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前，《中外管理》雜志創始人楊沛霆教授帶着幾十位來自全國的市長走訪雲南玉溪，并在因盛産“紅塔山”而名揚全國的玉溪卷煙廠，見到了時任廠長的褚時健。在1990年代，他帶領的玉溪煙廠年創利稅近200億元，這樣的稅收貢獻放在今天也同樣為天文數字。同時，褚時健還率先在國内采用了外包管理模式，當時，他認為煙草業的核心能力體現在煙絲上，其他如包裝、過濾嘴等等都不重要，因此而大膽外包給了周邊的鄉鎮企業。這讓楊教授很受啟發，并随後通過《中外管理》把這一模式傳播到了千千萬萬家企業
《中外管理》再一次與褚老的緣分，則源于1998年褚老的“出事”。當聽說“煙草大王”褚時健身陷囹圄後，楊沛霆教授在吃驚惋惜的同時，又覺得很不是滋味。他認為這樣一位有極高威望的企業家隕落，既是個人“悲劇”，也給我們創造了“财富”，那就是一個基于59現象又遠不止于59現象的教訓總結——楊教授開始寫系列文章，呼籲企業家要有自我保護意識
而後，廣為傳頌的褚橙故事，為這段悲情歲月映照出了最絢爛的夕陽
20年後，适逢中國改革開放40年之際，也是褚時健創業近40年之際，《中外管理》雜志社社長、總編楊光在中外管理商學院太标書院張永林院長的引薦陪同下，有幸前往褚老在雲南玉溪的寓所，親身感受這位已屆90高齡老人的大家風範。對于這位傳奇企業家的一生，我們心懷敬意、感慨不盡，同時又備受鼓舞。他不僅征服了又一座事業山峰，更達到了人生“大道至簡”的新高境界從“中國煙王”到“中國橙王”，在如同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夫一樣，卻在中國前無古人地兩次登上人生巅峰後，這位老人卻顯得平靜、淡定。這樣厚重的人生曆程，有理由讓我們重新梳理、深入解讀，供讀者細細品味。（謝丹丹）攝影南風
2018年勞動節前夕，雲南玉溪。過了“雲南第一村”的牌坊，不到五分鐘《中外管理》一行就到了褚時健所在小區。
這個小區與千千萬萬的居民小區沒有什麼區别。幹淨整潔，在陰天天色襯托下，一切都顯得清亮。但又因為褚時健住在這裡，而使得每個細節在訪客眼中，又都格外特殊。
我們停留在褚老的“别墅”門口，待管家前去通報。等待期間，一個背影出現在旁邊幽暗的車庫裡，似乎在搗鼓一個花盆。後來才知道，那個平凡的背影，就是鼎鼎大名的褚時健。
終于正式“見”到了褚時健，一位已然九旬高齡的耄耋老者。初見時，我們驚喜發現他一米七五的身闆，依然驚人的挺直。由于腰部不适，坐下來的褚時健，需要斜靠在被磨得掉皮的皮沙發上。褚時健微笑招手讓《中外管理》雜志總編楊光坐在了他身旁。會面開始。
褚時健說話很慢，句與句之間會停頓約兩秒鐘。但是他的聲音卻很堅定，氣很足，哪怕到了一句話的最後一個字，也是有力的。聊天間隙，他會擺着手淡淡地說：“現在也糊塗了，不想事情了。”
然而就在一個月前，褚氏莊園旗下另一個新品類——褚柑出爐。這是褚時健和老伴馬靜芬繼十幾年前一手打造了“褚橙”之後，又曆經四年時間，開發出來的适合春天上市的水果。褚柑一上市，就被各渠道搶購了幾千噸。
相傳“褚橙”大賣以後，有人将褚橙的枝條拿走，就發展了上萬畝。頗有商業意識的馬靜芬立刻動了念頭：“隻有一個褚橙不行。”
如今年事已高的褚時健，似乎還是停不下來。
衆所周知的是，他曾經以17年之功将一個瀕臨破産的地方卷煙小廠打造成為了亞洲第一、世界前列的現代化煙草集團後，在一個特有的時代背景下，不幸折戟沉沙，身陷囹圄。
