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産業政策是穿着馬甲的計劃經濟。
人類會犯好多錯誤，人類能夠進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具有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中國古話“吃一塹長一智”講的就是這個意思。但在我看來，我們經常是隻吃塹，不長智。計劃經濟在全球都失敗了，這是人類用生命代價換來的一個教訓，但計劃經濟的精神仍然保留了下來，人們對産業政策的推崇就是一個例子。實際上，産業政策不過是穿着馬甲的計劃經濟。
當然，産業政策并不是一個新東西。中國是人類曆史上實行産業政策最早的國家，也是産業政策連續時間最長的國家，這個産業政策就是漢武帝開創的重農抑商。重農抑商政策抑制了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阻礙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現在我們要建立市場經濟，不再搞重農抑商，但過去幾十年裡政府還是不斷推出各種各樣的産業政策，這些産業政策同樣阻礙着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回過頭來看，産業政策成功的案例鳳毛麟角，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舉例來說，2009年推行的十大産業振興計劃導緻了嚴重的産能過剩，政府對光伏産業的支持使得這個新興産業很快陷入危機。但我們并沒有認真地總結這些教訓。時至今日，我們不少的經濟學家、政府官員，甚至一些企業家，仍然在不斷地呼籲政府制定産業政策。
産業政策的失敗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産業政策為什麼注定會失敗？大概歸納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由于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第二個原因是由于激勵機制的扭曲。我要特别強調，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扭曲更為根本。讓我先談一下認知能力的限制。
創新是不可預見的。
擁護産業政策的人一般有一個隐含的假設，就是技術進步和新産業是可以事先預見的，因而是可以計劃的。但這個假設是完全錯誤的。新産業來自創新。縱觀人類的産業發展史就會發現，創新和新産業都是不可預見的，我們現在講到某一個時期某一個産業發揮了多麼重要的作用，全部是事後諸葛亮式的總結。30年前沒人預料到今天的新興産業，甚至20年前也沒人預料到；同樣，我們今天也沒有辦法預見20年、30年之後哪些産業、哪些技術是最為重要的。
為什麼新技術和新産業難以預見？因為創新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它的過程充滿一系列的不确定性，這與科學上的發現很類似。不确定性與我們通常講的風險不同，風險可以用統計規律來找出它的概率分布，不确定性沒有任何統計規律可尋。創新是獨一無二的，我們沒有辦法計算其成功或失敗的概率。并且，一個創新是否能成功，常常取決于後續的其他創新是否出現，因而面臨的是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一個單獨的不确定性。創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們沒有辦法預見求索的結果，然後制定一個目标，再按這個目标尋找一個路徑。我們其實既不知道目标在哪裡，也不知道路徑在哪裡，我們隻能在不斷的試錯當中行進。
讓我舉幾個例子。在人類過去200多年的曆史中出現的具有重要影響的技術，像蒸汽機、火車、汽車、飛機、電力、無線電、計算機、激光、互聯網等等，都是沒有預料到的。蒸汽機在它最初出現的時候，就是用于煤礦井下抽水，沒多少人認為它有多麼廣闊的用途，所以瓦特改進蒸汽機時找不到錢，隻有一個叫羅巴克的英國企業家資助他，結果把羅巴克搞破産了。後來博爾頓接手了羅巴克與瓦特的合同，但失敗和巨額的資金需求還是給博爾頓帶來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機。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時候，能夠使得蒸汽機後來大有用武之地的很多技術都沒有出現，比如火車不存在，輪船也不存在，而火車和輪船的出現又依賴于一系列其他的發明創造，包括鋼鐵質量的改進，機械設備等等。
