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陳輝
高昌古城風雲變幻。在高昌國國君阚文泰在位時，國力最為鼎盛，鑄造了形制似開元通寶，但遠遠大于開元通寶的高昌吉利錢。它以"國名"入銘，又将中國儒、佛思想的吉語融入其中，是為中國鑄币史上的一個創舉。
大曆元寶中國銅錢的圓形方孔象征着中國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錢币上的文字或标明貨币的重量，或為皇帝的年号。西方貨币則喜用人物、禽獸、花木等圖形，并時常以統治者的姓名來銘文。從制造方法看,中國貨币多用手工澆鑄，而西方貨币多用打壓法。東西方文明不斷交融而成的古代西域文明，在錢币的鑄造上盡情展現着東西方文明的美麗結合，為中國對民族國家豐富獨特的邊疆錢币增添了光輝的一頁……
西域是一個曆史名詞，也是一個相對模糊的地理名詞。“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即便是在那個昂揚奮發的泱泱盛唐，在詩人筆下陽關以西依然滿是荒涼與鄉愁。從漢代張骞那趟其實并沒有實現漢武帝心願的出使之後，朦胧的西域才有了逐漸清晰的含義:狹義上的西域是指玉門關、陽關以西，蔥嶺即今帕米爾高原以東，巴爾喀什湖東、南及新疆廣大地區；而廣義則是指凡是通過狹義西域所能到達的地區，包括亞洲中、西部地區等。
當然，真實的西域并不是安土重遷的中原農耕民族眼中的那個西域，羅馬史家稱這裡為Serindia（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地方）。一條絲綢之路使這塊處于歐亞大陸腹心上的土地充分吸收了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臘文明、阿拉伯文明與中華文明，最終産生“中西合璧”的西域文明。
風沙吹老了歲月，卻淹不沒古老文明的印記。19世紀末20世紀初，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浩瀚的塔克拉瑪幹沙漠腹地以及東緣羅布泊西岸，分别發現了丹丹烏裡克古城和樓蘭古城，大量出土的古代寫卷和文物震驚了世界，被遺忘的古西域文明再一次進入了世人視野。從某種意義上說，西域不但是政治名詞、商業名詞，更是一個文化符号。
古絲綢之路首先是商貿之路，商貿離不開貨币，而貨币總是承載着文化、審美和文明。作為東西方商貿集散地，西域各族人民使用過很多貨币，有的是中原中央王朝的貨币，有的是來自西亞和西方的貨币，然而最能體現西域文明特征的莫過于那些本土的自鑄币。
龜茲五铢錢
和田馬錢漢代遺韻裡的二體錢
100多年前，1900年冬季，第二次來到和田的英國探險家斯坦因不顧旅途的勞累和嚴冬的寒冷，匆匆趕往和田市以西10公裡處的巴格其鄉艾拉曼村境内約特幹（今古于阗國約特幹遺址）。在穿過被當地人稱作“約特幹雅爾”的兩條洪水沖刷而成黃土深溝時，了解到附近村民不時在混雜着陶器小碎片的泥土裡撿到小金片，他敏銳地判斷出小金片來自于廟宇中包裹佛像的金箔———碎裂後的金葉和其他遺物與泥土混雜在一起，形成了特定“文化層”。
為此，這位一心要超越《鮑爾古本》與斯文·赫定的年輕探險家，開始了他在于阗國故都遺址第一次大規模的發掘。就是這一次，沉睡1000多年的和田馬錢被重新發現，震驚了世界。
我們不知道醉心于中亞考古、并且成為國際敦煌學開山鼻祖的斯坦因，在那個寒冷的夜晚，裹着皮大衣，渾身發冷，小心撫摸着無孔圓形文着馬或駱駝圖案的于阗國古錢币，并用放大鏡仔細地辨認錢币上漢文和佉盧文的銘文時，内心是何等熱烈與激動。
