電影風格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早期中國電影風格形成中電影音樂叙事功能的運用
早期中國電影風格的形成階段是20世紀30、40年代，受社會變革因素的影響，這一時期的電影呈現出“作品雅俗共賞，赢得觀衆喜愛，同時追求電影的心靈表達，而未放棄電影藝術自身的自主性與社會化功能”的良好發展勢頭。在這一時期追求進步的中國電影人的共同努力下，電影的主流是逐漸“随着時代的進展與變化很自然地轉向現實與政治世界的。”①首先，大量的具有成熟商業運作模式和先進制作技術的電影公司相繼誕生，為早期中國電影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其次，越來越多的電影人開始嘗試着采用獨立的電影文本，在投入公共空間的價值與觀念引導下，保持着與民衆日常生活的高度切合。随着早期中國電影逐漸步入到成熟階段，俗文學的叙事傳統已不能适應中國電影的發展要求，在前述兩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早期中國電影發展中倚重俗文學叙事傳統的模式逐漸被超越。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電影音樂作為重要的叙事功能被中國電影人大量使用，成為推動早期中國電影風格形成的因素之一。
以蔡楚生的電影作品《漁光曲》為例，其堪稱早期中國電影的典範。歌曲《漁光曲》在電影中曾多次出現，一時婦孺皆知，成為當時的流行之作。但這首後來成為經典的電影音樂，在電影拍攝之初實則曆經波折。任光譜寫的《漁村之歌》被導演認為太過優美，與電影的主題相去太遠。在導演和作曲深入漁村生活實際之後，最終完成了這首代表漁民疾苦心聲的佳作。電影《漁光曲》上映之後，曾創造了連續放映84天的超高紀錄，這一奇迹的背後是諸多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②
電影《漁光曲》的出現預示着早期中國電影的風格正在逐漸形成，在造就其獨立風格的諸多因素中，電影音樂所發揮的作用尤其值得關注。首先，從音樂類型來說，1933年的《春蠶》中出現的整部作品都采用西洋音樂的情況不複存在。《漁光曲》所采用的大量使用具有強烈民族色彩音樂元素的手法，不僅開辟了早期中國電影重視民族文化傳統的基本格調，也為中國電影音樂從單純模仿走向獨立創作建立了标杆。當時上映電影的音樂中，仍大量充斥着借鑒西方音樂元素的作品，但早期中國電影拍攝重視民族文化傳統的風格已開始形成。
通過前文的闡述我們清晰地看到，在早期中國電影風格的形成過程中，電影音樂首先是作為背景元素的方式存在。在逐漸放棄了西洋音樂之後，中國電影人深切地意識到，隻有從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中汲取營養，才能真正塑造屬于本民族的電影風格。而電影音樂正是一種能夠在兼顧電影藝術基本表現手法和展現中國電影民族風格之間，尋求到微妙平衡點的最佳選擇。
三、電影音樂叙事功能與現代中國電影風格的形成
中國電影風格的形成過程，就如同中國的近現代史一樣，充滿了波折和起伏。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電影，受時代背景因素的影響，在大量創作集中展現社會主義建設等現實題材的同時，也以獨特的視角描繪了新時代背景下電影人對民族觀念、國家意識的理解。受蘇聯政治意識形态的引導，上至國家領導、下到藝術工作者都認為，“在所有藝術中，電影對于我們是最重要的。”③這一時期的中國電影風格帶有十分強烈的政治色彩，雖然也符合中國電影自我風格形成的内在邏輯，卻未能從藝術表現手法、主旨闡發方式等角度取得較大的突破。就前者來說，早期中國電影風格塑型過程中形成的重視本民族文化特征和大量使用本民族音樂元素的表現方式得到了很好的繼承。在這一時期誕生的《劉三姐》《五朵金花》等作品，都是充分利用電影音樂作為輔助手段的代表性作品。就後者來說，這一時期的電影中所使用的電影音樂則明顯缺乏叙事功能，僅僅是充當了電影藝術的構成元素，其在中國電影風格形成中所發揮的作用受到抑制。
這一局面有所改觀是在20世紀80、90年代之後，随着中國第五代電影導演的作品相繼問世，中國電影風格才在新的曆史語境中有序、穩定發展。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推進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西方電影作品、電影理論和電影制作技術開始沖擊中國電影市場。電影音樂的叙事功能重新得到中國電影人的重視，并以嵌入式的形式成為塑造現代中國電影風格的重要力量。在這一過程的初始階段，中國電影人逐漸認識到“電影音樂的本質與音樂是相通的……電影音樂要服從情節的需要，有時候它的創作與構思都要與電影情節相一緻，才能夠使兩者完美結合，體現出導演對于電影的總體構思和欣賞原則。”④如張藝謀的激情之作《紅高粱》，該片音樂不僅具有濃郁的民族色彩，更以粗犷、嘹亮的聲韻，完整地呈現了特定曆史時期中國人的内心情感世界。
同樣是為了展現電影人對生活的理解，對社會的認識，電影《港》則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表現方式。在電影《港》中，以20世紀80、90年代粵語歌曲為主要内容的電影音樂占據了整部電影，包括陳百強的《偏偏喜歡你》、陳小春的《亂世巨星》、林子祥的《真的漢子》、許冠傑的《滄海一聲笑》、草蜢的《忘情森巴舞》、葉麗儀的《上海灘》、葉振棠的《萬裡長城永不倒》等。《港》中的音樂既不直接參與人物形象的介紹，也不是整部作品的構成性要素，而應被視為“新世紀懷舊浪潮中的逆流”。對于在80、9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而言，“這些歌和這些影像，便是一代人最自覺也最能全盤接受的精神給養，也随之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這是歐美流行文化無法取代的、專屬華人的亞文化共振。”⑤
中國電影人在追求具有獨立意識和民族特征的中國電影道路上所作出的努力尚不止于此。他們逐漸意識到，電影音樂的存在不應單純被視為是建構電影作品基本故事框架和情節完整性的元素之一。它的意義在于電影音樂還可以從輔助的诠釋地位中抽離出來，轉而成為功能性與藝術性緊密結合的客觀存在。因此，電影音樂的叙事功能得到了凸顯，它将對電影作品叙事能力的建構産生深遠的影響。
注釋：
①丁亞平：電影怎樣将這世界給予表達，《當代電影》，2004年第4期，第23頁。
②宮浩宇：首輪放映前後的《漁光曲》，《電影藝術》，2010年第6期，第112-118頁。
③轉引自餘紀：國家意志與少數民族電影，《電影藝術》，2013年第4期，第131頁。
④張曉：電影音樂對電影的诠釋作用，《電影文學》，2012年第8期，第115頁。
⑤賽人：《港》：新世紀懷舊浪潮中的逆流，《電影藝術》，2015年第6期，第50-52頁。
（作者單位：河南中醫藥大學/責編：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