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開敦煌退休後，常沙娜仍一直在忙碌，忙得最多的還是與敦煌有關的工作。由中國美術館、清華大學主辦的“2017中國美術館捐贈與收藏系列展—花開敦煌·常沙娜藝術研究與應用展”3月在中國美術館舉行。作為中國美術館捐贈與收藏系列展之一，此次展覽以“守望”、“凝萃”、“傳承”為三大主題，貫穿了常沙娜在不同時期的藝術經曆，囊括了常沙娜的敦煌臨摹、裝飾手稿及設計作品，向觀衆全面展現了兩代“敦煌人”對敦煌藝術的研究與轉化、繼承與升華。此次展覽共展出常沙娜的壁畫臨摹、花卉寫生、應用設計等不同類别的藝術作品二百六十多件。
開幕式上，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介紹，常沙娜先生慷慨捐贈，将其藝術生涯中24幅經典之作捐贈國家，由中國美術館永久收藏。他說：“常沙娜先生以86歲高齡，重新沐手敬繪，精進圖畫，以補不逮，再繪敦煌壁畫中‘文殊變’之藝術神韻，隻為國家藝術殿堂留存最佳美術作品，體現出其對國家美術收藏事業的重視與支持。其境界與眼光、其胸懷與卓識，足以為我輩之楷模。”
正如吳為山所言，“伴随時代的演進，唯一不變的是常沙娜先生愛‘美’的天性。”為美好的事物而欣喜，為生命的奇妙而贊歎，可貴的是，這化為常沙娜先生創造的動力，演繹為美麗的圖卷。
“‘沙娜’二字隐喻着某種緣分”
常沙娜1931年出生于裡昂，“沙娜”這個名字是法國裡昂的一條河“LaSaone”的中文音譯。她的父親常書鴻是赴法留學的年輕中國畫家，後到巴黎高等美術學校著名新古典主義畫家勞朗斯的工作室深造，其畫作多次獲法國國家級金質獎和銀質獎。母親陳芝秀是父親的表妹，也是巴黎高等美術學校雕塑專業畢業的藝術家。
常沙娜從小在浪漫之都快樂無憂地長大，說得一口流利的法語，是中國留法藝術家圈子的寵兒。後聞名于世的雕塑家王臨乙、油畫家呂斯百自那時起就是常書鴻的莫逆之交，成為沙娜的幹爸爸，倆人婚後均無子嗣，終生視常沙娜如同己出。而秦宣夫、劉開渠等人也都是她家的常客，經常逗小常沙娜玩耍，徐悲鴻到巴黎辦展覽時亦曾到她家做客。
重大轉折始于1936年秋。
常書鴻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看到了一本敦煌石窟圖錄，後又在吉美博物館看到伯希和從敦煌擄去的大量唐代絹畫，受到極大震撼。敦煌藝術呈現出的光輝使一向為西洋藝術傾倒的他驚詫萬分，同時又深為自己的數典忘祖而羞愧。他決定義無反顧抛棄法國的一切，回國尋訪敦煌那富藏中國千古藝術珍寶的秘境。
碰巧北平藝專邀他回國當教授，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而作為他女兒的常沙娜，人生軌迹也随之改變。
1937年，還不會講中國話的常沙娜随母親乘船漂洋過海到中國與父親團聚。她們尚未到達目的地北平，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北平淪陷。她們隻得轉到上海靠岸。後來，她們又輾轉于浙江杭州、湖南沅陵等地逃難，逃至貴州貴陽時曾遭遇空襲。
後來，國立藝專遷至重慶，常書鴻一家終于在鳳凰山安頓下來，“與我們同住在一起的還有父親留法時的老同學王臨乙、王合内夫婦，呂斯百、馬光璇夫婦和秦宣夫、李家珍夫婦，還有‘吳作人爸爸’單身也住在山上。”日子雖清苦，卻安定溫馨。
不過，父親常書鴻仍然對敦煌魂牽夢萦，無法釋懷。