計算機是IBM公司1945年發明的，當時沒認為它有多大商業價值，所以遲遲沒有投入市場，因為當時計算機必須用真空管，不僅成本高，而且速度低。計算機真正成為具有商業價值的産品是由于十幾年後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的出現，而這一重大發明在1945年是不可能預料到的。
再看看激光的例子。今天激光技術可以說無處不在，我們開會進門的時候身份驗證要激光掃碼，我這裡演講要用激光投影，我們聽的音樂是激光唱片，圖書出版要激光排版，去醫院檢查身體要激光，不少手術也變成了激光手術，等等。事實上，最重要的是，所有現在的信息通信都是基于激光技術才能實現的。但是在上世紀60年代貝爾實驗室發明激光技術之後，一開始甚至不準備申請專利，因為“激光技術對通信來講沒有多大意義”。為什麼以後變得有意義了？因為出現了纖維光學技術，隻有纖維光學技術和激光結合起來了，才徹底改變了通信信息傳輸方式，後來才不僅能夠傳輸語音，而且傳輸數據，現在傳輸音像。激光技術的巨大價值依賴于一系列應用技術的發明，在後來這些技術出現之前，人們很難認識到激光技術的價值。
我特别想舉兩個企業的例子。一個是思科公司。思科公司是斯坦福大學畢業的一對夫婦創辦的，需要投資的時候他們去找風投，找了72家風投沒有一家願意給錢，因為都不看好它，隻是到了第73家才拿到一筆錢。風險投資家是些非常聰明的人，削尖腦袋找有利可圖的項目，但也經常眼濁！
另外一個例子是騰訊的馬化騰。我曾遇到過一個風險投資家，他曾在飯桌上對我說，現在一想起馬化騰就想扇自己兩耳光，我問為什麼，他說當初馬化騰就想要50萬美元，他愣沒看上。馬化騰找不着錢，好在最後碰到一個南非的風投給了錢，騰訊公司現在的最大股東不是馬化騰，而是南非的那家投資公司。
我舉這些例子，就是想說明一個道理：所有重要的創新，所有因創新而成功的新企業，更進一步是所有新産業的出現，都是不可預見的，因為創新過程充滿一系列的不确定性。新技術的價值最初是無法預料的，隻有在一系列相關的應用技術出現之後，它才能顯示出來。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我們沒有辦法對新産業、對創新做任何規劃，實現創新的唯一途徑是經濟試驗的自由，而不是通過所謂的産業政策将自己鎖定在預定的路徑上。
這也正是我們需要企業家的原因。也可以說，如果技術和創新是可以預料的，我們不需要企業家，我們隻需要政府官員和科技幹部。我們需要企業家就因為創新是不可預料的，所以需要企業家的警覺、想象力、判斷力，需要企業家不斷試錯，市場競争決定誰成功誰失敗，成功的創新就被别人模仿，在市場上不斷擴散，推動了人類的進步，也給你帶來利潤，失敗了你就自然消亡。扼殺了企業家精神也就阻塞了創新之路。
産業政策是豪賭。
産業政策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我們要把有限的資源（人力的、物質的）投在政府選定的優先目标上，這實際上是一種豪賭，連盲人摸象也談不上。不能想象政府官員對未來技術和産業的判斷比企業家更敏銳，當然我知道一些政府官員确實很有企業家精神，但總體來講政府官員要比企業家在創新方面更為遲鈍。當政府官員認識到某種技術的重要性的時候這種技術基本上已經過時了，比如說上世紀90年代中國電視機廠家隻搞組裝，沒有核心技術——彩色顯象管，所以政府花數十億美元進口了幾十條彩色顯象管生産線，結果顯像管生産線還沒裝配好的時候，技術就過時了，因為我們進入了數字時代，顯象管完全被淘汰了。
能不能靠專家制定産業政策呢？也不行，因為專家可能有硬知識，但沒有創新所必須的企業家的敏銳性和軟知識。如果要依靠專家的話就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但是多數專家認為正确的東西很可能是完全錯誤的。像我剛才舉的思科公司的例子，如果找73個人一塊投票的話，72個人投反對票，隻有一個人投贊成票，這個項目肯定得不到支持。所以說專家也是不可靠的，更何況有些專家說某個技術重要，其實是為了多得到科研經費。