這一次斯坦因帶走了後稱和田馬錢（漢佉二體錢）的古于阗國錢币一共200多枚。這位大英帝國騎士成了世界上“漢佉二體錢”的最大壟斷者。目前，據統計我國國内僅存13枚，全球範圍内也不過353枚。這種錢币主要發現于和田地區，紋飾有馬或駱駝，銘文有漢字與佉盧文組合而成，且馬像圖案者居多，所以稱其為“漢佉二體錢”或“和田馬錢”。據考證其時代約公元2世紀下半葉至3世紀上半葉。
西域都護府的建立，使“漢之号令班西域矣”，标志着西域諸地自此成為我們統一多民族偉大國家的組成部分。佉盧文是當時于阗國的官方文字，它起源于古代犍陀羅，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通商語文和佛教語文。在東漢末年，伴随着貴霜王朝的日趨瓦解，貴霜難民遷入塔裡木盆地，佉盧文開始在于阗、鄯善等地傳播，并成為古于阗國的官方語言。
極具個性的和田馬錢是目前已知古西域曆史上最早的自鑄貨币，它采用源自古希臘的打壓法鑄錢。不同于中原流通币上隻有文字的傳統，在鑄币上打印馬或駱駝，反映了遊牧地區早先以牲畜互市的曆史。錢币上打印漢字，并以中原當時的重量單位“铢”為記重、記值單位，反映了古代西域遊牧地區與中原農耕地區人員、貨物相互頻繁交流的事實。
和田馬錢大錢和小錢按1比4的比重兌換。這與當時中亞地區通行的德拉克馬和四德拉克馬的貨币互兌一緻，同時也方便和流通于西域地區的漢代“五铢”錢互兌（5個“六铢錢”換6個“五铢”錢）。漢佉二體錢是東西方兩大貨币體系交融的産物，更是古代絲綢之路上東西方人流、物流和各國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物證。
和田馬錢開啟了古西域自鑄币的時代，西域文明開始在土生土長的錢币上開始開花結果。
大約在公元3世紀，絲綢之路北道的龜茲人掌握了随佛教東漸而來婆羅謎文，并學會使用婆羅謎文拼寫本民族的語言———龜茲語。從東漢晚期至隋唐之交，西域古龜茲國鑄行了的一種通用貨币———龜茲五铢錢。如果說和田馬錢是東西兼顧、漢佉并重的話，那麼随後古龜茲國自鑄圓形方孔、澆鑄、廣串（錢币中間方口較大）、薄肉（錢币單薄）、有内外廓和狹緣的龜茲五铢錢，除了有的銘刻龜茲、漢兩種文字外，完全就是中原錢币的西域特色版。
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漢，宣告匈奴勢力退出西域，“北道”亦通。西漢在武帝、昭帝時設立的使者校尉領護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諸國已經很難滿足現實政治需要，因此漢宣帝在原使者校尉基礎上設立總領南北兩道的西域都護府，鄭吉為首任都護，西漢中央政府正式在西域設官、駐軍、推行政令、行使主權，而西域都護府的駐地就在龜茲國東烏壘城（今新疆輪台縣策達雅鄉）。
西域都護府的設立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東西方貿易更加頻繁，更加繁榮。與此同時，中原漢文化開始融入古龜茲國的文明，并成為其不可或缺的部分。龜茲有豐富的銅礦，并能冶煉，這給龜茲鑄币創造了條件，而絲路中轉貿易的發達，客觀上刺激着貨币需求增加，因此古西域的土地上出現了最早仿制中原王朝的錢币———龜茲五铢錢。從此，漢文化便凝結在了天圓地方龜茲五铢錢上。
龜茲國仿漢制先後自鑄造了紅銅、黃銅兩種材質、四種版式的龜茲五铢錢。《北史》載：“龜茲賦稅，準地征租，無田者則稅銀。”至唐朝，玄奘取經過路龜茲時，“貨用金銀錢，小銅錢”。這些都是對古龜茲國貨币發達的真實描寫。據考證，龜茲五铢錢最遲始鑄于東漢末年，并極有可能一直延續到隋唐之際。
回鹘文錢币
