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東方IC近年來，美國矽谷的别名成了“印度谷”。
在美國的全球500強企業中，外籍CEO有75位，其中10位是印度裔，9位英國裔，中國香港裔（籍）和中國台灣裔（籍）分别有1位，還有一些其他國家的人，而中國大陸人暫榜上無名。
關鍵問題是：除了谷歌與微軟，摩托羅拉、百事可樂、諾基亞、軟銀、Adobe、SanDisk、聯合利華、萬事達卡、标準普爾......這些在中國人心目中轟雷貫耳的國際巨頭，其CEO級别的高管位置居然都被印度人拿下！即便不是CEO，矽谷許多公司印度高管的比例也多到驚人。像谷歌董事會的13位高層領導中，有4位是印度裔。
除了企業高管，即使歐美知名商學院的院長也是印度裔越來越多。像哈佛大學商學院現任院長、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院長、前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院長、歐洲工商管理學院院長，都是印度人。
相比之下，中國人在美國高科技企業中能居高位者，卻鳳毛麟角。很多中國頂尖學府的高才生，在世界級企業裡卻隻做個工程師、架構師。
那麼，中國與印度之間在企業管理發展上的差距在哪兒？在種族觀念敏感的美國，為何印度人會受到如此重用？有哪些方面是值得我們國人學習的？
“印度管理”背後的基因
北大國發院BiMBA商學院聯席院長楊壯教授，多年來一直在傳播世界各國先進和優秀的管理理念和經驗。在與《中外管理》交流時，他表示：“形成印度領導力優勢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其上層制度，語言能力，多元思想和教育體系。盡管印度還比較貧窮，它在創新方面不如美國、以色列和中國，但印度這幾點優勢卻形成了他們獨特的核心競争力。”
無論是一個人或一個組織，乃至一個國家的領導力形成，都受到了國情、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響。而印度在融合東西的跨文化情境下，培養出了許多具有國際素質的優秀管理者。那麼，印度有哪些特質在影響印度管理？
特質一，上層制度。盡管印度還比較貧窮，但由于其具有英國所遺留下的總統總理制，其管理體系深入人心，老百姓有自己的選舉體系。印度的法律體系也是英美法系，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跟西方的體制和理念就特别合拍，這也是印度人特别驕傲之處。特别是在美、英、德這樣的西方國家裡，與他們交流會很暢通。
特質二，重視教育。印度有五個社會階層，在哪個階層出生，你以後在社會的地位就都決定了。“在印度要是第五階層的話，你是很難翻身的。那這些人怎麼辦？很多人就去留學，通過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楊壯教授說，這與中國的“知識改變命運”的理論很相像。印度本身具有很強大的理工教育系統。印度這種學院教育做得特别好，很重視技術技能的培養，而且印度人的數學功底特别好。印度的一些文科學院都要學理科，而不是理工科的學文科。
實際上，印度的高等教育水平高，在于不僅學生們會學習專業課，而且每個人都會學習MBA課程，于是很多大學生都是專業課與MBA的雙學位。一些管理者，在工作一個階段後還會再去深造MBA課程。
印度的高校教師，都是來自英、美、澳大利亞這類英聯邦國家，從小重視基礎教育，比如數學和文字能力特别強。由于印度有幾百種地方方言和文字，但官方語言都是英語。因此，很多印度人的思維方式都是西化的，在文化上與西方貼得很近，無論是在價值觀領域還是文化土壤，就跟西方主流價值觀完全吻合，這就是他們能夠很好融入的原因。
上層制度，對教育的重視，多宗教文化下的思辨意識，造就了印度式管理背後的基因圖東方IC
特質三，多宗教文化下的思辨意識。印度是一個多宗教國家，它沒有一個絕對的傳統文化。印度曆史上是幾百個國家，數十種宗教。印度曆史上沒有一個實現大一統的國王，而且各個地區甚至姓氏背後都一直存在着不同的信念。因此印度人有一個特别好的習慣，就是他們從小就會進行思辯。
“什麼是思辯？他們習慣在很多問題上，特别願意按着自己的文化理念去思考，并用這個思維理念去進行辯論。就像在以色列，四五歲的小朋友就開始辯論，夥伴之間就去看誰的解釋最為有道理。他們的思維是在多種文化沖擊下形成的，沒有過多的束縛和條框。因此，通過思辯其舉一反三的能力就很強。”楊壯教授對《中外管理》特别強調道。而他們的思維方式也和西方有同樣的脈絡，既有一些東方的思想，又有完全與西方人同步的思想。那麼，他們在真正做事的過程中，反映出自己不僅僅是問題的解決者，更重要的是能夠發揮自己的長項。