1942年，在時任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的建議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一心向往敦煌的常書鴻被梁思成薦為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後出任首任所長。一年後，12歲的常沙娜随父母坐着帶篷卡車從重慶出發，在路上颠簸了整一個月，終于到達令父親激動不已，但卻是寒風凜冽、滿目黃沙、荒無人煙的敦煌莫高窟。
“盡管我十分清楚自己名字的來曆，竟然也時常感覺‘沙娜’二字隐喻着某種緣分，正是這緣分，促使我跟随爸爸走進了茫茫沙漠，走進了神奇的敦煌石窟。”
“爸爸說什麼，我都一定聽”
常沙娜至今記得，到敦煌後吃的第一頓飯是一碗白水煮切面，僅有的兩樣調料是一碗醋和一碗大粒鹽。
敦煌缺水嚴重，當地沒有蔬菜，不能洗澡。人們睡土炕，用土坯做成桌子、書架乃至沙發。常沙娜雖在法國吃牛奶面包長大，卻生性樂觀，沒有“苦”的概念。她被送到酒泉上中學，一放假就奔回莫高窟，跟着大人踩着長長的“蜈蚣梯”，爬進蜂房般的洞窟裡臨摹壁畫。
晚清時期的莫高窟，由于西方列強侵華，被掠走大量文物，再加上風沙侵蝕、年久失修，當常書鴻來到這裡時，整座洞窟早已破敗不堪，他既為洞窟中的藝術珍寶興奮沉醉，又深感研究保護工作迫在眉睫、責無旁貸。
可是，母親陳芝秀卻不這麼想，她從一開始就反對到敦煌安家。除生活不習慣外，信仰是更大的問題。她在貴陽遭遇空難後皈依了天主教，雖然她也被敦煌前所未見的美妙藝術吸引，但身處佛教藝術聖地，内心仍感苦悶無處訴說。1945年春，陳芝秀出走，并登報與常書鴻脫離夫妻關系。
父母離婚，這對一個14歲的孩子無疑是沉重的打擊。常沙娜表現得很懂事，她總是說“爸爸說什麼，我都一定聽”。
為了照顧年幼的弟弟，常沙娜辍學回到敦煌，學着給弟弟做飯、做鞋、織毛衣。後來常書鴻将她的學籍從酒泉轉到敦煌縣中，除必要時偶爾去上課和考試，她大部分時間留在千佛洞。
在常沙娜的印象中，千佛洞的天空永遠是明澈無比的藍，洞窟裡是五彩斑斓、生動美妙的壁畫和彩塑，像變幻莫測的夢境，她喜歡那裡。在父親的安排下常沙娜進行着沒有學曆的學習：每日以唐人經書為帖練字，再朗讀一小時法語。
常書鴻還要求她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石窟的重點壁畫全面臨摹一遍，并在臨摹中了解壁畫的曆史背景，準确把握曆代壁畫的時代風格。他結合一幅幅作品給我介紹曆史，講解各個曆史時期的畫風演變。
“我和擅長畫工筆仕女的邵芳進洞臨摹壁畫。她成為我的工筆重彩老師，毛筆勾線、着色退暈等，我從她那裡學了不少東西。爸爸還安排董希文輔導我學習西方美術史，蘇瑩輝輔導我中國美術史。”
回憶起在敦煌的日子，常沙娜滿是幸福，“那建于五代時期的窟檐鬥拱上鮮豔的梁柱花紋，那隋代窟頂的聯珠飛馬圖案，那顧恺之春蠶吐絲般的人物衣紋勾勒，那吳道子般舞帶當風的盛唐飛天，那金碧輝煌的李思訓般的用色……滿目佛像莊嚴，蓮花聖潔，飛天飄逸，我如醉如癡地沉浸其中，畫得投入極了，興緻上來，就放開嗓子歌唱：‘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随着太陽轉移，洞裡的光線越來越暗，而我意猶未盡，難以住筆。”
“設計不像畫畫”