突騎施錢大唐雄風鑄就“西域元寶”高潮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鹹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杜甫這首詩歌中充分顯示了盛唐氣象。空前強盛的唐王朝，為了加強對西域諸國的有效管理，先後設立安西大都護府和北庭大都護府分治天山南北：北庭都護府統轄天山以北包括阿爾泰山和巴爾喀什湖以西的廣大地區；安西都護府管轄天山以南直至蔥嶺以西、阿姆河流域的遼闊地區。
唐代，中國貨币發展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開始鑄開元通寶，長達700年之久的以重量命名的五铢錢被廢止,開啟了“通寶”“重寶”“元寶”的曆史。
在包容開放的大唐精神的感召下，古絲綢之路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時期。唐王朝對遼闊的西域進行的有效管控，使得中原地區與西域以至西方商貿聯系更加緊密，此一時期，西域秉承東方精神的自鑄币獲得空前發展。前後湧現出漢粟二體粟特方孔圓錢、仿唐開元通寶突騎施方孔圓錢、回鹘方孔圓錢、高昌吉利錢，以及安史之亂時期西域都護府自鑄的“建中通寶”錢。
粟特為中亞河中地區商賈民族。粟特銅币鑄行于6世紀至8世紀中葉，但大部分出現于7世紀初以後，從北周至公元751年唐朝與阿拉伯怛羅斯之戰以前，錫爾河和阿姆河之間的河中及以東地區，即粟特地區，始終在唐王朝的控制下。粟特人先民原居祁連山下“昭武城”（即今甘肅張掖），後為匈奴人所破，被迫西遷至中亞，并建立了康安等一系列小國，即中國史書中著名的“昭武九姓”。史料記載，河中地區以“昭武”為統治氏族的綠洲城邦國家在隋唐時期已經建成。
《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康國條中，把“世謂九姓，皆氏昭武”的康國、史國、安國、何國、曹國、米國等作為這些城邦國家的代表。
圓形防空的粟特銅币分為兩型，一種漢粟二體錢，即正面為漢文開元通寶，背面為粟特文、族徽或素背；另一種是正面為粟特王徽、族标，背面為粟特文的王名、稱号。學者以不同的粟特文和徽記分辨屬哪位王鑄币。
公元7世紀末，西突厥可汗不為諸部所服，呈現十姓無主的混亂局面。十姓部落之一——散居伊犁河流域的突騎施借機起兵，驅逐唐廷冊立的阿史那斛瑟羅，控制了西突厥大部分領地。開元六年（公元718年），突騎施可汗蘇祿又南下楚河流域，攻陷唐朝控制中亞七河流域的重鎮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瑪克西北的阿克貝西姆古城），正式建立以碎葉為大牙，以弓月（今新疆霍城縣阿力麻裡古城）為小牙的突騎施汗國。從公元724至公元727年，突騎施深深地滲入粟特國境，遠至康國（撒馬爾罕）本土。
當時，大食軍隊正不斷向中亞發動進攻。唐朝為利用西突厥諸部抵禦大食東侵，答應了蘇祿的請求，承認其政權并冊封他為新的十姓可汗，而突騎施也繼續稱臣于唐。乾陵六十四蕃臣石像群中就有首領“右威衛将軍兼潔山都督突騎施傍勒”像。
七河地區，人口衆多，物産豐富，又處于絲綢之路中段，因此作為經濟交流中介手段的錢币，對突騎施人有着很大的重要性。突騎施人可以用武力攻破碎葉城，但不能動搖深深根植于這塊土地的漢文化體系，結果反而被當地先進文化所征服。以物易物的草原遊牧部落突騎施開始鑄造仿唐開元通寶方孔圓錢粟特文突騎施錢。
突騎施銅币被沙皇和德國考察隊于1911年首次發現，後為兩國語言學家和突厥學家研究，在七河地區的吉爾吉斯斯坦AkBeshim（古碎葉城）和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州塔拉茲等地都有出土，在我國境内也有發現。
