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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勇士,不一樣的“長征”

時間:2024-10-28 07:39:37

為了重現當年紅軍長征的場景,電影《勇士》中的演員都經曆了一次不停奔跑的“長征”,但這代人所體驗的“長征”仍與80年前的大不相同,和平年代,對于那種向死而生的精神,隻能去感受和感悟,但每一個參與共和國建設的人,都可以稱得上“勇士”文|《小康》記者劉源隆

獻禮自上世紀50年代末以來,幾乎每年都會拍攝關于“長征”題材的影視作品,為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的獻禮片《勇士》于7月10日殺青,預計10月中旬在全國上映。

“當接到電影《勇士》的拍攝任務時,我内心是很激動的。”導演甯海強說,“對于影視題材來講,在中國的革命史當中,我一直着迷于長征和抗日戰争。因為這兩段曆史代表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為了世界和平和民族獨立,創造了人類曆史上的永恒豐碑。”電影《勇士》是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的獻禮片。由甯海強執導,趙冬苓、趙甯宇編劇,李東學、聶遠領銜主演。電影以1935年5月,中央紅軍強渡大渡河,勇奪泸定橋,打開北上抗日通道為背景,講述了紅四團戰士們的故事。目前,電影的拍攝工作全部完成,已于7月10日殺青,工作人員正在進行剪輯、混錄及特效等後期制作工作,電影預計10月中旬在全國上映。自上世紀50年代末以來,幾乎每年都會拍攝關于“長征”題材的影視作品。“一提起長征,我們都覺得非常熟悉,在課本、媒體報道、文藝作品裡我們都可以看到。但是我們往往把長征從大戰略、大格局上來講述。當問到如何巧渡金沙江,如何強渡大渡河時,很多人都并不十分清楚。”在甯海強看來,如今中國人對于自己本國曆史的模糊感是頗令人擔憂的。他坦言,如今拍攝革命題材電影和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是不一樣的,“有一定年紀的觀衆看革命題材電影是看‘像不像’,言談舉止、服裝道具反映的是否真實,因為那段曆史對于他們來講還沒有那麼久遠。而如今面對‘80後’、‘90後’的觀衆,我們拍攝電影除了要做到‘像’,還要讓他們信服那些我們的革命先烈曾經創造的一個又一個奇迹。”“我們不做石達開第二!”電影《勇士》的開場,就是強渡大渡河。1935年5月,中央紅軍長征從雲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後,沿會理至西昌大道繼續北上,準備渡過大渡河進入川西北。蔣介石急令第二路軍前線總指揮薛嶽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西昌進擊;令川軍24軍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漢源)沿大渡河左岸築堡阻擊;以20軍主力及21軍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區推進,加強大渡河以北的防禦力量。企圖憑借大渡河天險南攻北堵,圍殲中央紅軍于大渡河以南地區。一張大網正向着紅軍撲來。此時,中央紅軍僅剩2萬人。穿行于川西群山之中的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寬300米,水深流急,兩岸是險峻的群山,地勢險要,大部隊通過極其困難,自古就是令兵家談之色變的險地。