1945年，抗戰勝利的喜訊傳來，敦煌研究所卻面臨國民黨政府停發經費、研究人員紛紛返鄉的窘境。常書鴻下決心要“終身與敦煌相伴”，為博得支持，他帶着沙娜到蘭州舉辦了一次“常書鴻父女畫展”，引起不小轟動。沙娜所畫壁畫摹本展現出的天賦，赢得一片贊譽。一位來華支教的加拿大人葉麗華女士提出願資助沙娜到美國深造。“她看了展覽跟我爸爸說，沙娜這麼小畫得那麼好，你不能讓她在敦煌呆着，我的女兒在哈佛大學，沙娜也可以過去。”
三年後，常沙娜在父親的鼓勵下，前往美國，在波士頓美術博物院美術學院學習。從素描、人體解剖、美術史、透視、色彩、繪畫到設計，系統全面的西方美術教育使常沙娜眼界大開。她還結識了許多愛國的中國留美學生，受到進步思想的啟蒙。
“還沒有拿到學曆，中國就爆發了抗美援朝戰争，在外面的中國留學生們見了面第一句話就是你什麼時候回國，我當時激動得很，我說我也要回去。”
常沙娜當機立斷，打工攢夠一張威爾遜總統号三等艙的船票錢，于1950年12月回國。
她剛回國不久，正好趕上為配合抗美援朝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常書鴻在時任人民政府文物局局長鄭振铎支持下，要在北京故宮的午門城樓上舉辦大型“敦煌文物展覽”。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一向是常書鴻保護敦煌工作的積極支持者，他們要來參觀，常書鴻特意吩咐沙娜“好好陪伴”。
一路上，梁林二人與常沙娜邊走邊聊，談起她少時在敦煌臨摹的經曆，又詢問她在美國求學的感受。後來，梁思成向常書鴻表達了想讓沙娜到林徽因身邊，在敦煌圖案方面配合做些工作的想法。這個提議使常書鴻放棄了原本打算讓女兒到中央美院繼續學繪畫的初衷。于是，常沙娜在無任何正式學曆的情況下被不拘一格地聘為清華大學營建系助教，從此轉向藝術設計及其教育的道路。
“藝術家和工藝師之間根本沒有任何區别”、“建築、美術和設計三位一體”，梁思成和林徽因是綜合環境藝術理念的積極倡導者。常沙娜在林徽因的指導下，開始嘗試将自己熟悉的敦煌藝術元素用于工藝設計。一方以敦煌隋代藻井穿插和平鴿圖案的真絲頭巾，一套化用敦煌卷草紋的景泰藍盤子……這位20多歲年輕姑娘設計的作品，逐漸被作為國禮贈送給外國元首。
1953年，全國院系調整，常沙娜随清華營建系所有文史、藝術類教師一起調入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三年後實用美術系又獨立出來，成立中國工藝設計的最高學府——中央工藝美術學院。
20世紀50年代末，常沙娜作為年輕教師參加了向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的首都“十大建築”的建築裝飾設計。其中，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天頂，她巧妙采用敦煌壁畫中的藻井圖案，設計出具唐代風格的圓形浮雕花燈。至今，她設計的人民大會堂外立面柱廊上方的琉璃瓦楣和台階上的須彌座圖案花崗岩浮雕，以及民族文化宮卷紋草圖案的金屬裝飾大門，依然矗立在長安街上，是永恒的經典。1.1933年，常沙娜與父母在巴黎合影。
2.1942年，初到敦煌，穿着羊皮大衣的常沙娜。
3.1950年，常沙娜乘坐威爾遜總統号返回祖國途中。
4.18歲的常沙娜。在國家百廢待興的年代，常沙娜獲得了絕佳的“訓練場”，日夜奮戰在圖紙上、工地裡，邊學邊幹，迅速成長起來。她頗有感觸地說：“設計不像畫畫。一個人，畫張畫，署個名，作品就算完成了。藝術設計卻不可能這樣，必須把藝術形式與材料、工藝、功能結合在一起，絕不是哪一個人所能完成，總是許多人通力協作的結果。”
