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東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經濟從依靠“斯密增長”向依靠“斯密增長”和“熊彼特增長”共振的轉型階段，我們稱之為“新常态”。既然是常态，那麼系統應該是穩定的，增長的原動力是基于市場自發的力量。假若經濟運行過程中，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速，更多仍然依靠政府投資的力量，那麼這種增長狀态并沒有達到所需求的“新常态”，而是在邁向“新常态”之前，會出現一段依靠政府刺激維系經濟增長的“非常态”時期。
從2008年至2015年，盡管經濟增速不斷回落，但維持已有的經濟增速，更多地是依靠政府投資的拉動，而非市場自主的力量。經濟增速的維系依靠較大的外部力量來實現，我們很難說經濟就已經步入了常态。一旦未來政府投資因為财政的制約逐步退出，是否出現經濟增速再次下台階，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此時我們還很難說經濟就已經步入了新的穩态，即“新常态”，而是仍然處于一種充滿不确定的增長狀态，即“非常态”。
在“改革紅利”釋放之前，不管是外需，還是内需，都存在需求不足，此時，宏觀經濟政策又保持相對積極，以避免出現失業等引發的社會問題，但刺激的力度又比較有限，政策制定者總是在物價、增長、債務、經濟轉型等之間權衡。因此，傳統産業的市場出清，過剩産能的逐步淘汰，仍将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在市場出清的過程中，中國經濟仍将處于相對的低迷狀态。
發展中經濟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從一種“常态”邁向另一種“常态”，都會經曆中間轉型的陣痛期，這種陣痛期盡管持續時間不長，但由于經濟體不穩定，很容易出現經濟失速，不利于經濟的中長期發展和經濟的轉型。因此，政府需要“高度警戒”地采用“靈活審慎”的宏觀政策，以避免經濟的短期巨幅波動。短期内經濟的失速，可能會激化社會矛盾，加劇改革推進的阻力，甚至導緻社會動蕩。
由于在“非常态”時期，“穩增長”面臨較大的壓力。因此，需要謹防經濟可能産生的失速風險：
首先，我們需要謹防的是在傳統周期性行業出清的過程中所帶來的金融風險，因為金融相當于經濟體的血液，過去高速發展階段，金融資源更多集中于傳統周期性行業，假若因為傳統行業在出清的過程中，破産的企業增多，那麼将導緻部分金融機構的呆壞賬增加，可能會難以承受，衍生出局部金融風險，導緻全社會流動性緊張，那最後會加劇經濟下行的壓力。
其次，由于在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國際化的過程中，資金的流動加快，但金融監管表現相對滞後，依據發展中一些經濟體的經驗，在此過程中很容易産生局部的流動性失衡，假若防範不及時就很容易暴露局部金融風險，加劇經濟下行的壓力。
再次，謹防失業人員加劇帶來社會的不穩定。由于國有企業主導經濟，不僅擔負着經濟發展的重任，還肩負着吸收就業人口維系社會穩定的重任，但在經濟較大調整時“該來的還是回來”，隻是由于中國經濟由國有企業主導的經濟結構會導緻失業率與經濟調整之間呈現滞後反應。毫無疑問，失業人員的增加也将加劇經濟的下行壓力。
因此，要盡快擺脫“非常态”，唯有加快改革的進程，尋找打開改革之門的突破口，通過改革釋放“斯密增長”和培育“熊彼特增長”。通過改革釋放“斯密增長”的效果相對較快，就像中國過去30多年一樣，而“熊彼特增長”的培育需要較長的時間，在擺脫“非常态”的路徑選擇上，可考慮與釋放“斯密增長”的相關改革盡快先行，以對沖傳統周期性行業下降帶來的經濟回落，讓經濟體順利步入“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