1863年,就在大渡河畔的安順場,7000太平軍遇到暴雨漲河,坐失過河良機,全軍覆沒。臨死前,翼王石達開哀歎:“大江橫我前,臨流曷能渡。”72年後,國民黨部署大渡河會戰的總兵力有20萬人左右,是紅軍的10倍。蔣介石緻電各軍:“大渡河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大軍覆滅之地,今共軍入此漢彜雜處、一線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險要、給養困難的絕地,必步石軍覆轍,希各軍師長鼓勵所部建立殊勳。”對于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的曆史和蔣介石的戰略意圖,毛主席了然于胸,當時他就說:“我們不做石達開第二!”其實,稍早時候,毛主席命令紅一軍團參謀長左權率紅二師五團在大樹堡佯渡,并廣為散布紅軍将由此過河,去攻打成都的消息。使敵人以為紅軍可能走通往富林的大道,一時半會兒到不了安順場。5月16日,紅軍向着大渡河畔的安順場急進。5月24日晚,中央紅軍先頭部隊第一師一團,經80多公裡的急行軍趕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順場,此地由川軍兩個連駐守,渡口處是川軍24軍5旅7團的一個營築堡防守。當晚,紅一團由政治委員黎林率第二營到渡口下遊佯攻,團長楊得志率第一營分三路,冒雨隐蔽接近安順場,突然發起攻擊。經過20多分鐘戰鬥,擊潰猝不及防的川軍兩個連,占領了安順場,并在渡口附近找到一隻木船。5月25日清晨,劉伯承、聶榮臻親臨前沿陣地指揮。紅一團一營營長孫繼先從他的二連親自挑選并率領17名戰士,共18名勇士組成渡河突擊隊,向對岸強渡。早上7時強渡開始,岸上輕重武器同時開火,掩護突擊隊渡河。紅軍連發兩枚迫擊炮命中對岸碉堡,突擊隊冒着川軍的密集槍彈和炮火,在激流中前進。快接近對岸時,川軍向渡口反沖擊,楊得志命令再打兩炮,正中敵群。突擊隊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奮勇沖殺,擊退川軍的反撲,控制了渡口,後續部隊及時渡河增援,一舉擊潰川軍一個營,鞏固了渡河點。重現“飛奪”場景:奔跑吧,劇組!雖然拿下了渡口,但是船隻都被敵人毀壞,找來找去,隻有三條小船。時任中央紅軍先遣隊司令的劉伯承計算了一下,小船往返上下人一次共約一個小時,照這樣的速度,全軍渡河要一個多月。但是安順場水流湍急,還不能架橋。此時,毛主席、朱總司令都來到安順場。經過集體研究,由朱德向各軍團首長發出電令,決定兵分兩路,分别沿大渡河兩岸北上,相機奪取北邊320裡之外的泸定橋,這是渡河唯一的辦法。紅一師和軍委幹部團為右縱隊,由劉伯承、聶榮臻率領,從安順場渡河後,沿大渡河東岸北上;以紅二師、一軍團指揮部和五軍團為左縱隊,由林彪率領,不再渡河而直接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兩路縱隊夾河而上,協同奪取泸定橋。此時,蔣介石也料定到紅軍唯有此着,他電令加強泸定橋和泸定縣城的守衛,并急調川軍兩個旅火速增援泸定橋。紅軍的危機并未因為突破安順場而解除,他們現在要與川軍展開一場行軍的比賽。5月27日清晨,左路部隊紅一軍團第二師四團,由團長王開湘、政治委員楊成武率領從安順場先導出發,作戰行軍80多裡,于晚間接電報,中央軍委電令:奪橋日期提前一天,務必在5月29日敵增援部隊到達前奪下泸定橋、占領泸定城。而在接到電令的時候,紅四團距離泸定還有240華裡路程。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按照正常的行軍速度,一天一夜要趕完240裡路就是天方夜譚。