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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高原上的“急行軍”

時間:2024-10-28 07:38:07

當年紅軍戰士飛奪泸定橋時的決心、速度與耐力,在今日的甘孜一次次“重現”:精準扶貧、攻堅交通、做強産業,對底子薄、欠賬大的甘孜而言,到2020年與全國同步實現小康,意味着一次新的長征

文|《小康》記者鄂璠四川甘孜報道

沿着成雅高速從四川省省會成都市向川西進發,數小時後,經過有着“雅雨、雅魚、雅女”這三絕的雅安地界,高高的二郎山便橫亘在人們的面前,不必為它的陡峭險峻、氣候惡劣而擔憂,隻需要5分鐘,便能穿越平坦的二郎山隧道,再過不了多久,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東大門”就向你敞開了。

距離成都285公裡的泸定縣素有甘孜“東大門”之稱,大渡河由北向南穿城而過。剛進縣城,就能看到輕盈地懸挂于大渡河之上的泸定橋。泸定縣,因此橋而得名,也因此橋而聞名。

1705年,康熙皇帝為加強川藏地區的文化經濟交流而禦批在大渡河上建造一座橋梁,轉年,大橋建成,康熙大帝取“泸水”(大渡河舊稱沫水,康熙錯以為是泸水)、“平定”(平定西藏準格爾之亂)之意,禦筆親題“泸定橋”三個大字,泸定橋自此載入史冊并成為連接藏漢交通的紐帶,泸定縣因此而得名。

230年後,泸定橋這座由13根碗口粗的鐵鎖鍊環環相扣而成的鐵索橋,成為了22位勇士的英雄橋和數萬紅軍将士的生命橋。1935年5月底,中國工農紅軍晝夜奔襲240裡地,創造了世界行軍史上的奇迹,廖大珠、王海雲、劉梓華等22名紅軍戰士冒着敵人的槍林彈雨,在鐵索橋上匍匐前進,開辟了通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路。

時光飛逝,如今,飛奪泸定橋的故事已在二郎山下、大渡河畔乃至全中國、全世界流傳了81年,偉大的長征精神也已經在這片被紅軍鮮血浸染的土地上指引和鼓舞了人們長達80個年頭,在這80多年的時間裡,紅色泸定乃至以美麗聖潔而著稱的整個甘孜州又開辟出了怎樣的新天地?

開發大渡河,打通二郎山

如今,已成為旅遊景點的泸定橋上,被鋪着結實的木闆,透過木闆間的空檔,能看到正在腳下奔騰翻湧的大渡河。由于今年恰逢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專程到泸定橋上回顧曆史、緬懷英烈的人比以往多了不少,第一次走在橋上,那種晃晃悠悠的感覺難免讓人小腿發緊,聽着河水奔流的拍擊聲,遙想當年勇士們奇、絕、驚、險地飛奪泸定橋的場面,那股力量,當真攝人心魄。

對于泸定的當地人來說,泸定橋是男女老幼來來往往的交通要道,據說每年泸定橋檢修的時候,底鍊上的木闆會被抽去,橋梁懸空,隻剩下鐵鍊,這讓外地人想起來都會覺得害怕,但泸定人卻依然能穩當地走在上面。

大渡河與泸定橋,構成了泸定最響亮的名片。令人膽寒的大渡河水,現已成為造福一方的優勢資源,水電工程是泸定重要的“強縣富民工程”,“水電惠民”專項行動的開展則讓不少百姓真正得到了實惠。

新中國成立後,随着國家的不斷建設發展,大渡河告别天塹、成為通途。15歲參加革命,曾在長征時擔任紅四團政委的無産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楊成武,在飛奪泸定橋的30年後收到了一位戰友送來的泸定橋照片,他在創作于1981年的《憶長征》書中寫到:我對着照片看了很久。鐵索橋依然如故,還是那樣高高淩駕于驚濤之上,架峙于兩個筆陡的山峰之間。在上遊又新建了一座雄偉的大鋼橋……