2001年保外就醫後，已是74歲的褚時健本該安度晚年。但他卻毅然攜妻上哀牢山開荒種了橙子。又是17年的默默耕耘，他收獲了一個響譽全中國的品牌傳奇——“褚橙”的誕生。人們在閑聊之餘，吃着橙子，嘴裡也嚼着那句頗值得回味的：“人生總有起落，精神終可傳承”。前後兩個17年，褚時健做成了不同的事業，創造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身為高齡創業的成功典範，如今他引得無數膜拜者蜂擁而至，拜訪取經。然而他卻說：“我并沒有做什麼了不起的事情，我所做的，都是尊重規律，恪守本分。”
知天命，而創大運
1979年，已經51歲的褚時健被派到雲南玉溪卷煙廠“救火”。
彼時，“文革”結束不久，中國社會各行各業百廢待興。和玉溪卷煙廠一樣的許多地方企業，在經曆文革浩劫後迫切需要有能力的帶頭人，帶領大家找到出路。
而文革期間被打成“右派”的褚時健，不僅曾經是玉溪地委的幹部，而且還在新平縣（位于雲南中部偏西南，地處哀牢山）把一家糖廠經營得有聲有色，成績有目共睹。
褚時健被平反以後，玉溪地區副書記找到他，試圖說服他重回機關工作。但早已對做企業“有點譜”的褚時健表示了“抗拒”。他說，他更适合去搞企業。“企業賺了錢，才有錢交給國家，縣裡、省裡才有錢花嘛。”
幾番回合後，褚時健還是選擇了去玉溪卷煙廠。這成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轉彎。
雲南有很多地方盛産煙草，但真正堪稱“雲煙之鄉”的，就是玉溪。在玉溪城中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紅塔。後來的紅塔山集團（前身就是玉溪卷煙廠），正是在褚時健的經營下冉冉飄紅，舉世聞名。
在褚時健到任之前，玉溪卷煙廠一片凋敝，死氣沉沉，生産工藝極其落後，很多工人長期在這裡工作都得了氣管炎。生産力落後必然拖累生産關系，彼時工廠裡人際關系也超乎想象地複雜。可以說，他将接手的就是一個爛攤子。褚時健一到任，就擺出了一個硬氣的姿态：我是來做事的！
那時國企改革步伐開始加快推進。扭轉玉溪卷煙廠頹勢，勢在必行。
在錯綜複雜、極其難搞的局面下，褚時健啟動了一系列改革：通過實施引進現代化卷煙設備，把煙田當作企業的“第一車間”，實行“三合一”（把煙草公司、煙廠、煙草專賣局合并一體）管理體制等重頭舉措，使沉疴纏身的玉溪卷煙廠走上了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
尤其是，作為當時的決策者，褚時健以少有的膽量和氣魄到國外買最先進的設備和技術，持續幾次大規模技術改造，并且在國内創新出外包經營思路，使破舊的小廠在生産規模、技術工藝水平、産品質量上均跨上新的台階，而使得“紅塔山”在1988年時已成為最走俏的卷煙産品，而玉溪卷煙廠也一躍成為國内卷煙業老大。
通過以質取勝，讓褚時健體驗到了什麼叫真正的市場競争，并影響了他一生。
他對玉溪卷煙廠的改革曆經一路波折到1990年代中期，硬生生從一個瀕臨倒閉的小煙廠，發展成為最高峰時年産量近90萬箱、亞洲第一的大型煙草企業，與555、萬寶路等洋煙抗衡。《中外管理》創始人楊沛霆教授當時曾在文章中寫道：“‘紅塔山’卷煙品牌的無形資産被評估為332億元。有中央領導稱它為‘印鈔工廠’。”1993年，玉溪卷煙廠借“紅塔山”這個響徹全國的品牌改名為“紅塔集團”。