何況當時的紅四團剛經過戰鬥,全團疲憊萬分,加上大雨傾盆,山道又窄又滑,這絕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了讓電影反映真實,為了把故事說得令人信服,創作人員的親身體驗至關重要。在電影《勇士》拍攝前的考察階段,甯海強帶着主創人員兩次奔赴泸定縣,實地考察。沿着大渡河,從安順場到泸定橋,來回走了六趟。“第一次我帶着我們的主創人員,坐着汽車從安順場去往泸定橋,走的都是新鋪就的盤山公路,300多裡路要走近3個小時。就有人不斷問司機什麼時候到,怎麼還沒有到。我當時就跟他們說,現在我們坐車都覺得時間長,那當年紅軍在山間和絕壁上的棧道徒步奔跑,争分奪秒又是什麼感覺?”是紅軍的行軍速度又一次締造了奇迹。在紅四團團長黃開湘、政委楊成武“走完二百四,趕到泸定橋”的激勵下,從28日淩晨開始,全團人不顧一切地跑步前進。到了晚上,周圍逐漸暗了下來,如注的大雨澆滅了火把。“餓了就抓一把生米,邊跑邊送進嘴裡。”據當年的紅軍老戰士回憶,途中有人體力不支倒下去了,掉隊的也不少。有一段路,在河對岸出現了無數火把,向泸定橋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敵人的增援部隊。紅四團的戰士索性也點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對岸的敵人賽跑。敵人看到了這邊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們是哪個部分的?”我們的戰士高聲答話:“是碰上紅軍撤下來的。”所幸對岸的敵人并不疑心。兩支軍隊像兩條火龍,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裡。雨越下越猛,把兩岸的火把都澆滅了。對岸的敵人不敢再走,隻好停下來宿營。紅四團卻仍舊摸黑冒雨前進,終于在29日清晨趕到了泸定橋,把增援的兩個旅的敵人甩在了後面。甯海強說,“飛奪泸定橋的‘飛奪’,不是隻靠22位勇士從高空懸挂的鐵索上如飛鳥般攀爬而過奪取的,而是30個小時飛行軍240裡,搶在敵人增援之前,打得敵人措手不及。”和當年的現實場景一樣,電影《勇士》劇組在拍攝過程中也幾乎是全程在奔跑。如果将演職人員們跑的路程加起來,也稱得上是一次“長征”。此外,為了還原80年前大渡河兩岸原始的自然環境,甯海強選擇了四川蜀南竹海、海螺溝,以及木格措等地進行拍攝,其中最高海拔近4000米,全劇組的人都承受着高原反應的痛苦。劇組在海螺溝拍攝的一個多月,經常在叢林裡穿來穿去,被很多不明蚊蟲叮咬,演職人員的肚子、腿、胳膊上全是傷口,有的還起了疱疹,有的傷口周圍腫了起來;演員們穿着草鞋在山裡跑,在叢林裡跑,腳被荊棘紮破流血,這些都讓甯海強十分心疼。為了保證電影的質感,無論是主演還是群衆演員都堅持了下來,而且這些細節也将在電影中得到體現。誰是真的“勇士”?抵達泸定的第一個晚上,劇組吃完飯,甯海強提議到大渡河邊走一走。當他們來到泸定橋,所有人都覺得害怕。夜晚的大渡河水流湍急、回聲陣陣,天空中的月亮和繁星雖然明亮,但是卻照不清泸定橋上的鐵索。甯海強走上橋,才通過了不到一半的距離,就覺得晃晃悠悠的有些瘆人,他回頭一看,和他一同前來的主創人員沒有一個人随他上橋。“當時就有人提出來,當年敵人拿着槍在橋頭鎮守,22位勇士再勇猛,也是不可能通過的。”甯海強說,過去在描繪泸定橋戰鬥的文藝作品中,重點多聚焦于西岸紅四團22位奪橋英雄的戰鬥情況。實際上,正如聶榮臻元帥所說:‘這次勝利,是幾個部隊自覺地互相在戰術上密切配合,執行統一戰役計劃取得的結果’。”1935年5月29日,紅四團到達泸定橋西岸後,面對被敵軍撤走大部分橋闆的鐵索橋,團領導想出了妙計。戰士們被分成三組,一組是二連負責奪橋,一組負責火力掩護,還有一組是七連,負責從下遊兩公裡處偷渡過河,再和奪橋部隊配合,夾擊守城敵人。七連迅即來到橋下遊2公裡處的河灣處,就地捆紮兩隻木排。