楊成武筆下的“大鋼橋”,建設于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後的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進軍西藏途中,響應劉伯承、鄧小平“一面進軍、一面建設”的号召,在泸定橋上遊一公裡處修建了這座鋼索懸橋,這也是大渡河曆史上第一座公路大橋。上世紀70年代初,又一座具有民族色彩的雙曲拱橋飛跨在大渡河上,此後,大渡河橋作為戰備橋被保護起來。近三四十年來,在奔流不息的大渡河上,康巴大橋等一座座現代化的大型橋梁以及結構不同的各種人行橋相繼被修建起來,昔日的渡船再也找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橋上一輛輛疾馳而過的汽車。

今年7月中旬的一天,《小康》雜志記者來到泸定縣,當日雨過天晴,大渡河兩岸雲霧飄渺,山巒之間夏雲飛度,正在建設中的雅康高速公路泸定大渡河特大橋的橋墩穿雲而出,一幅壯美的自然畫卷映入記者的眼簾。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開工于2014年的雅康高速全長135公裡,是全國在建施工難度最大的高速公路之一,它連接雅安與康定、溝通内地與康藏,是成都平原經濟區、川南經濟區和攀西經濟區連接甘孜進而通往西藏的重要通道。

過去人們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來形容“難于上青天”的蜀道之難,而被譽為318線“升級版”的雅康高速之難,卻可以用“兩夫當關”來打比方,一個是大渡河特大橋,另外一個是二郎山隧道。

大渡河特大橋這座跨徑1100米的大橋不僅要被安放在川西平原通往青藏高原的第一級階梯上,而且還處于3個地震斷裂帶的交彙處,再加上要抵抗住峽谷的大風,難的程度便可想而知了。征服二郎山則一直是當地人的夢想,創作于1951年年底、曾唱響全中國的《歌唱二郎山》,用“二呀二郎山,高呀麼高萬丈”的歌詞表達了人們對二郎山的敬畏。從四川盆地進入青藏高原,第一道“咽喉險關”便是以陡峭險峻、氣候惡劣聞名的二郎山,當地有句諺語,“車過二郎山,像進鬼門關,僥幸不翻車,也要凍三天”,長期以來,二郎山一直是制約甘孜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而解決“瓶頸”問題的最有效辦法,就是打通二郎山隧道。2001年,“老”二郎山隧道竣工驗收,千裡川藏線上終于有了“咽喉要塞”,相比此前的盤山路,穿越隧道顯得輕松了許多。然而,十多年過去了,在日均4000輛的車流量面前,海拔2200米左右且入冬就會積雪的“老”二郎山隧道已顯得力不從心。2012年,“新”二郎山隧道開工建設,與“老”二郎山隧道相比,全長13.469公裡的“新”二郎山隧道不僅避開了長大縱坡和暗冰路段,海拔也從2200米降至了1500米,這将保障雅安至泸定不受季節氣候的影響,常年通車。

在路上“踏上康巴路,慨歎行路難”,這是百萬甘孜兒女的内心獨白。路,是世代甘孜人走出大山的夢想;路,是勤勞甘孜人改變命運的希望;路,更是智慧甘孜人謀求同步小康的追求。雖然雅康高速具有工程施工極其困難、地形條件與地質條件極其複雜、氣候條件極其惡劣、生态環境極其脆弱等鮮明特點,在修建過程中也遭遇了特大湧水、山體滑坡等“攔路虎”,但這些都并未動搖甘孜人修建雅康高速的決心,雅康高速建成後,将結束甘孜州沒有高速公路的曆史。

唱響牧歌奔小康在樸實而聖潔的甘孜大地上,生态甘孜這一恢弘的目标願景,正化為前所未有的驅動力,在“新長征”的生态文明建設之路上嶄露出和諧小康的現實模樣。“血脈”疏通的攻堅戰與持久戰