靠企業家制定産業政策又如何呢？我想也不成，因為有資格被邀請參與政策制定的企業家一定是已經成功的企業家，但過去的成功不代表未來的成功，對經濟發展産生重要影響的創新通常來自名不見經傳的創業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領袖。不妨設想一下，1990年如果美國政府組織一個産業政策委員會，由比爾·蓋茨任主席，互聯網時代就不會這麼快到來，因為比爾·蓋茨當時根本不看好互聯網，隻看好PC。同樣，如果2000年左右中國組織一個企業家主導的産業政策委員會，由CCTV投票選出來的十大年度經濟人物來組成，并且由柳傳志和張瑞敏聯席擔任聯席主席，我想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可能不會像今天這麼好，更可能的是計算機行業和家電行業的産能過剩。像我剛才講的，好多創新就是名不見經傳的人做出來的，成功之後我們好多判斷就變得失誤起來了。這就是為什麼一代一代新的企業家在替代老的企業家。這是認知方面的原因。
不搞砸絕不罷手。
産業政策之所以失敗，除了認知方面的原因，還有激勵機制方面的問題。
政府官員的激勵和企業家很不一樣，企業家試錯，失敗了損失是自己的，成功了收益也是自己的。但政府官員做事成功了沒有與此對應的貨币收益，失敗了反倒可能要承擔一定的職業風險（盡管并不總是如此）。所以政府官員考慮更多的是怎麼回避個人責任。
回避個人責任的一個辦法就是聽取專家的意見，這樣任何政策出問題以後都可以說事先征求過專家的意見，官員自己當然就沒有責任，至少情有可原。可以說，聽取專家意見已成為政府官員推卸責任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第二個辦法就是忠實執行上級政府的政策，中央号召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或者“跟風”，别人（其他地區）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比如别人做動漫，我也做動漫，别人做太陽能，我也做太陽能。這樣即使最後失敗了，大家都失敗了，又不是我一個人失敗了，我個人當然也就沒有責任。光伏産業的情況就是這樣，中央決定發展光伏産業，全國都這麼搞，我也這麼搞，各地都這麼搞，最後就搞成這樣子。所以我們看到，一旦政府鼓勵任何一個産業，這個産業一定會變得産能過剩，危機四伏。凡是政府扶持的産業，不把它做砸絕不會罷手。
當然，做砸了是不是罷手也不一定，因為政府官員還可以錯上加錯。創新的不可預見性意味着産業政策一定會出現錯誤：支持了不該支持的企業和産業。但政府官員一般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因為錯誤會暴露自己的無知；掩蓋錯誤的一個辦法是對失敗的項目提供更多的支持。這就從無知走向無恥！比如說，上海交大一位教授曾拿了上億的政府資金，搞了個所謂的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漢芯一号”，後來被揭露他不過是把摩托羅拉芯片買過來磨掉人家的商标而已。我相信政府一開始隻給幾百萬，最後發現錯了以後不能暴露自己選錯人了，所以不斷加錢，他自己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不做出樣子來好像交待不過去，就隻好造假，最後搞成這樣。
政府部門也不會願意資助那些一心想證明它們犯錯的人，所以獨立研究者不可能得到政府的資助，這進一步提高了政府部門掩蓋錯誤能力。比如說，當初上3G通訊時要求中國移動公司使用TD-SCDMA标準顯然是一個錯誤，花幾千億的代價，但現在分析它的案例都不可以寫出來，有個郵電大學的教授寫了也沒有辦法發表。
這樣的情況在自由市場是不可能的。自由市場上，如果一個企業家犯錯誤，第一他沒有積極性掩蓋，因為越掩蓋虧損越多；第二他也沒有權力掩蓋，因為有競争對手存在，誰也沒有辦法阻止别人證明自己的錯誤。你搞一個技術，人家也搞一個技術，人家搞成功了就打垮你了。
産業政策還帶來尋租行為和腐敗。産業政策通過對不同産業在市場準入、稅收和補貼、融資和信貸、土地優惠、進出口許可等方面的區别對待，創造出權力租金。有些企業家不具有創新能力，但是很具有尋租的本事，很熱衷于跟政府官員勾結起來搞尋租活動。現在一些所謂的新技術公司賬面有利潤，一檢查利潤都來自政府的補貼。所以不難理解，大量從政府拿錢的企業根本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創新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