溝通是一種彼此對同一事物理解的交換，而不僅僅是傾聽圖東方IC中印管理教育文化的差距
首先，站在更高的視角思考問題。由于印度是多信仰、多語言文字的國家，印度人習慣于思辯，就會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因此作為中國企業家，就需要更多的了解和接受更多元的文化，包括如何讓更多不同價值觀的員工，願意去為一個目标去努力奮鬥。因此，找到每個成員與組織價值觀契合的激勵點，站到更高的視角去塑造組織的目标與願景，驅動員工去實現組織與個人價值，就尤為重要。而這也是微軟CEO薩提亞·納德拉特别強調的一種領導力。
第二，專業知識與商業管理相結合的學習體系。幾乎全球都有MBA教育，為什麼印度的MBA這麼厲害？其區别在于：在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管理或商科的專業學生從一進高校就學商科，更高學曆也是商科。這就導緻精通管理卻不懂行業的專業技術。但印度的MBA卻是所有學科專業學生的必修課，因此印度的MBA是專業和管理都精通。
而我們國内教育通常要麼擅長專業技術，要麼擅長工具應用（比如英語）。這就出現了一種現象，技術人員不懂商業，商業人員說不清楚技術。
第三，有話直接放在桌面上說。印度有一個現象，由于他們思辯的基因，他們會特别願意辯論，甚至不乏争吵，但是他們的内心卻非常抱團，其文化包容力也特别強。而非一些群體的人表面看似一團和氣，暗地裡卻是彼此較量甚至拆台。
對于傳承了中庸之道的中國式管理，即使彼此不認同，也不會特别直接表現出來，即使有分歧，也追求“兵來将擋”的原則，就自然非常不利用于組織效能的推動。正如北大國發院BiMBA院長陳春花教授所說：中國企業所面臨的一個重要的挑戰是，其成員具有社會人而非職業人的特征。美國企業成員卻具有職業素養。可想而知，社會人恐怕隻能适應某種社會，而職業素養卻是一個優秀者通往世界的“通行證”。
第四，學習溝通，而不隻是傾聽。印度人的英語能力優勢明顯，而更強大的是溝通能力。有長期與印度打交企業高管表示：切不可簡單認為印度人隻是“能說會道”。“溝通能力”與“語言能力”看似很接近，事實上卻有很大區别。中國人一講溝通，首先就是講要善于傾聽，可如果你不懂技術和專業，使勁兒聽就能聽得懂嗎？即使聽懂了，又能準确地表達出來嗎？事實上，對溝通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傾聽本身，而是傾聽以後能“理解”。并且聽和理解隻是溝通能力的一個方面，更難的方面是表達。這更不是隻要具備語言能力就行。要想表達清楚和高效溝通，不僅要理解具體的專業技術，而且要善于比較技術的概念原理，另外還要對市場、客戶需求、行業發展等都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中國人在管理上輸給印度人，關鍵問題在于知識結構有缺陷。因此對“現代社會需要複合型人才”的呼聲，在中國學術界和教育界在不斷的讨論。
第五，用思辯的态度去解決問題。習慣了灌輸性教育的中國人，盡管對于傳統文化的态度一直在談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于西方文化要兼容并蓄，但事實上國人謙遜、勤奮、服從、執行力強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可以造就好員工或執行者，但與領導者的素質卻差距甚遠。于是，我們看到在組織中除職務領導力之外，具有個人領導力（或稱影響力）的人還較少。
陳春花教授曾說：中國教育不缺失知識教育，缺的正是思辯能力的教育。因此，我們很難界定問題、提出問題、論證及推演，也就無法獲得判斷和結論，更不用說做出貢獻了。中國企業在面臨動态複雜不利環境時，傾向于采取防禦性的戰略，“以不變應萬變”，而不是前瞻的、着眼未來而比較冒險的戰略。并且，中國企業家群體常常是“英雄式人物”，一個企業的成敗更重要的是取決于他個人的不斷超越。而美式管理思維卻相反，他們更強調組織能力而非管理者個人，一個企業的成敗取決于組織與環境的互動。
也有印度裔管理專家對《中外管理》表達過這樣的觀點：領導力本身并不應該劃分性别、國家和種族等類别，領導力本身就是那些共通的特質與能力。隻是領導力體現在不同國情和文化傳承之下的人身上時，會将某些特質體現得特别明顯。
因此，與其說是我們能向印度管理學什麼，不如說是向西方管理學習什麼。隻有真正的兼容并蓄和克服局限，才能幫助中國的領導力融入國際化中。而我們的領導力的培養更需要主動地去擁抱改變，而不能僅僅是“應對”。
責任編輯：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