而讓業界津津樂道的，就是在企業最具成長意義的17年發展曆程中，為國家累積創利稅高達991億元，每年上繳稅金占到雲南财政收入的60%。這在當時甚至到今天，都是“天文數字”。作為國有企業的掌舵人，他時刻思考的都是為國家創收。
“我這一生，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社會，也對得起我家庭幾代人，我也就心滿意足了。”褚時健曾說。這一點直到他晚年，到今天，也從未改變。
今天來看，在褚時健的掌舵下，玉溪卷煙廠和紅塔集團的發展史，已經成為一部中國民族工業改革創新、精益求精、創造财富、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演進史。迄今為止，能同時做到這一點的，中國企業界至今尚無第二人。
“山高人為峰”，一句厚重的廣告語，也成就了褚時健人生曆程中“中國煙草大王”的曆史地位。楊光：“這絕不是‘秀’。因為他已不需要秀，他也無力去秀。當一個人所有的‘能力’都随着衰老而逐漸褪去時，最後剩下而袒露出來的，恰恰是一顆最真實的心。用隕落“開啟”新時代
就在褚時健紅遍全國，走到人生巅峰時，為國家創造巨額稅收的他，卻在1996年被送上了被告席。
由于體制問題，他在玉溪卷煙廠創造的輝煌，因為一些微妙的“貪污受賄”舉報而戛然而止。事實上，在他進入玉溪卷煙廠的最初兩年，就有親友提醒：為國企做事，明哲保身是第一位，不求無功但求無過。稍有差錯，極有可能給自己惹來大禍。
“大概盛極必衰，我其實也還是天真了。”他事後反思道。
更緻命的打擊是，他的妻子和女兒也受此牽連，被關進監獄。10個月後，女兒在獄中自殺身亡，兒子也遠避國外。
1999年1月9日，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一紙判決書判處褚時健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但由于他的貢獻、經曆不凡，引起全社會對國企經營者“59現象”的廣泛關注和巨大争議，媒體一度稱褚案為“曆史的審判”。
執掌了17年紅塔集團的明星企業家一下子跌到谷底，變成階下囚，這樣的人生打擊可謂滅頂之災。就像褚時健後來說的：“改革，總要付出代價的。”
那一年，年過70的褚時健入獄服刑。這一度在經濟界引發巨大的同情。在一個新舊體制交替的時代，國企領導人本身就如刀尖上起舞，步步險關。他的“行為”在業界看來是一種對舊體制的頑強“抗争”，甚至有10多位企業界和學界的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聯名為褚時健喊冤，呼籲“槍下留人”。《中外管理》雜志創始人楊沛霆教授也曾為其向有關部門奔走呼籲：國企經營者失足，國家也有責任。
而他作為企業家特有的貢獻與價值，在這時反而獲得了企業界更多的關注與認可。包括後來，王石在探望褚時健以後也感慨地說：“雖然我認為他确實犯了罪，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對他作為一個企業家的尊敬。”
入獄期間，褚時健選擇不再與命運“抗争”，而是讓自己平靜下來。大半輩子的風雨洗禮，早已把他的意志力錘打得無比堅定。
但是，監獄就是監獄，人生最大的遺憾是失去自由，很多時候，褚時健隻能孤獨地在監獄的圖書室裡數着日子過每一天。其間，在圖書室裡負責登記借書、還書是他做的最有意義的事。
在監獄服刑一段時間後，褚時健因為有立功表現被減刑至17年。2001年5月，他因糖尿病嚴重獲批保外就醫，回到家中并被限制活動在老家哀牢山一帶。