征服了“山河”的甘孜人,數十年來,一直沒有放棄過對于落後的交通的宣戰。甘孜藏族自治州交通運輸局黨委書記、局長冉義用“從無到有”這個詞概括了紅軍長征勝利80年來甘孜交通的發展變化,他具體解釋說,“公路從無到有,機場從無到有。80年前,甘孜州沒有一寸公路,而目前,全州公路裡程數已達到3萬餘公裡;80年前,甚至于5年前,甘孜州還沒有一個機場,而目前,甘孜已擁有康定和亞丁兩個機場,格薩爾機場正在加快建設。”

曾幾何時,大美甘孜還仿佛是一座“世外桃園”,位于青藏高原東南緣的甘孜州,被二郎山、貢嘎山、雀兒山等高聳入雲的山系“嚴密封鎖”,被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大江大河及衆多支流“無情切割”,交通,嚴重制約了甘孜的發展速度。

隻有沖破制約,方能謀求甘孜發展。“甘孜州要集中力量打一場交通翻身仗”;“甘孜州要努力争取一年小變樣、三年中變樣、五年大變樣,從根本上改善藏區交通條件”,這是四川省委、省政府對甘孜州交通問題最深切的期待。

2009年,一個關乎甘孜州交通實現曆史性跨越的方案——《2009-2012年甘孜州交通建設推進方案》快速獲得了四川省委、省政府的批複,甘孜州集全州之力打響了交通會戰的第一槍。

從2012年開始,以解決交通瓶頸制約為突破口,以“增強密度、提高檔次、形成網絡、四通八達”的交通發展思路為指導,以形成“三縱四橫多聯和三大樞紐”綜合交通網絡為目标,一場為期三年、聲勢浩大的交通建設集中攻堅活動似“戰役”般在甘孜全面展開。甘孜州委副書記、州長益西達瓦用了三個“前所未有”來形容交通建設三年攻堅活動:“得到國家、省及相關部門的重視前所未有,工程的投入規模和道路建設等級前所未有,面臨的建設壓力和挑戰前所未有。我們必須采取超常規辦法、超常規舉措、超常規力度,全力打好這場攻堅硬仗。”

超常規的辦法、舉措和力度,讓70多年前飛奪泸定橋時的決心、速度與耐力,在今日的甘孜得到了“重現”,這場“前所未有”的“戰役”更是給甘孜的交通人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三年攻堅實現了曆史性跨越。”冉義自豪地介紹道,“我們舉全州之力,突出抓好工程進度、質量、造價、安全、廉政五大重點,開工建設雅康高速、‘兩路一隧’等交通重點項目30個,建設裡程達3050公裡,完成28個項目,2879餘公裡建成通車,是‘十一五’(編者注,指2006-2010年)期建成國省幹線及旅遊公路592公裡的4.86倍;建成通鄉油路1997.76公裡,是‘十一五’期935公裡的2.14倍;建成村通公路(含村通油路)11641.56公裡,與‘十一五’期12734公裡的數字相當。”

什麼叫“脫胎換骨”?2014年,一個長期以來飽受“出門難、行路難”現實困擾的地方,用“再築天路、暢通甘孜”的實際行動,為這個詞語作出了最生動的注解。冉義告訴《小康》記者,截至當年年底,全州通車裡程達到了29584公裡,“除得榮、鄉城兩個縣外,其餘16個縣都通三級以上等級公路,路網結構進一步優化,基本形成全州公路骨幹網絡體系;路面舒适度、安全性大大提高,偏遠的石渠、稻城等縣到州府康定的時間縮短了1/3左右。”

交通猶如人體的“血脈”,“血脈”不通必然導緻生存的艱辛。在四川省的經濟版圖中,甘孜州處于“底部基礎”。2013年的數據顯示,甘孜的GDP僅為全省的0.7%,工業化率僅為全省一半,城鎮化率比全省低11個百分點。如何破除發展瓶頸,抓住機遇謀發展?甘孜州對全州各區域的優勢、劣勢進行分析後,确定了東部率先發展、南部加快發展、北部追趕發展的區域發展思路,在這樣的梯次推進中力争“底部突圍”。