自蘇祿定都碎葉至唐軍平息突騎施内亂，突騎施汗國二世而亡，僅存在22年。然而，突騎施人卻在這短短的20餘年内建立了自己的貨币體系。學者對錢面的粟特文“突騎施可汗”譯意無異議，其餘的詞組存有不同意見，一般譯讀為“神聖的突騎施可汗之錢”。背面的符标，也稱作弓月紋或蛇形花紋，據說為突騎施黑姓部落的族徽，也有認為是古突厥文的變體。一些制作突騎施錢的工匠巧妙地把形紋的下部設計在錢币内穿的外緣上，使之渾然一體，由于受圓形外廓的限制，其上部變成弧形，形似弓月。
突騎施錢鑄行時間的上下限，貫穿于突騎施由興起至衰亡的曆史。有學者将突騎施錢概括總結為五型和三個鑄行階段：一型錢面鑄有“突騎施可汗”銘文，錢背形符标，屬蘇祿時期，通流于公元716年至公元738年，發現量多，分布廣泛；二、三型錢面銘文一緻，背面符标、銘文各異，是蘇祿被莫賀達幹殺後，黃、黑兩姓圍繞汗位繼承問題開展了激烈的鬥争時期，反映了當時混亂局面；四、五型分别屬黃姓首領娑葛與其父烏質勒突騎施錢，背面無形紋，其中四型背文有“托克馬克王公”和來自“十箭部族的族徽”，托克馬克指碎葉，形紋一說為“帝”字的變形。
公元840年，漠北草原上的回鹘汗國遭受了黠戛斯人(今柯爾克孜族先民)毀滅性的打擊，同時汗國境内爆發前所未有的饑疫，被迫西遷。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回鹘西遷。西遷回鹘的一支以唐以西州（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為中心建立國家，稱為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回鹘即回纥，唐貞元四年(公元788年)，回纥可汗請唐朝改稱回纥為回鹘，取“回旋輕捷如鹘”之義。
遷到西州的回鹘放棄了在漠北時期使用的突厥魯尼文，并學會用粟特字母拼寫自己的突厥語，創造出了回鹘文。雖然回鹘國以自己改制的民族文字鑄錢，但所用錢制與鑄法都是中國傳統模式。
目前所知的西州回鹘銅币主要有兩類，一為雙面回鹘文錢，面文一般譯意為“回鹘天可汗”，背文為“奉王命頒行”，鑄币者存有不同說法：一有牟羽可汗（公元779年卒）、懷信可汗（公元805年卒）或西州回鹘可汗之說；二是單面回鹘文錢，面文一般譯意為“奉亦都護之聖命準予通行”，無背文，鑄币者有西州回鹘可汗或亦都護之說。大抵上回鹘鑄币時間最晚不遲于10世紀中葉，最早在9世紀初。
除了代表不同文化、文明交融的古西域錢币外，這一時期，西域區域的自鑄币還包括以漢人為主體的地方政權高昌國鑄造的高昌吉利錢和唐安西大都護府自鑄的大曆、建中兩個年号錢以及中、元簡字錢。
高昌國在國君阚文泰在位時，國家最為鼎盛，為加強王統，張揚國力，高昌國鑄造了形制似開元通寶，但遠遠大于開元通寶的高昌吉利錢。該錢制作精良，隸書漢文規範大氣，以“國名”入銘，又将中國儒、佛思想的吉語融入其中，是為中國鑄币史上的一個創舉。
唐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祿山反唐，史思明附逆作亂。西北駐軍東調平叛，吐蕃攻占河西和隴右，阻斷了西域軍民與中央王朝的聯系，安西孤懸一隅，聲絕十餘載。為堅守南疆，安西大都護在龜茲就地取材鑄造了大曆、建中兩個年号錢和中、元簡字錢。大概到了公元768年(大曆三年)左右，西域守軍又與朝廷恢複了聯系，唐代宗下诏褒獎，贊揚他們“不動中國，不勞濟師，橫制數千裡，有輔車首尾之應。以威以懷，張我右掖，淩振于絕域，烈切于昔賢。微三臣(指河西節度使周鼎、安西、北庭都護曹令忠、爾朱某)之力，則度隍逾隴，不複漢有矣”。
安西大都護府鑄錢，是非常曆史時期的特定産物，反映了龜茲各族軍民不畏強敵固守西域，維護國家統一的堅定意志。
（本文錢币圖片由汪海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