他的人生似乎燃起一絲新的希望。
超高齡再創業
思想的轉折，源自弟弟褚時佐的幾次獄中探望。
早在褚時健在玉溪卷煙廠當廠長期間，因為強調親屬不能沾他這個廠長的光，所以褚時佐一直活躍在新平縣一帶，從事種植和養殖。有一次，褚時佐帶來了一些橙子給褚時健，褚時健品嘗後稱贊：很清甜，和别的橙子不一樣。
當弟弟告訴他，這是自己從别處引進的一種原産湖南的冰糖橙以後，褚時健立刻對橙子來了興緻，并鼓勵弟弟大量種植。
沒想到這個閑聊，成為了他“劫後餘生”的下一站目标。
褚時健回到家中休養一段時間後，他還是閑不住，琢磨着“總要做點什麼”。思來想去，和老伴多次商量過後，褚時健最終把心思鎖定了在獄中和弟弟談及的冰糖橙上。種植農作物，可不是簡單的事，勞神又費力，并且需要長期投入。
但從他自身來說，對于一個曾經叱咤全國的風雲人物，在玉溪卷煙廠的高光時期被拉下領軍人的位置，當然是遺憾，也還有内心的不甘。
“成就感”這個詞，在褚時健的人生字典裡一直都在。他需要繼續找點事情做，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力量。
之所以決定種橙子，褚時健說自己屬牛，“一輩子都要勞動，一輩子都離不開土地”。從早年間經營新平糖廠到拯救玉溪卷煙廠，褚時健對農業和種植都有着很強的親切感。盡管種橙子沒經驗，他心中卻自有定數。
雲南這片廣闊的土地，天然适合搞種植。白天日照長，晝夜溫差大，為農作物生長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條件。而在褚時健所在的新平境内哀牢山一帶，更有着豐富且幹淨的水源，“很适合種植水果”。
“橙子在水果裡味道營養都好，但并沒有太普及。如果種出一個好的品種來，對市場來說是件好事。”褚時健決定：要種就種好東西。
他的種植計劃是：高品質、大規模。
2002年，褚時健向朋友陸續借到1000多萬元，包下哀牢山上2400畝荒地，和老伴馬靜芬一起進山、開荒。對于74歲高齡的褚時健來說，這無異于征服了“紅塔山”之後，又要征服另一座真正的大山。誰能保證一定會成功？
褚時健說：“人在任何時候精神都不能垮，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有所作為，這是對自己負責任。人不光要承受苦難，還要有戰勝苦難的能力。”
這一年，褚時健成立了新平金泰果品公司，并為要種植的冰糖橙取名“雲冠”。公司法人、董事長、總經理均由馬靜芬擔任，而他自己因身份所限，僅以“顧問”挂名。實際上，褚時健是真正的“操盤手”，這樣的事他要親力親為。禇時健：我人生裡沒有服過輸的時候，但我都是和自己較勁攝影南風用工業化思維種橙
一個核心的問題：2400畝的荒山如何種出好橙子，如何管理？
《褚時健傳》一書中記錄了這樣一段他的曆史：
1980年代末，褚時健對玉溪卷煙廠實施改革時，大規模建設“第一車間”，在煙廠附近的玉溪、通海縣以及相鄰的江川縣三個地方建立優質煙葉基地。“第一車間”也就是煙田，卷煙廠和當地煙農簽訂合同，按照煙廠的規定種植煙草。
“第一車間”的成功，讓褚時健認識到了工業化、标準化的好處。
這一次，他決定如法炮制，采用工業的方式來種橙：一改農業過往粗放的種植方式，請來專業種植人才，對土壤結構、種植周期、植物方式都進行了極為細緻的量化。量化思維就是典型的工業化、标準化思維。
