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商不奸，是人們對商人無異意的統一印象。在小說、戲劇等文學作品中，也無不充斥着對商人重利輕義、逐利舍情行為的刻畫和批判。獨獨明、清晉商是個例外。他們以立人為先，強調誠信為本、利以義先，诠釋了義與利不相斥反兼容相通的道理，建立了商人群體良好的人格形象。
反觀當下，偷奸耍滑取得一時之利，嘗到甜頭的商人便逐漸将誠信的傳統與根本忘卻，經濟市場秩序漸趨混亂。回歸商業本質、重塑誠信文化成為當務之急。而衆多的曆史史實、典故和故事，讓我們反思的不僅是誠信文化，更是做企業、做人及生存的要義。
喬家大院，決不“摻假”
喬家大院，恐怕是山西最出名的晉商之一了。
在喬緻庸眼裡，甯可賠錢也不能失信，信譽是商家的根基，是商号的命脈。複盛西鋪是喬家在包頭的一大商号，主要經營糧油，不管是質量還是分量都有所保證。在那個市場裡，到處都是弄虛作假的商号。喬家就靠着長期形成的良好信譽，複盛西在包頭穩穩站住了腳根，客戶絡繹不絕。
一次，複盛油坊往山西運送一批胡麻油，經手的夥計為了從中謀利而在油中摻假。掌櫃的發現後，将夥計痛斥一番。掌櫃的命人倒掉整批摻假的胡麻油，重新換了貨真價實的胡麻油。這個舉動雖然讓喬家損失不少，但是卻為喬家赢得了守信的美名。
而喬家也有“摻假”時候，但這種“摻假”卻非同一般。喬家的通和店在包頭的糧油店裡是一霸，東西從來不缺斤少兩，也不弄虛作假。每到年根兒，達官貴人、平頭百姓都會置辦糧油過年。所有糧油店的白面、大米都是有等級的，有錢人自然能吃上好一些的米面，窮人家就隻能買最普通的糧油。為了能讓窮人也吃上好糧食，喬家故意将上等米面摻到了普通米面裡，并按照普通米面的價格賣給窮人。
窮人們知道後自然是對喬家感恩戴德，也會常常光顧通和店。喬家之信，不僅是信譽，更是貧賤無欺、童叟無欺。
在喬家票号沒落時，喬緻庸的後人都在延續着喬緻庸的信譽。20世紀30年代，中原大戰，經濟衰退，晉鈔貶值，晉鈔跟新币之間的兌換比例大概是250000：1。這對當時的金融業來說無疑是個危機。但對于已經奄奄一息的喬家大德通票号來說，完全有望借機翻身。對所有的儲戶都以晉鈔而非新币支付，那麼大德通票号就可以利用差價大賺一筆。
但為了維護商譽，喬家毅然決定收晉鈔，支新币，讓百姓手上的錢可以在各地自由流通。大德通最終還是倒閉了，可是喬家所留下來的商業精神卻成為晉商的驕傲，成為整個商界的财富。
位列中國曆史上十大商幫之首的晉商，之所以能夠在明清兩朝五百年間稱雄全國乃至延伸商業版圖至海外，除了當家人本身具有出衆的謀略膽識，古代中國聖賢思想的熏陶和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一個“信”字，是晉商骨子裡的血液。直至今日，凡優秀的經商者也在将誠信視為永續的命脈。
圖東方IC“大紅燈籠高高挂”的喬家大院，堅持的是以信為綱
日昇昌：亂世中的誠信
時光流轉到100多年前。
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許多王公貴戚、豪門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緒逃往西安。由于倉皇，這些人甚至來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銀細軟，他們随身攜帶的隻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們紛紛跑到票号兌換銀兩。山西票号在這次戰亂中損失慘重，它們設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銀子被劫掠一空，甚至連賬簿也被付之一炬。
沒有賬簿，山西商人就無從知道什麼人在票号裡存過銀子、存了多少銀子。在這種情況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來的儲戶言明自己的難處，等總号重新清理賬目之後再做安排，這樣的要求可以說合情合理。因為來取銀子的難民剛剛經曆過京城的兵災，很多人甚至是親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的情況。
