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美國貨，雇美國人！”
2016年12月17日，特朗普在其推特上的宣布，正式拉開中美制造業之争序幕。其中“大型減稅”作為特朗普對抗“中國制造”的重要措施，直接把企業稅率降到15%，仿佛在向全世界宣稱：美國要變成低稅發達體了，還不來美國發展？
正當特朗普召喚“制造業回流美國”關鍵節點，中國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吐槽“中國制造業綜合稅負比美國高出35%，是‘全世界最高’”言論，再次将緊繃的“高稅負”話題推向風口浪尖……“全面增值稅時代”下，如何正确看待營改增的價值與成效？溯本清源，增值稅開征前後，經曆了怎樣的改革進程？營改增完成後的财稅改革又将走向何處？
帶着以上疑問，《中外管理》獨家專訪了聯辦财經研究院院長、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
2016年減稅效果毋庸置疑
《中外管理》：2016年國家出台了營改增減稅政策，但近日一些專家卻頻繁發聲：2015年财政部營改增5000億元是“假減”，企業利潤不升反降。力度空前的增值稅改革，在業界的反應為何會出現如此反差？
許善達：2016年12月27日，财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召開營改增媒體吹風會，對外公布了2016年營改增年終成績單：實行營改增對比不實行營改增，2016年前11個月累計減稅4699億元，預計2016年全年将達到5000億元減稅預期目标；新納入的建築業、房地産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全部實現稅負“隻減不增”；但确有占比1.5%的納稅人，即16萬戶納稅人出現稅負上升。對此财政部、國稅總局已經表态：未來将全面、系統評估營改增試點情況，完善試點政策，結合增值稅改革和立法進程，進一步優化稅制，确保所有行業稅負“隻減不增”。
由此看來，盡管不排除個别企業未随營改增而稅負降低，但也不能憑此否認營改增大幅減稅的成效。要知道一些企業因經營周期或銷售價格下降原因，最終導緻自身利潤率減少，不是由營改增造成的，而是更多取決于企業經營決策和市場需求的改變。
具體而言，“5000億元減稅盤子”以2016年5月1日為分界點，之前按照2014年、2015年原有營改增政策減稅；之後則是新增建築、房産、金融、生活服務四大産業營改增減稅額與此前其他營改增減稅額之和。另從稅種構成看，此次營改增涉及稅種較多：除個體戶起征點有所提高外，企業所得稅中減半征收的年應繳納所得額，也已從6萬-10萬元提升至30萬元。同時将1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免征範圍從小微企業擴大至所有企業和個人；停征、歸并一批違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擴大水利建設基金等免征範圍。
《中外管理》：除增值稅外，企業也呼籲降低社保繳費率，中國社會保障繳費率一直在全世界居高不下，有無曆史原因？政府在降低社保繳費率上的最新動作是什麼？
許善達：中國直到1990年代末期才建立社保制度。在當時國企改革中，數以千萬的下崗職工需要安置，搭建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迫在眉睫。所以當時中央下達了兩項重要決定：一是當時中央财政尚不具備全國統籌實力，故社保實行分省統籌；二是将社保繳費率定為45%，個别省市社保繳費率甚至高達46%47%，因為當時交納社保費的職工不但要為自己未來領取繳費，還要為以前未繳費而現在需要領取的職工繳費，所以此種繳納方法不僅導緻了職工收入下降，也大幅增加了企業勞動力成本。這就是我國社保制度缺陷的曆史原因。
現如今，社保制度改革已納入國策，國務院決定從2016年5月1日開始兩年内，階段性下調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降低失業保險總費率并規範公積金繳存比例，允許困難企業緩交公積金。而采取以上措施後，每年減輕的企業負擔可達1000多億元。随後人社部又發布《關于階段性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的通知》，并對以上作出進一步安排。
由此便知，決策層已完成新常态下從“穩定宏觀稅負”轉為“降低宏觀稅負”的财稅戰略調整。盡管宏觀稅負涵蓋社保繳費、增值稅、所得稅等多項構成，但随着2016年營改增的順利完成，降低社保繳費率将是落實“降低宏觀稅負”的最優先選項。對此聯辦财經研究院的建議是：社保由分省統籌改為全國統籌，中央将每年幾萬億元的社保支出責任從地方上收至中央。同時，五年内每年劃轉4萬億元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将社保繳費率由當前40%降至20%左右。以上是唯一可行的實現社保收支平衡的措施。
許善達認為，政府全面啟動5000億“減稅盤子”，很大程度改善了企業經營困境，減稅效果毋庸置疑。攝影劉奔增值稅的思考與嬗變
《中外管理》：曹德旺此次還指出，美國是以企業所得稅為主，調節的是收益分配部分，可讓企業放手投資、發展；但中國則以增值稅為主，是在企業産業鍊各環節征稅，無論企業盈利與否都要繳稅，讓其不堪重負。1994年推行的新稅制改革，是如何進行稅制設計的？如何看待中美投資環境中的稅制差異？