在謀求“底部突圍”的過程中,不少人提出,首先要“鋪路”,原因隻有一個——甘孜落後,就落後在交通。正因為此,疏通了“血脈”的甘孜人依然不敢懈怠——要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道路上跑步前進,僅僅疏通還不夠,暢通才是關鍵。

2015年8月8日,正值農曆立秋時節,甘孜大地飄着蒙蒙細雨,透着絲絲涼意。一個多月之前從攀枝花市委書記任上調到甘孜、任職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委書記的劉成鳴,在上任伊始即對甘孜的交通進行調研,他先後來到高爾寺山隧道和雅康高速小天都隧道、大渡河興康特大橋和二郎山隧道的施工現場,了解工程進度以及建設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并于轉天上午在康定召開專題會議,聽取交通建設情況彙報,安排部署全州的交通工作。

劉成鳴指出,當前正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甘孜州要與全國、全省同步建成小康,扶貧攻堅的任務十分繁重。在今後五年中,要圍繞建設川西北區域型交通樞紐,努力構建“進出通暢,鐵路、公路、飛機齊上,四通八達,路網順暢,安全便捷”的立體交通體系,為甘孜州扶貧攻堅和同步小康提供堅實保障,為全域旅遊發展提供強有力支撐,為穩藏安康、長治久安提供堅實基礎。

交通“血脈”的疏通需要攻堅,但這更是一場持久戰。據冉義透露,“十三五”(編者注,指2016-2020年)期間,甘孜将全力推進交通建設再上台階,除了繼續下大力氣抓好航空、公路建設外,還要力争實現鐵路“零”的突破。

“不能讓一個人掉隊”

從全省倒數第二位上升至前八位——這是在“十二五”(編者注,指2011-2015年)期間,甘孜州在國省幹線路面使用性能指數方面發生的巨變,“通過交通建設集中攻堅,國道從兩條998公裡增至9條3700公裡,省道從5條1750公裡增至17條3150公裡,全州公路骨幹網絡體系基本形成。”除了交通之外,在甘孜州重大項目稽察特派員辦公室主任黃春平看來,自1950年建州以來,甘孜在産業發展方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66年來,甘孜州的産業經曆了從無到有、由弱變強的發展曆程,形成了生态能源、生态旅遊兩大優勢産業強力支撐,優勢礦産、生态農業、中藏藥業、民族文化四大特色産業競相發展的格局。”

無論是交通之變,還是産業之變,共同的目标指向都是讓甘孜人的生活更加幸福。黃春平列出了一連串的數據:1950年,全州人均GDP僅為67元;到1980年上升為485元;1995年達到2516元;2005年躍過5000元之後,每年仍會創下新高;2009年突破萬元大關,達到10325元;2015年達到18423元,66年來,實現了從不足百元到近兩萬元的跨越。“現在的甘孜州與建州初期相比,經濟社會可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綜合經濟實力有了極大提升、發展動力得到了增強、基礎設施條件空前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也邁上了新的台階。”黃春平總結道。

雖然成就喜人,但不得不承認與面對的一個“殘酷”現實是:位于川西高原的甘孜州轄區内的1個縣級市和17個縣全部被納入了國家和四川省扶貧開發政策扶持範圍,甘孜州還是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和四川省扶貧攻堅“四大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甘孜州建檔立卡貧困村占比近50%,貧困發生率高出全省10個百分點。

量大、面廣、程度深——這是甘孜扶貧面臨的最大現實。作為新中國成立後建立的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州,在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标沖刺的過程中,如何才能讓藏區百姓“不掉隊”,讓40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去年6月21日,調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委書記的第8天,劉成鳴即開始對全州下轄的1個縣級市和17個縣展開密集調研,直到7月24日,短短30多天的時間裡,他多次提到“扶貧攻堅”。

