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座小小院落，開創了中國民族銀行業之先河，并一度操縱十九世紀整個清王朝的經濟命脈。”
作家餘秋雨在《抱愧山西》裡的這段描述說的就是山西平遙票号。
中國第一家票号日昇昌源于山西平遙，曆經百年滄桑，業績輝煌，執全國金融之牛耳。當時全國最大的票号共有17家，平遙人開的就占了7家，平遙城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票号中心城市。
曾幾何時，山西票号建立了令國人乃至海外瞠目的金融帝國。票号的治理結構，幾乎讓今天的股份制公司也感到遜色三分。雖然難逃衰亡命運，但票号本身的存在意義、管理價值、經營理念并沒有随着票号的消失而消失。甚至至今還能在中國的商業、企業的管理、治理模式上找到票号的影子。
晉商精神，誠信大過天
《清朝續文獻通考》卷18稱：山右钜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樸，信用最著。1888年，一位彙豐銀行的英國經理就評價說：“25年來，彙豐銀行與中國商人做了大量生意，數目達幾億兩之巨，但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任何欺騙行為。正是這種誠信，推動了晉商的發展和票号的興旺。”
“誠信可謂晉商精神的靈魂。票号建立的基礎就是相互信任。取信于商家，施惠于商家，無誠信也就更無進一步的合作互利關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劉一達對《中外管理》雜志記者如是說。
劉一達以日昇昌為例談道，财東（相當于當下企業中的董事長）對自己的員工要求至信，票号對員工要經過充分的考察才能任用。而票号内部成員大多是親屬、裙帶關系，這也為管理起到很強的信用制約作用。
而員工一旦被招聘進來後，票号也絕對是用高薪養員，用互利的模式來“拴住”店員，讓其能安心地為東家工作。
“層層考驗、驗明正身，這是在古今中外員工篩選過程中比較重要的一環。當代企業之間建立商業關系也離不開誠信原則。”劉一達總結道。
信任不僅體現在人力資源方面，還體現在票号和商家之間。山西省三晉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平遙古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專家郝新喜提到，在當時信譽遠高于利益，票号、商人之間形成了嚴格的“标期制度”，即彼此要根據雙方約定的日期結清賬務，若有欠賬逾期則會在商家中成為失信企業，這種優良的信用監督體系對今日企業之間的合作仍有很大的促進意義。
不過，山西大學晉商學研究所副所長劉成虎補充說，誠信制度建立的初期運轉較好，源于很多員工都是熟人，又有地緣關系，容易達成一種信用關系，再加之，外部的政治經濟環境長期穩定，很多人可能一生都在商号裡謀生，所以會很勤奮。同時還有擔保人形成連帶責任制，一旦有不符合票号要求的員工，和此人有關系的推薦人、商号等都會受到信譽牽連。
如此看，在誠信缺失的現代企業建立信用檔案，信用管理，包括企業和個人的信用檔案，以及相應的懲戒機制是很有必要的。
山西晉中市平遙古城内“協同慶”票号的地下金庫管理：兩權分離，員工持股
在誠信精神的基礎上，以日昇昌為代表的平遙票号，形成了一套獨具中國特色，又與現代企業制度相近的企業結構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兩權分離”、“身股制度”、嚴格号規等制度架構、管理方法和運作模式。
郝新喜概括說，平遙票号的兩權分離式人才管理和選拔機制有幾個顯著特點：
選人不問貧富出身，以人為本，德字在前，才能第二；以義制益，經商重義而非重利；用人不疑，财東（也就是如今的董事長）認準了掌櫃的人選，則會全權信任。接下來财東便不再幹預大掌櫃的管理，包括該掌櫃對人才的聘用和分号的建立。
其次，身股制，即類似于現代企業的員工配股制度。股份激勵制度提升了整個票号員工的責任感和主人翁心态。員工如果在票号中付出勞動，大掌櫃就按貢獻大小給予股份。有些貢獻較大的員工，大掌櫃還會給予賬期分紅。這種利益綁定保證了員工對票号的忠誠和用心。現代企業中也有不同形式的員工持股、股權激勵政策，确實對員工起到了正激勵的作用。
對當代企業影響頗深的除了兩權分離、身股制度，相比較其他商派，山西票号在經營管理上有過人之處也和以下幾點不無關系：
劉成虎提到，首先，以票号為代表的晉商，對市場信息的把握和市場機遇的敏銳性是比較超前的。雖然總号在山西，他們卻非常注重全國乃至海外信息的收集整理及運用。票号專門設“信房”，整理來自全國的市場行情，包括當地的農業、政治、地方政府的信息等。這種市場意識保障了晉商在市場變幻時能夠及時應對以作出正确的市場決策。
其次，管理組織架構扁平化。票号和各地的分号之間是直接管理和彙報的關系，大掌櫃有用人權和決策權，其餘分号隻有人事舉薦權，分号和總号之間沒有太多層級式的管理，這種緊湊、幹練的組織結構其實在國内外很多知名企業中都有運用，不僅能較好地實現扁平化設計，也容易讓分權與集權能較好地融合。
最後，各地設立了保障票号穩健運營的“第三方監管機構”。票号單靠市場調控效率比較低，當時有一些行業會館和組織，如山西會館對票号、錢莊等機構的運營也發揮了實實在在的管理、監督作用。反觀當下很多行業協會對企業的監督和管理作用的實效并不大。