5.1993年，常沙娜與父親常書鴻在家中留影。
“一個是傳統，一個是自然”
70年代，常沙娜被指定為中央工藝美院染織系77級班主任。1982年，又接到被擢升為副院長的消息，她誠惶誠恐，一來覺得自己待人處世幼稚無法勝任，二來害怕“當官即意味着藝術生命的結束”，于是到處找熟識的前輩和領導說情，得到的卻全都是鼓勵的話，最終身為黨員的她隻得服從組織決定。
一年後，自認為最不像院長的常沙娜被學院衆多前輩認為做事認真、為人單純善良，最終被推選為中央工藝美院新一任院長。常沙娜無法推卻，于是帶着“滿招損、謙受益”的座右銘，從如何主持會議學起，一步一個腳印地前行，沒想到一幹就是15年。這期間，她被選為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七、八、九屆全國人大代表和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擔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等職。
無論行政工作多忙，常沙娜心底始終有個聲音“不能在藝術上退步”，為此她堅持在染織系上課和參與設計項目。從院長之位退休後，她仍一直在忙碌，忙得最多的還是與敦煌有關的工作。她帶領學生整理出版《中國敦煌曆代裝飾圖案》，2014年分别在北京和敦煌舉辦相關展覽，未來還要到台灣和國外展出。
她說：“回顧我這輩子的成果，繪畫、圖案教學和設計，都與敦煌密不可分。敦煌是一個了不起的藝術寶庫，内容非常豐盛，取之不盡。但它現在是在‘帶病’開放，有些壁畫、彩塑的顔色已經比前些年淡了，現在也隻能盡力延續它的生命。所以，對敦煌的東西要抓緊深入研究，要與現在的藝術相結合。”
常沙娜說，她的創作有“兩個淵源”，“一個是傳統，一個是自然”。談及傳統，常沙娜表示，自己在上世紀40年代随父親常書鴻赴敦煌臨摹壁畫時接觸了大量中國的傳統藝術形式。同時，她也認為，“繼承傳統應做到古為今用”。而對于自然，常沙娜說“花陪伴了我一輩子”，數十年來，常沙娜繪錄了大量千姿百态的“花”的形象。
“為什麼現在要強調敦煌，‘花開敦煌’不僅僅意味着石窟的壁畫，要把它好的東西和元素運用進來。”常沙娜直言不諱，她看不慣目前我國服裝的樣式設計和面料設計，認為我們一味跟随西方的設計審美，是東施效颦。
“比如超短裙，我們為什麼要學習他們？另外從設計的比例來看，人一般是六個頭或者七個頭的比例，超短裙很難看。從功能上看，年輕人沒有愛惜自己的膝蓋，到了三四十歲、四五十歲膝蓋肯定要發炎。”
“你看我們現在的面料，老虎皮、豹子皮多麼原始，大自然中那麼多美麗的樹木、花卉，我們為什麼不用？拿這些來發展設計是長不了的，延續不下去的。但是它影響了下一代，年輕一代沒有傳統了，隻有怪異的東西。”說起這些，常沙娜的眼中滿是懇切與急迫。這番話，是出自一位為民族文化傳承與發展貢獻一生的86歲老藝術家的口中，任何人聽到都會感到慚愧與憂傷。
她進而說：“我不夠洋氣嗎？我從小在西方生活，有的人覺得我還不夠‘洋’，把我的名字寫為‘常莎娜’，我最反感這個。我保守嗎？肯定有。但是，隻有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才有生命力，才是我們中華民族文脈的根基。我相信，這個思想在任何時候都不過時。”
責編于靖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