在理塘縣德西一村、雅江縣馬它馬村看望慰問貧困戶時,劉成鳴指出,确保2020年和全國全省同步建成小康社會,甘孜州壓力大、任務重,縣、鄉要根據實際情況,認真分析貧困原因,大力實施精準扶貧工程,一對一、多對一幫扶,不落下一戶、不落下一人。

在稻城、巴塘、新龍、甘孜等縣調研時,劉成鳴要求各縣要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大力實施精準扶貧工程,做到“幫扶目标、幫扶項目、幫扶責任、幫扶措施”四個落實,通過産業發展,努力提高群衆收入,通過扶貧攻堅,确保到2020年與全國、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在泸定縣過去有名的貧困村——冷碛鎮團結村,劉成鳴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進入決定性階段,甘孜州将圍繞“不落下一個地區、一個民族,不落下一戶一人”的要求,将精準扶貧與群衆工作全覆蓋結合起來,确保每個貧困村有1個駐村幫扶工作組、1個聯系單位,每個貧困戶都有幫扶責任人,不完成脫貧任務、貧困村沒“摘帽”、貧困戶沒脫貧,工作組就不撤出。劉成鳴要求,泸定縣要進一步落實幫扶措施、幫扶責任、幫扶項目,将“五個一批”扶貧攻堅行動與改善老百姓生産生活條件結合起來,從産業、技術、觀念上實現對口精準幫扶,讓扶貧工作從“輸血”式向“造血”式轉變。

在石渠縣調研時,劉成鳴強調,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他要求“針對當地最突出的民生難題,從選準最困難的村、扶持最困難的戶、辦好群衆最急需的事入手”,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2020年實現全部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标任務上來。

在九龍調研時,劉成鳴深入到距縣城5公裡的呷爾鎮華丘村,要求當地幹部抓實産業發展,做實精準扶貧,把扶貧工作精準到項目、精準到産業、精準到責任人。

在鄉城縣,劉成鳴則進一步對“精準”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扶持對象精準、扶貧項目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扶貧措施精準、駐村幫扶精準、脫貧成效精準。

“實現全面小康,不能讓一個人掉隊。”這一年多以來,劉成鳴一直反複強調,“要把扶貧攻堅作為最大的民生,作為藏區工作‘三件大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集全州之力、彙全州之智,打好扶貧攻堅和精準扶貧這場硬仗。全州上下要善于啃硬骨頭,敢于淌深水區,勇于打攻堅戰。要把造血式扶貧作為精準扶貧和脫貧奔康的主路徑,确保如期與全國全省同步實現全面小康。”

新長征勝利的“六大法寶”

對于自己工作、生活的甘孜州的扶貧攻堅力度,黃春平深有感觸,“全州各級幹部職工正不斷把精準脫貧工作往深裡做、往實裡推”。

截至目前,甘孜州已全面建立起“核定對象、因戶施策、責任幫扶”的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現了“戶有卡、村有冊、鄉有簿、縣有檔、州有卷”,并通過動态管理,做到了“貧困在庫、脫貧出庫”。而1360個建檔立卡貧困村、4.8433萬貧困戶、19.7464萬貧困人口,則成為了甘孜州鎖定的精準扶貧對象。“按照‘每年有新變化、三年上新台階、五年全面脫貧’的目标,我們将1360個貧困村、19.7464萬貧困人口減貧任務細化分解到年度,今年就要确保281個貧困村摘帽,32275人實現脫貧。”黃春平介紹道。