但開中國銀行業之先河的日昇昌票号沒有這麼做，他們所做的是隻要儲戶拿出存銀的折子，不管銀兩數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兌現。而這樣日昇昌無疑是承擔了巨大風險，面臨衆人的擠兌，再加上真假難辨，票号經營者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滅頂之災。
日昇昌清楚地看到，來山西票号擠兌銀兩的多是王公貴族，他們的行為屬迫不得已，是國難所緻。不論時間長短，災難總會過去。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經濟實力都不容忽視，為此從長遠看，票号冒一定的風險也會有更多的機會。
戰亂過後，當在北京的分号重新開業時，不但普通百姓紛紛将積蓄放心大膽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筆的官銀交給票号彙兌、收存。日昇昌為首的山西票号在擠兌風波中，以甘冒風險的代價換來了名利雙收。
義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價值觀，人所棄我則取之，人所去我則就之，而公之業益饒，與人相對而争利，天下之至難也。
日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臨危難之時所表現出的膽識讓人贊歎。他們不惜以不計後果的舉措向世人昭示了信義在票号業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以義制利的古訓被晉商透徹地理解之後貫徹在實踐當中。
關公：忠義誠信之聖
明清時期晉商橫跨歐亞三千裡，稱雄商界500年，經營區域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影響力之大，靠的是一種精神信仰和理念的支撐，這種精神信仰就是關公文化！關公塑像被走南闖北的晉商随身攜帶至全國各地甚至國外，成為晉商“誠信”的代言人。在中國民俗文化中，關羽地位甚至超越了神靈。那麼，人們崇拜關羽到底出于什麼原因？
晉商崇拜關公，除了因為關公是山西人之外，恐怕要緣于關羽千裡走單騎的曆史。關公一生征戰無數，勇稱“萬人敵”，然而亦曾被曹操所擒。因城中無糧，城外無援兵而陷入困境。張遼去遊說關羽。關羽起初不從，欲魚死網破。張遼說他如果戰死，則有三大不義，一是違背誓言，沒有和劉備同年同月死；二是沒有完成兄長所托，置二位嫂嫂于不顧；三是一身武藝卻沒有報國。關羽思量再三，提出了三個投曹操的條件：一是降漢不降曹；二是要照顧好嫂子；三是如果知道劉備下落，不管千裡萬裡必定要去尋找。
投曹後，一日曹操去見他，賜予他錦袍一件，關羽卻将破袍子套在新袍子外面，曹操問之，他說：“舊袍是劉備所賜，舍不得丢掉。”曹操後送給他原呂布所騎赤兔馬，沒想到關羽居然下跪，感恩流涕。曹操疑而問之，關羽說：“有了這個千裡馬，我可以日行千裡見劉皇叔。”為了能使關羽臣服于己，曹操多次誘之與金錢、美女和寶馬，并給予高官厚祿，但這一切都沒有動搖關羽信守承諾、信守節義的堅強意志，都沒有背叛與劉備、張飛的桃園三結義的盟誓。關羽知道了劉備的下落，還是過五關斬六将義無反顧地走了。一路上千裡走單騎，護送嫂嫂秋毫無犯。這樣的忠義，就像解州關帝廟牌坊上的四個榜書大字：“氣肅千秋”！而曹操沒有殺掉關羽，看重的也正是他的忠義誠信。
在中國曆史上關系亦君臣亦兄弟而且忠義兩全的，大概非關公莫屬。尤其是關公對劉備的忠不是始自劉備當皇帝，而是從桃園三結義以後就開始表現出其忠的一面，這種“忠”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忠君”，而是忠于私人。“忠”在曆史上一直是忠君和忠于私人混雜，忠于私人也一直得到社會的認可。關公的忠更大意義上是忠于劉備而不是忠于昭烈帝。