例如：褚時健要求，果園内20厘米以上的雜草要清除幹淨；在花芽現蕾時，要用0.2%的磷酸二氫鉀+0.15%的硼砂噴花；施肥溝，深30厘米、寬20厘米、長80-100厘米；每株施有機肥7.5公斤+複合肥0.3公斤。
那些從小都是跟随長輩經驗來種地的農民，哪裡懂得這些？隻知道春耕秋收，有蟲打蟲，天幹澆水。但褚時健的要求卻是數字化的：深挖地要多少厘米、株距行距、農藥的噴灑量、剪枝到多少厘米。
剛開始，農戶一度罷工。
但褚時健采取的措施是：培訓＋獎懲。一方面培訓農戶們的專業知識和具體的操作能力，同時強化作業長的帶頭作用。另一方面，則是明晰的獎懲制度。
例如：在焚燒疏除枝梢及剪除的幹枯枝時，若燒着果樹，扣預支生活費50－100元。2月份潰瘍病檢查，四年生樹及挂果樹按15片葉/株的标準，扣除預支生活費10元/株等。褚時健用細到不能再細的條文，約束農戶們必須往工廠化管理的方向上走。
早在玉溪卷煙廠期間，褚時健就不遺餘力地對種植煙葉的煙農給予各種補助。在褚時健看來：把利益共享問題解決了，農戶比自己都要對工作負責。
2007年前，褚時健針對農戶，采取的薪酬制度是每月固定工資加獎金，同時還提供水電沼氣、廚房廁所一應俱全的住房。
2007年後，果園大量的樹開始結果，收獲量達2000多噸後褚時健又采取另一種薪酬制度：每人每月按時領到2000元借發工資。到年底果子收獲後，按農戶交出的橙子的總量和等級兩個标準算出收入總量，刨除借發工資，剩下的發給農戶。這是人員穩定的最大保證，要知道農民随時把自己處于“移動”的狀态，哪兒掙錢就去哪兒。第一年，褚時健就遇到了不少不打招呼就全鋪蓋卷走人的情況。
在收入高低的比較下，農戶們都願意做到高産量、高品質，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按照褚老闆嚴格、精細的生産制度來辦。
幾年下來，農戶漸漸把依照标準辦事視為尋常。一名農戶在果園碰到馬靜芬，馬靜芬問：幹得開不開心？”農戶回答：“開心的嘛！你趕我走我都不走。”
用減法計算出來的利潤
做農業，要有經營意識和科學技術，才能創造出更可觀的價值。
從投入到産出，褚時健的腦子裡早已形成一套清晰的邏輯：“搞商品生産要計算仔細，幹事情要有效益。”這是他在年輕的時候，到農場學做燒酒積累下來的經驗。很多年來，他一直保持着這樣的思維習慣。
這樣的思維習慣，使得哀牢山發生過三次大規模砍伐果樹的事件。
2007年前後，在第一批“褚橙”剛剛挂果的時候，産量不如人意。後來通過專家和作業長們反複試驗，最後得出一個結論：經過間伐過的果樹長勢明顯要比原來的好。
于是，他一拍桌子：“砍！每畝砍到80棵左右！”當時農戶們很不情願。褚時健當然不是武斷行事，在他看來“砍”意味着要追求未來的發展。鑒于這種情況，他當即立了一條新規：砍一棵補貼30-40元。就這樣，在2006-2009年間橙園果樹基本維持在每畝80棵左右的合理規模。
褚時健算得清楚，這就是效益。這樣能使果樹有足夠的間距和營養吸收，保證每棵平均結240個橙子。同時因為“舍得砍”，他的果樹挂果年限可長達30年；而普通情況僅有8-9年。按照褚時健的思路，每棵樹每個月都要進行“修剪”，讓陽光可以從每個角度都能照到每棵橙子，以保證良好的生長。
2008年那年，湖南、江西等冰糖橙原産地遭遇雪災。褚時健當年就有一個預判：冰糖橙豐産地一旦受災，就會影響未來幾年冰糖橙的市場供需。
而前幾年他的果園建成初期，不僅種下了冰糖橙，還種下了5萬棵溫州蜜柑。2009年，褚時健果斷把已種下六七年的5萬棵溫州蜜柑全部砍掉，改種冰糖橙。讓果農們“肝腸寸斷”的決定，最後竟實現了大豐收：總産量達4000噸，公司盈利破千萬元。從2006年到2013年，橙子平均每年有1.37千噸的增長量；到了2014年，公司實現銷售額1億多元，純利潤7000多萬元。