甘孜藏族自治州環保局局長袁亮則認為,對甘孜州而言,到2020年與全國同步實現小康,“無疑是一次新的長征”。

怎樣才能實現“新長征”的偉大勝利?去年年底召開的甘孜州委十屆八次全會上,甘孜州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現實路徑,即精心組織實施“扶貧攻堅、依法治州、産業富民、交通先行、城鄉提升、生态文明建設”六大戰略。在今年3月召開的實施“六大戰略”動員部署會議上,劉成鳴指出,實施“六大戰略”是中央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在甘孜的生動诠釋,也是省委多點多極支撐、“兩化”互動城鄉統籌、創新驅動“三大發展戰略”在甘孜的生動實踐。

《小康》記者在甘孜州采訪期間了解到,目前,“六大戰略”已在甘孜落地生根,高原上的“急行軍”,正以“慢不得”的緊迫感、“坐不住”的責任感、“放不下”的使命感,全力向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标發起沖刺。

在交通已經先行為“新長征”築路搭橋、産業持續高歌猛進、扶貧戰役已然打響的甘孜州,還将如何在生态文明建設方面更上一層樓、在城鄉提升方面謀得發展、在依法治州方面有所推進呢?

袁亮告訴記者,甘孜州是長江上遊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養地,也是世界生物多樣性重要保護區和主要的物種基因庫,生态地位極其重要,但同時生态環境極其脆弱。“在堅決邁向小康的道路上,我們把生态保護和建設擺在了突出位置,主動服從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堅持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的理念,生态環境保護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讓袁亮感到驕傲的是,通過不斷的努力與堅持,甘孜的青山綠水以及藍天白雲的美好生境都被有力地守護住了。而生态文明,也仍将是未來甘孜最為看重的“名片”之一。

在樸實而聖潔的甘孜大地上,生态甘孜這一恢弘的目标願景,正化為前所未有的驅動力,在“新長征”的生态文明建設之路上嶄露出和諧小康的現實模樣。據甘孜藏族自治州林業局黨委書記楊國清介紹,以建設高原現代特色生态農牧業為目标,甘孜州還着力構建起了“山頂戴帽子、山腰掙票子、山下飽肚子”的立體生态格局。

如何實現“山頂戴帽子”?“國土增綠”行動的實施無疑是個關鍵。“大力推進‘河變湖、山植樹、路種花’,着力構建高原森林、綠色通道、城鄉村寨、生物多樣‘四大生态屏障’,努力實現‘山頂戴帽子’,一要構建高原森林生态屏障;二要構建綠色通道生态屏障;三要構建城鄉村寨生态屏障;四要構建生物多樣生态屏障。”楊國清如此描繪着“山頂”的藍圖。

而對于“山腰掙票子”和“山下飽肚子”生态格局的構建,楊國清介紹到,前者要通過實施“産業增收”行動來構建,“按照‘一圈一帶一走廊’的高原現代特色農牧業布局,大力推進高半山以下經濟林木的種植,發展林下産品”;後者則需要通過“穩糧增效”行動來構建,“在康定、泸定、丹巴、道孚等河谷地區和糧食主産區大力發展青稞、馬鈴薯、玉米等糧食作物,全力保障糧食增産增效”。

有的放矢地為甘孜增綠,守護甘孜的生态環境,無疑是為了讓大美的甘孜愈加美麗,而通過建設具有甘孜特色的新型城鎮化,則能夠有效提升城鄉規劃、建設和管理水平,讓美麗生态、和諧小康的新甘孜在“新長征”路上精彩綻放。甘孜藏族自治州住房和城鄉規劃建設局提供給《小康》記者的《中共甘孜州委甘孜州人民政府關于深入推進城鄉提升戰略的意見》的資料顯示,全域旅遊統籌城鄉發展,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以建設幸福美麗新家園為目标,甘孜州将通過做強縣城、做優鄉鎮、做美村寨,來實現規劃水平、配套能力、承載能力、吸附能力、風貌特色、城鄉管理、文明素養的“七個提升”。