由于此處地形隐蔽,整個連隊悄悄地渡河成功。過河之後,七連搜索前進。在接近泸定城約250米的地方,他們才被敵人發現,打響了戰鬥。事後來看,正是由于七連乘筏渡河并從東岸對縣城和橋東守衛隊進行攻擊,使得泸定守軍軍心大亂,守橋部隊稍作抵抗便棄橋而逃,才為西岸的22名突擊勇士制造了絕好的機會。“飛奪泸定”之戰的勝利,也與右路業已渡河的劉伯承、聶榮臻所率紅一師及幹部團一路攻擊北上、直插泸定的行動息息相關。右路軍所遭遇的是國民黨軍隊布陣好的封鎖線阻擊,他們一路的擊潰戰,比左路軍要多且激烈,但正是一路直搗泸定的行動,制造了泸定守軍“紅軍未到軍心已亂”的恐慌——他們并不知道兩岸到底來了多少紅軍。關于攻橋突擊隊的真實細節,聶榮臻元帥曾在《紅一方面軍的長征》一文中記述到,四團突擊隊是“冒着東岸敵人的火力封鎖,在鐵索橋上邊鋪門闆邊匍匐射擊前進”,這個說法已經糾正了曾經“攀着橋欄,踏着鐵索向對岸沖”的誇張描述。按照聶帥的說法,發起攻擊後,守橋敵人在東橋頭縱火阻止突擊隊前進,“這時東岸我軍趕到了泸定橋,很快将火撲滅,守橋敵人有的倉皇逃跑,有的被我軍消滅,兩岸紅軍在泸定城勝利會師。”“其實,無論是18位勇士,還是22位勇士,都隻是一個象征,象征了紅軍,象征了中國共産黨,象征了中華民族。”在甯海強看來,每一個參與戰役、參與長征、參與革命和參與共和國建設的人都是勇士。長征精神的最佳傳承:不要去教育,要感染“雖然是主旋律電影,但并不是要拍一部電影去教育人,電影需要去感染觀衆,吸引觀衆去接受,接受那個時代的人物,接受那個時代的情感。”因此,在甯海強看來,如果電影隻從大背景、大戰略來展現,那麼說服力是不足的。除了故事情節的真實,還能夠引起觀衆共鳴的手法就是要表現出普通戰士的情感宣洩。“我要做一個不拿軍饷,為老百姓打仗的人。”這是電影《勇士》中的一句台詞,也是取材于當年發生的真實故事。電影中,一個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士兵在經曆了與紅軍戰士朝夕相對、一起作戰的生活後,被紅軍精神深深觸動,于是在沖過泸定橋後發出了這樣的呼喊。“我們生活于和平年代,隻能用輕松的心理去感受和感悟當時紅軍那種向死而生的精神。”主演聶遠坦言,面對如今的觀影群體,表現革命年代為了信仰而鬥争的精神,是很難拿捏的。“不像以前的戲,一出來就喊口号,有些精神和能量的傳遞,不是一定要喊出來的,可以在一個行為、一個細節當中,讓觀衆感受到,這才是我們電影努力突破的地方。”聶遠說,他理解的勇士不是鋼鐵之軀,但勇士們完成了常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平凡和偉大融合在一體就是勇士。如何塑造勇士們這種平凡中的偉大,這難不倒導演甯海強。甯海強的父親是駐守在渤海長山島的邊防軍人,他從小就生活在海島軍營。15歲參軍,他西出陽關,遠赴新疆成為了一名文藝戰士。在新疆的近15年生活中,他幾乎走遍了每一個邊防哨所。正是這樣的經曆,讓他了解到普通軍人的平凡生活,而對于普通軍人的偉大,他更是深有感悟。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不想當将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這幾乎成了偉大戰士的全部定義,“我想不是的。”甯海強很堅定地說,“士兵的确是平凡的,但是士兵有士兵的輝煌和偉大。”“我記得在新疆當兵時,去海拔5380米的神仙灣哨所考察。”甯海強向記者講述了自己的一段經曆,“當時高原反應讓我和戰友們都身體不适,頭疼欲裂,有位戰友跟我開玩笑說:‘這麼苦的地方,誰來啊?有什麼可守的。’當時正蹲在一旁喝着米湯的一位年輕的邊防士兵聽到了這句玩笑,一邊吃着一邊跟我們說:‘别看這地方苦,隻有我們站在這,中國這隻雄雞才不會缺胳膊少腿。’”