許善達：1994年我國設計新稅制時，總體參照兩種選擇：一是将個人所得稅列為第一大稅種的“美國模式”，即隻在零售環節設置消費稅作為各州的地方稅；二是由增值稅、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等綜合稅種組成的“歐洲模式”。而全世界稅制演變的通行規律是：經濟發展水平越低，間接稅比重越高，直接稅比重越低；随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間接稅比例會逐漸降低，直接稅比例會逐漸提高。
鑒于當時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遠低于歐美發達國家，國務院最終選擇參照“歐洲模式”，即推行“流轉稅與所得稅‘雙主體’”稅制結構。但運行中我們發現：1994年以上兩者比例為5∶1，即流轉稅占比高達70%以上，所得稅占比僅為15%左右，其他小稅種占比7%-8%。在過去20多年中，流轉稅平均每年降低零點幾個百分點，而如今流轉稅已降至60%以下，所得稅已從15%左右提升至30%左右，其他小稅種則升至13%左右，兩者比例已低于2∶1。由此判斷2017年稅制結構必然會延續流轉稅比重進一步降低的局面。但預計我國距離“雙主體”，即1∶1的稅制結構，還将經過10年以上的漫長演進。
時至今日，中國稅制結構發展史證明我們當初的選擇是正确的，既符合中國實際，也符合世界稅制發展規律。一些專家針對曹德旺事件提出的“将流轉稅短期内大幅度降低而改征所得稅”的建議，盡管願望是好的、方向是對的，卻忽略了“直接稅與間接稅比例關系”與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的客觀存在，不具可行性。
《中外管理》：營改增作為1994年新稅制後備受重視的一項改革措施，從前期籌劃到如今擔起企業“降成本”重任，此間經曆了哪些思考與轉變？
許善達：2016年5月1日全面推開的營改增試點，早在2014年政府就已決定實施。但為何當時沒有展開？一是由于新納入試點範圍的四大行業，是增值稅制運行中最複雜、最棘手的領域，世界各國對不動産和建築、金融等的增值稅處理方式亦差别很大。如何設計符合中國國情的實施方案，在技術上存在難度。二是此次減稅規模宏大，直接影響國家财政整體收支平衡，故推行營改增必先進行财政預算平衡設計，如2016年增發5000多億國債，也是實現财政收支平衡的配套措施之一。三是2015年經濟走勢下行，且下行壓力還在加大，企業經營狀況必将持續惡化，此時任何對減稅的遲疑，都會加劇經濟下行的壓力。
若僅從稅制改革角度看，全面實行營改增的時間點即使再晚一段時間也是可以的。但在經濟下行壓力如此大的形勢下，營改增就變得更加迫切，不容遲緩。而政府全面推動5000億元“減稅盤子”，很大程度改善了企業經營困境，極大緩解了經濟下行壓力。對于有人提出的“當下減稅效果與想象存在距離”觀點，我們認為如果不是當初國務院下大決心推出營改增，那麼當下經濟形勢還将更加困難。
2016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為全面推動營改增下了一道“軍令狀”。有了決策指引，财政部、稅務總局先于2016年3月23日聯合制定、出台了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實施細則。随後，為妥善解決擴圍行業的新舊稅制銜接，明确稅率、征收率、免稅适用範圍和不動産抵扣細則等一系列重點難點問題，稅務總局又陸續出台了《關于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若幹政策的通知》等十多個數萬字文件。此後不斷完善制度設計，最終在上百萬财政、國稅、地稅幹部的共同努力下順利完成營改增。
在此基礎上，2016年7月，政治局作出重要曆史性決定——将“穩定宏觀稅負”的财政戰略調整為“降低宏觀稅負”，這是新常态下新财稅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項調整和其他兩項調整所構成的新财稅戰略的實施，相信必将讓企業從中受益。
責任編輯：朱麗
減稅作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工具箱”中的主要工具之一，國家可借此撬動微觀經濟活力，“四兩撥千斤”，釋放經濟增長的内生動能
延伸閱讀兩種典型增值稅征收模式對比
自1954年法國正式開征增值稅至今，世界已有160多個國家、地區實行增值稅制度；在34個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33國征收了增值稅，其中又以“新西蘭模式”和“歐洲模式”最為典型：
1新西蘭模式
新西蘭1986年10月開始在全國範圍内征收“貨物與勞務稅”，即新西蘭境内所有稅務登記者發生的，有關銷售貨物、提供勞務及進口貨物行為，都列入該稅種征收範圍，甚至包括對政府機關的征稅。此外，新西蘭對增值稅實行15%，除對年銷售額6萬新元下的小企業不征稅外，其餘一律征收，新西蘭堪稱全球範圍增值稅征收範圍最廣的國家。
2歐洲模式
以法國增值稅模式為基礎，在歐盟成員國實施。即歐盟各國的增值稅制度基本統一，但基于國家征稅主權，各歐盟國在免征範圍、适用“零稅率”範圍、增值稅稅率等問題的具體處理上，存在差異。
——資料來自中國稅務報新媒體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