所有一切的藍圖,都離不開法治的保障。如今,“依法治州”的理念在甘孜已形成共識。據冉義介紹,在交通項目建設中,針對料場劃撥不及時、個别幹部推銷地方材料、個别群衆非法阻工等問題,甘孜藏族自治州交通運輸局集中開展了幹部作風轉變、群衆工作全覆蓋和無牌無證機動車集中整治、治安專項整治等活動,并抽調組織能力強、吃苦精神強、善于開展群衆工作的人員組建項目協調辦,同時把交通重點項目建設納入重點督辦。袁亮則特别強調了要加大資源環境執法監督檢查,強化各級執法部門依法行使管理職能,推行網格化生态環境監管機制,重點查處違反《環境保護法》、《森林法》、《水法》等法律、法規的行為。

征服過“山河”,書寫下“紅色”傳奇,敢于“攻堅”,注重“法治”,以“業”做基礎,勇于争“先”,擁有着15.3002萬平方公裡的“城鄉”根據地,同時又善于“建設”,在“新長征”之路上,甘孜還有不勝利的理由嗎?

link四川:紅軍長征的“輸血機”

有着“天府之國”美譽的四川,是紅軍長征經過的省份當中,曆時最久、裡程最長、活動範圍最廣、召開的會議和進行的戰役最多的一個省份。據不完全統計,長征中四川有多達4.5萬餘人參加紅軍,居各省前列,四川的各族青年不僅為長征提供了大量的新鮮血液,而且數以萬計的四川兒女與紅軍戰士一道,支援長征、保護紅軍、救治和掩護失散的戰士,用鮮血甚至生命為紅軍長征的勝利立下了不朽功勳。正因為此,四川被譽為長征的“輸血機”。

四川是紅軍停留時間最久、經過區域最廣、留下足迹最多的省份,紅一、二、四方面軍在四川經過的縣份共70個,其中雅安、阿壩地區的許多縣經過兩到三次,紅軍的足迹遍及巴山蜀水的廣大地域,總裡程為5200餘裡。紅軍長征在甘孜藏區的活動時間之長,地域之廣,在整個紅軍長征途中也都是少有的。從1935年5月至1936年7月的15個月時間裡,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先後在甘孜藏區的泸定、康定、丹巴、道孚、乾甯(已撤消)、爐霍、甘孜、瞻化(今新龍)、雅江、理化(今理塘)、稻城、定鄉(今鄉城)、得榮、巴安(今巴塘)、白玉、色達等16個縣經過和停駐。特别值得銘記的是1936年7月1日這一天,紅二、紅六軍團齊集甘孜,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這兩大主力紅軍曆經千難萬險,終于會合了。

長征中許多重要的戰役、戰鬥也都是在四川發生的。例如打亂蔣介石戰略部署、策應中央紅軍作戰行動的強渡嘉陵江戰役,在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性勝利意義的巧渡金沙江,為紅軍沿大渡河兩岸北上夾擊泸定橋守敵創造了有利條件的強渡大渡河,還有著名的飛奪泸定橋等戰役,都是在四川打響的。

紅軍在四川縣城建立革命政權最多,付出的代價也最大。紅軍在川期間,先後占領了33座縣城,分别是:冕甯、阆中、越西、泸定、天全、蘆山、寶興、劍閣、南部、昭化、彰明、平武、北川、茂縣、懋功、理番、崇化、梓潼、撫邊、阿壩、綏靖、丹巴、荥經、道孚、甘孜、瞻化、理化、雅江、得容、定鄉、稻城、白玉、爐霍。雖然紅軍在川期間取得的戰果顯赫,但是紅軍付出的也是血的代價。紅軍在進川時的兵力約有12萬,但是在出川時卻隻剩下約6萬人。造成如此大傷亡的原因,除了戰争因素外,主要就是自然環境的因素。

在四川,紅軍還多次召開了重要的決策會議,此外,黨的少數民族工作在這裡也結出了豐碩的成果。

(内容參考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4期《紅軍長征博物館建于四川的原因》,甘孜州檔案局韓廣富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所作《紅軍長征過甘孜藏區概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的《紅軍長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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