但是在2015年，橙子出現了個頭小、皮色不均、口感酸、壞果率高等質量不佳現象。反應到市場上，也有一些質疑的聲音。褚時健為此在媒體上公開道歉，并提出了對質量、途徑、品牌等的具體改善辦法。第二年，斷然砍掉了3.7萬棵樹。
為了結出更高品質的橙子，他把當年在玉溪卷煙廠打造的質量觀再次用到種植上。親自設計出甜酸比24∶1的口味，與其他偏酸口味的外國橙形成鮮明的區别。由于成色姣好、酸甜适口，每斤12元左右的“褚橙”，比市場價格貴出許多，反而供不應求。
“無論做什麼都要有敬畏心。要是果子不好吃、品質不高，人家憑什麼真金白銀買你一個老頭子的賬？”一生大起大落，悲壯如山，直到耄耋之年，老爺子的骨子裡還是透着那股牛勁兒。“我希望人家說起我時，會說上一句：褚時健這個人，還是做了一些事情。”褚時健：我并沒有做什麼了不起的事情，我所做的，都是尊重規律，恪守本分。攝影南風當精神嫁接上時代
“褚橙”大火，最初是在互聯網上。
2012年11月，在褚時健的外孫女婿李亞鑫的操辦下，他們的橙子借助一家電商平台銷售，上線頭一天就在北京創下了銷售1500箱、超過7噸的驚人紀錄。
于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真正認識、敬佩褚時健這個被主流淡忘多年的“曆史人物”，也因此，不計其數的企業家、學者、媒體開始重新湧向哀牢山，探底他的商業秘籍。
這幾年，借助互聯網的力量，“褚橙”每年冬天一上市，短短一個月時間就被搶售一空，“一果難求”。
褚時健的一生絕對“傳奇”。而這一回，則完全體現了他與時俱進的思想。一開始對于網上銷售，褚時健有些遲疑，但他還是同意“可以試試”。
李亞鑫最終完成了這個“試水”，且效果出人意料。這個不尋常的外孫女婿，自2008年起從加拿大回國，便紮根哀牢山，一手建立了“褚橙”的營銷體系。
而褚時健的獨子褚一斌在海外漂泊20多年後，也被父親說服，從新加坡回來安心種橙。家大業大，褚時健二次創業打下來的“江山”，越來越雄壯。
2018年1月17日，“褚橙”莊園迎來了曆史性的一刻：雲南褚氏果業股份有限公司宣布成立，兒子褚一斌出任公司總經理，褚時健任董事長。看起來，在商海大潮中叱咤一生的褚時健，可以卸下重重的擔子了。
還挂念着國家
今年，褚時健90歲。
雖然說話遲緩，自嘲“糊塗”，其思維卻遠非同齡人能相比。在2018年盛春之際，面對《中外管理》雜志總編楊光一行的來訪，褚時健對大家關心的問題往往不會直接回答，而是一字一句地聚焦于自己關注的問題和思考：
“我們現在的經濟，GDP照計劃上增長百分之六點幾是穩的，但是稅收增長太小。稅收增加小了，就不敢多拿點錢來改善大家的生活，不敢。花多了，國家也支付不起。要稅收增加，國家靠稅收。老美，老美他歪（雲南方言，厲害），它強，就是靠稅收。”
大半生為國盡忠，暮年卻身陷囹圄。但在90歲高齡時，褚時健思考的仍然是，如何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強大。“這絕不是‘秀’。因為他已不需要秀，他也無力去秀。當一個人所有的‘能力’都随着衰老而逐漸褪去時，最後剩下而袒露出來的，恰恰是一顆最真實的心。”楊光總編走出褚家回望這座小樓裡的主人背影時，不禁由衷感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