這樣質樸卻含義深刻的話,從一位普通的邊防戰士口中說出來,把甯海強一行人說得啞口無言。“我們都傻了,我不認識這個戰士,也不知道他今後的去向,但是那一刻,就這樣一個普通的邊防戰士,用他粗糙的話語,震撼了我們所有人。”這句話,與電影中“我要做一個不拿軍饷,為老百姓打仗的人”如出一轍。甯海強說,這就是他對于“勇士”的理解,“我想,這就是一個士兵的輝煌,這就是勇士,這就是長征精神的最佳傳承。”link影視劇裡的“長征”在重大革命曆史題材影視作品中,長征一直是備受青睐的選題,長征影視與新中國影視同步發展,起點高、數量多,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準,也留存了一批經典作品。1959年問世的《萬水千山》稱得上是長征電影的第一個高峰。《萬水千山》的原作者陳其通,是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戰士,被譽為“紅軍戲劇家”,他創作了六幕話劇《萬水千山》。電影《萬水千山》由八一電影制片廠和北京電影制片廠聯合拍攝,影片截取紅軍長征途中的幾個重大事件,集中講述了1935年中央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泸定橋、跨越雪山草地、突破天險臘子口、勝利到達陝北的戰鬥曆程。主創人員為拍攝好這一題材,親自沿長征路跋涉4000餘公裡,親曆沿途惡劣天氣和自然環境,從而使該片呈現出一幅紅軍将士不畏艱險、勇于犧牲、氣勢磅礴的真實畫卷。2001年橫空出世的24集電視連續劇《長征》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示長征曆史的作品,由王朝柱編劇,金韬、唐國強共同執導,中央電視台出品。這部作品定位為:全景式表現中國共産黨和紅軍戰勝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正視并正确解決黨内錯誤思想和軍事路線,艱苦卓絕地與大自然的艱難險阻進行鬥争,堅決向前,走向勝利的主旋律電視劇。成功的人物塑造是《長征》廣受好評的重要因素。劇本在同類題材中脫離了“英雄譜”式的故事叙述與人物塑造,緻力于長征紅軍群像的呈現。以小人物的視角講述長征故事的電影《我的長征》誕生于2006年,由八一電影制片廠出品。作為第三次走上長征路的軍人導演,翟俊傑認為藝術作品包括長征電影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斷創新、不斷突破。以往長征題材的影視作品,大都采取全景式的宏觀表現形式,形成了大人物、大戰役、大場景的固定模式。《我的長征》跳出這一窠臼,用一名老紅軍回憶的倒叙方式,通過15歲小戰士王瑞的視角展示了“我的長征”,實現了以普通人的視點觀照長征曆史的新突破。同樣誕生于2006年的還有文獻紀錄片《不能忘卻的長征》。為籌備這部紀錄片,八一廠軍事教育片部從2005年11月就開始搜集整理資料工作,先後翻閱了近百本有關長征的書籍、畫冊、圖片,搜集了大量關于長征的線索和健在的老紅軍情況。2006年5月,攝制組分四個組前往江西、湖南、廣西、貴州、四川、雲南、甘肅、陝西、北京等地進行外景采訪拍攝,“用長征精神拍長征”,積累了豐富生動的素材。近年來長征影視不斷推出新品力作,兒童電影也有了新的突破,出現了《小紅軍北上》《尋找英雄——小淘氣長征記》等一批新作品,2013年推出的《沖鋒号》則以其在内容和形式上的重大創新,被譽為中國3D動畫影視的“報春花”。(内容摘編自《黨史博采》2016第06期《影視裡的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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