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我的研究結論是，中國正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間區域。
人均GDP不是唯一指标
中等收入陷阱有三種模式，一是拉美模式，許多人都在把拉美作為一個反面教材進行研究；二是亞洲陷阱，國際經濟學家滕康浩認為，亞洲國家有可能會陷入另一種中等收入陷阱，即集團利益不要求進步，舊體制無法進一步清除，科技創新滞後、腐敗流行，政治動蕩和政權更疊，社會不穩定，主要代表國家是泰國、印尼、菲律賓等；三是日韓模式，我國理論界把日韓作為一個成功模式進行研究。
在這種情況下，國内關于中等收入陷阱有很多不同的說法，有人說中國沒有中等收入陷阱，也有人說中國處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邊緣，另外一種說法是中國正處于中等收入陷阱困境。
中國能避免拉美式陷阱嗎？能否實現日韓模式？實際上從日韓兩國看，它們之所以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四個方面的特點可以進行總結：一是需求結構轉化要成功，要建立一個以消費為主導的社會，即消費型的社會。隻要進入發達國家，一般都是消費主導經濟增長；二是産業結構也會順勢轉型，從過去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最後轉向技術密集、資本密集、高附加值産出主導發展；三是社會結構轉型順利，标志就是中産階級要及時形成，城市化要同步推進；四是政治結構轉型與經濟結構、社會結構要相适應。中國不可能照搬日韓模式，但可以部分學習。
同時，我們還可以借鑒巴西的經驗教訓。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時間比較長，而且經濟發展起飛比韓國要早，水平要高，後來韓國經過20年高速發展，從下中等收入國家進入到了上中等收入國家，再進入到發達國家，但是現在巴西落後了。巴西落後的特點是什麼呢？就是工業化戰略選擇不恰當，重化工業優先發展，進口替代，中産階級沒形成，長期通貨膨脹，過度城市化。
國際經驗提示我們，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不是唯一指标。它隻是一個标志性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裡面還包括中産階層的比重、城市化、産業結構，等等。我将之總結為“兩個70%”和“兩個60%”，即消費率在70%以上，城市人口城市化率70%以上，服務業比重60%以上，中産階級60%以上。馬曉河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研究員邁不過去是檻邁過去是門
對于中國，我的觀點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質是要實現結構轉型。
2010年中國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後出現了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一是2010年以後，我國經濟增長連續下降，從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下降到去年第三季度的6.7%，第四季度是6.8%，今年第一季度是6.9%。二是我國同低收入國家相比，中低端産業成本優勢在喪失，比較優勢在下降。三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中高端比較優勢仍然不足。因此，我的結論是，中國正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間區域。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11月APEC會議上曾指出，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的，關鍵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什麼時候邁過去，第二個是邁過去以後能不能更好地向前發展。
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是肯定要邁過去，但什麼時候邁過去，還需要繼續努力。實際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國家邁進,有兩個目标，一是達到發達的高收入國家門檻平均值，二是門檻值過後，我國能否進入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在我看來，中國進入第一個門檻值很容易，“十四五”時期就可以達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準是動态的，世界銀行從1987年到2014年間連續多次調整高收入、中等收入标準。據我計算，1990年到2014年高收入國家門檻值年均上調約為2.16%。以此推算，到2025年，世行的高收入國家門檻是16115萬美元。按照經濟增長率樂觀6%、基準5%、悲觀4%三個情景方案，到2025年，中國人均GDP樂觀是16810美元，基準是15640美元，悲觀是13900美元。也就是說，中國或将在2024年和2025年之間跨入這個門檻。當然，這隻是跨入門檻值，但這也将是一個重要的标志。
從現在到2025年間，中國正面臨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間區域，從人均GDP8000多美元向1.6萬美元邁進，國際經驗表明，我們還需完成一些結構性任務，即達到前文所講的“兩個70%”和“兩個60%”。
三大結構轉型共助成功跨越
要完成這些結構性任務，單靠經濟一條腿是困難的。所以面對世紀任務，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一個中國夢，需要進行三個結構轉型。
第一是需求結構轉型，要從外需導向的生産型結構向内需導向的消費型結構轉換。這背後的問題是收入分配體制、社會保障體制、政策安排怎麼樣能支持老百姓消費，用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使中國的市場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
産業結構方面，要實現從以工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從過去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最後向技術密集、資本密集、高附加值産業發展。
第二是社會結構轉型，要實現人口結構向市民化轉型，向中等收入群體為主的橄榄型社會轉變。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一個以中等收入為主體的橄榄型社會格局，而現在中産階級隻有20%的比重，市民化社會形成緩慢：城市戶籍指标大概是40%，城市常住人口指标大概是57%多，這距離70%以上的城市人口仍然差距不小。
第三是政府治理結構，要從過去縱向管理結構向扁平化治理結構轉化。當前社會管理和改革滞後，盡管城鄉收入差距在縮小，但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還在分化，不利于中産階層形成。城市内部和農村内部的差距在擴大，這個擴大也不利于形成一個強大的中産階層。
階層之間的流動、代際之間身份改變需要改革。人員流動身份改變能不能更順暢？通道更寬？通過自身奮鬥和社會推動可以改變代際身份，農村改變為城裡人，農民成了工程師，一個下海人變成老闆。這個跨代際改變身份，需要一些新的制度安排。
不過，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有許多有利條件的。從需求上看，中國有望成為未來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從供給結構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型城鎮化、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中國制造等都會釋放新的發展紅利。
此外，中國國家實力雄厚，中國體制可以調集資源集中力量幹大事，中國政府在世界上是相對有效率的。同時，外彙儲備、基礎設施、産業供應鍊健全也都有利于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我最後的結論是，中國正處于中等收入陷阱中間區域，向發達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的條件還要繼續培育和創造，特别是三大結構轉型不協調，影響經濟結構轉型的社會結構和政府治理結構轉型緩慢，将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的最大制約因素。但是我相信，中國遲早會進入發達國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注：本文由作者5月7日中國經濟真問題——“中國的坎”研讨會發言整理而成，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