反觀晉商，晉商的夥計（包括掌櫃）與東家之間亦有主仆的關系，又可以說是朋友的關系，與關公與劉備的關系極其相似。如果東家待夥計如手足，夥計待東家忠心耿耿，那麼顯然是東夥雙方都期望達到的一種良性互動關系。關公無疑提供了一個榜樣，信仰關公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關公文化中的忠義誠信在晉商的形成與發展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中國傳統商業道德文化為基礎，以關公義利之道建立起來的誠信商業體系，就是把關公作為文化符号，精神符号，使之成為晉商心中的道德約束，制約和規範着所有晉商的商業行為。
王家大院：晉商精神的文化坐标
靈石縣靜升王家是太原王氏後裔，先祖早年從太原遷至靈石縣溝營村（今溝峪灘村），元皇慶年間，王氏先祖王實離開溝營村，定居靜升村。王實共有兄弟四人，分别叫王忠、王信、王誠、王實。
王實到靜升後，務農之餘以賣豆腐為生，為人實在，做生意更實在，因此他的生意特别好。一個“忠信誠實”，讓這一家外來戶很快在靜升立住了腳紮牢了根。在此後的數百年裡，“忠信誠實”一直是王家人秉承的“道義”。在王家，隻有奉行這一道義的人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才能有社會地位，這是族人的共識。
清康熙年間，十五世王寅德與商友合開店鋪，利害共擔，按股分紅。後來，商友因病辭世，安葬諸事他全力以赴，并如期将紅利付給其遺孀、孤子，分文不少。有人認為其子不參加經營，應減分紅。王寅德卻說：“信義為重，錢值幾何？”待商友之子成人，王寅德又助其娶妻立業。
嘉慶年間，十七世王汝砺在沁州經商，與一商友朝夕相處，過往甚密。一天，他到商友店鋪，正遇商友與夥計清點案上數十枚銀錠。次日啟程準備去南方進貨時，發現少了一錠。商友差店中夥計将此事告知王汝砺，王答道：“我與你家掌櫃開玩笑，把銀錠藏了起來。”随即，他将同一式樣的一枚銀錠派人送去。誰知商友年終掃除時，發現銀櫃旁竹簍中有一枚銀錠，方知錯待了王汝砺。商友歸還銀錠，再三賠禮。一時，成為沁州商界美談。
光緒末年，二十世王廷儀在京“恒源當”學徒，當鋪規定：“凡典當之物，不到期者，不予取；非本人來者，不予取；逾期不贖者，當鋪處置。”某日，掌櫃要将一盒玉珠賣給一位闊太太，王廷儀告訴掌櫃：“此玉尚差一日方到當期，不可出售。”可掌櫃不聽其言，責怪他多事，命他開櫃取貨，他遵命去取鑰匙，但幾次都沒找到鑰匙，最後找來一把，卻開不了鎖，玉珠自然無法成交。對此，掌櫃大聲責罵他，并揚言要扣他三個月的薪水，解雇走人。次日，玉珠當主如期來贖，他奉命開鎖，一切順當，沒有半點差誤。事後，東家與王廷儀談及此事，他答道：“誠信二字值千金，沒有信譽，恒源當能恒久嗎？”東家與掌櫃聽後大喜。不久，王廷儀被提升為二掌櫃。
十五世王夢鵬把王家基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同時，他也是将“義利并舉”弘揚得最好的一位代表人物。凡是公益善事，他都竭力倡導，從不怠慢。他辦義學、建義倉、立義冢、修橋梁、纂族譜、築道路、焚借券、濟貧困。據了解，現有資料表明，僅乾隆、嘉慶年間曆次赈災，王家人累計捐銀達18560兩和糧食90萬石。正如王家匾額上所題“為善最樂”，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曆史見證。
“義利并舉”的道理，使得王家由農及商，以商賈興家，以耕讀入仕，而後人丁興旺，家業漸大。明朝天啟年間，王家在士農工商諸方面皆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他們靠的就是“義利并舉”，甚至先“義”後“利”。而晉商的“敬業精神”“群體精神”,也均來自對儒家文化的傳承，特别是“從朋合營利到合夥經營”“按地區形成商幫”“以聯号制和股份制形成業緣群體組織”的商業思想，影響了整個中國商業思想和文化。
當我們回望曆史，不難看出，“忠信誠實”猶如這方水土上的草木一樣，年年歲歲，生生不息……
責任編輯：任慧媛
圖東方IC“義利并舉”的王家大院，甚至追求先“義”後“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