人力資源：學徒與特殊人才并重
人才是企業穩健發展甚至超越競争對手的核心力量。學徒制是票号較常使用的一種人才培養機制。
日昇昌二掌櫃毛鴻翙在平遙票号史上也是一位舉足輕重的“掌櫃”,十三四歲棄學轉作學徒,後因業務能力和品行突出，20多歲時就已經可以出去當分号掌櫃。
票号招納學徒首先要有“保人”對推薦人的品德進行擔保和合同承諾。如果擔保的人有問題，那麼保人也會在行業裡受到牽連。
據郝新喜介紹：進入票号學習的學徒一般是12-16周歲的少年，票号培養他們的德行以及業務能力，學徒除了學習珠算、毛筆等，生活上也要學習長幼尊卑等人品修為，以保證學徒今後都是業務突出，品行端正和獨立性很強的員工，而學徒在票号學習期間所有的費用支出均由票号支持。
這種人力資源的培養模式類似于目前企業和一些教育機構聯合成立的職業教育學校，根據企業的需要進行定向招生和培養。
除了正常的學徒培養，票号對“特殊人才”也有一套聘任機制。比如，票号會高薪酬、高福利聘請一些秀才、舉人等高知人才。像票号的信房先生，幫票号解決文本上、頂層設計、戰略運營上的事情。
郝新喜介紹說，這些請進來的讀書人，被當作票号的客人而非員工，這些“客人”連吃飯都要坐在比大掌櫃還高的位置，待遇更不會低于票号中層幹部的收入，而且他們的薪酬被稱為“勞績”，相當于現在的津貼。票号對人才引進給予了足夠的尊重和自由度。
“總體看，票号注重對人才的培養，包括職業技能培養和道德培養，而且後期的考核非常嚴格。相比較當代很多企業對底層員工缺乏培養，急于求成，對高端人才又缺乏留人機制，晉商在人力資源方面做的要好的多。”劉成虎表示。
二代傳承問題同樣是難題
先進的管理和人才培養機制，保障了山西票号的百年繁盛。但基業長青也意味着傳承和持續。那時的晉商們也和當今創一代企業家一樣，面臨着傳承和二代教育難題。
靠經營票号起步的創一代們往往自我管理和自我約束很嚴格，而他們的富二代子女的教育卻比一般人更複雜。中國自古重農輕商，唯有讀書高。而在山西票号更注重的是德行教育。财東們一方面希望子女們能夠去讀書，一方面也要求他們有社會閱曆，适合考科舉的就繼續培養，有生意頭腦的，可以選擇做商業。
不過，票号财東子女的培養和學習并不在自家票号，而是必須去别的票号學習。這樣做的目的是防止大家對“少東家”破例，妨礙管理。當然，票号也不會因為同行子女在本号學習而有所輕視和怠慢。
當年晉商有個約定，做生意不能一家獨大，要至少三家一起共赢，這樣一旦有風險，便可以風險稀釋，正所謂生意場上有競争也有競合。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票号的二代子女如果德行下降的厲害，對整個家族、以及合作夥伴都會有很深的影響。
據郝新喜介紹，當時規定票号子弟不得沾染黃賭毒，不近“名伶戲子”，更不允許與官場有過深的私交，不能幹預當地政府的政務。不過到了票号發展的後期，德行教育和創一代吃苦耐勞的傳統卻漸漸丢掉了。“我們吃了苦就不能讓孩子吃苦”這是一個天大的錯誤，這也是很多票号失敗的原因之一，郝新喜如此說。
圖東方IC當時全國最大的票号共有17家，平遙人開的就占了7家，平遙城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票号中心城市票号興衰前車之鑒
山西票号企業制度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供了有益的範例和啟示。但百年票号終究逃不過衰亡的命運。時值1914年農曆九月，《大公報》上曾有人撰專文分析票号倒閉之原因并稱倒閉“于全國金融影響甚大”。
對此，劉成虎分析說：1910年以後近代銀行業興起，銀行的經營方式比票号先進，特别是大銀行都是以外國資本為後盾，中國土生土長的票号鬥不過外國的洋币外鈔，票号很快就衰落了。更由于山西票号與清朝政府的經濟相互依存，辛亥革命的爆發、清政府被推翻，票号就逐漸衰落而被時代所淘汰。
劉成虎提到，票号後期衰敗和其固步自封，抱殘守缺，創新不足也有關系。随着很多大清銀行、外國銀行出現，清政府曾經給了平遙票号五次改組機會，包括清政府邀請山西票号的商人組建銀行，但都被拒絕了。山西商人之間也曾嘗試聯合經營，卻因各自之間的利益算盤改組失敗。缺少了投資意識、過度保守和謹慎讓山西票号的路越走越窄。
此外，票号後期的人才管理制度發展成“輕培養，重招聘”，由于社會動蕩，人員不穩定，流動性大，人才培養成本變高，失信案例開始浮現。
對此問題，劉一達補充說，票号的失敗經驗教訓對現代企業的運營管理也有不少啟示：票号畢竟還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平遙晉商比較謹小慎微，這種小格局理念和金融觀念随着時代發展必然受到大工業和現代科技的沖擊。
其次，票号管理并沒有跳出家庭式管理弊端。以日昇昌為代表的山西票号，在用人上具有極為鮮明的山西特色。開票号的财東是山西人，票号的所有人員，從大掌櫃到夥計學徒，一律山西人，概莫能外。
“由于都是親朋好友構築的體系，尤其到了發展的後期，很多票号商人沒有面對全社會招聘英才的氣度，紮根平遙，狹隘的擴張，導緻在發展的過程中錯失了很多發展的機會。總之，成也誠信，敗也誠信。”劉一達總結說。
責任編輯：任慧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