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建設可以理解為新時代（或新常态）下中國試圖通過“一帶一路”去尋找新的合作夥伴，而這些新的合作夥伴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它體現了新時代下中國對外開放的新思路。
龔剛雲南财經大學首席教授，經濟學院院長主動擴大進口是中國在進入新常态後所開啟的對外開放模式的轉型。自2017年起，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就在不同的場合提出中國将主動擴大進口，不以追求貿易順差為目标。與此同時，一系列主動擴大進口的措施也在加緊落實中。為了擴大進口，不僅商務部、外交部、發改委等20個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擴大進口促進對外貿易平衡發展的意見》；中國也将于今年11月在上海舉辦首屆進口博覽會。
在全球保護主義潛滋暗長之際，中國為什麼要進行這樣一種轉型？
比較優勢，對外貿易的基礎
所有的對外開放都是以貿易為出發點。按照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貿易的基礎是比較優勢，而所有的比較優勢又是建立在“差别”的基礎上。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差别并不大。正因為如此，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的對外開放主要是面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
就中國而言，大量剩餘勞動力的存在使得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很低；與此同時，作為一個人口大國，中國也存在着巨大的市場潛力，這樣一個市場潛力也是任何具有戰略眼光的國際資本所不能忽略的。就美國而言，其最大的比較優勢是其先進的技術和所擁有的世界貨币之地位。正是在這樣一種比較優勢的框架下，中國融入了以美國為中心的中心-外圍體系。
當今世界的經濟秩序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個中心-外圍體系。這一體系本質上是“美國生産美元-世界生産商品”。盡管美國時不時地會對外圍國家進行批判，指責其彙率操縱對美國相關産業和就業産生沖擊，然而，本質上，它是享受這樣一種國際經濟秩序的。畢竟美國隻需要開動一下印鈔機就可換回大量的境外資源為其服務。就外圍發展中國家而言，通過本币貶值，追求外商直接投資和出口順差，不僅能迅速消化本國的剩餘勞動力以實現經濟增長，同時也能積累大量美元以防範金融風險等。
毫無疑問，過去三十多年，中國就是這一中心-外圍體系中最為主要的外圍國家之一，也正因為如此，過去三十多年，中美之間更多的是經濟上的合作和共赢。而中國的其它對外開放模式（如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等）也無不體現了中美之間所形成的這樣一種比較優勢之框架。
需要說明的是，過去，中國的對外開放模式，無論是追求外商直接投資還是追求出口順差，都可以看成是将外部需求因素作為拉動本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而中國采取以貨币貶值和彙率固定等為特征的弱勢貨币戰略不僅是因國力所限從而無法承擔起強勢貨币之重任，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推動出口順差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在一個需求決定型的經濟社會中，這些從需求角度拉動經濟增長的考量都是合理的，因而中國的對外開放模式是與中國過去所處的發展階段相适應的。
新常态、新優勢、新思路
然而，經過近四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的資源禀賦和經濟環境已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中國經濟進入其發展的新時代(或新階段)。新時代一個最主要的特征是大規模的剩餘勞動力在中國已不複存在。這使得中國經濟的常态從過去的需求決定型轉向供給決定型經濟。所謂供給決定型經濟是指經濟體的産量由其供給側所形成的生産能力（由勞動力供給、資本設備和技術等生産要素組成）決定，而不是由需求（即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駕馬車）所決定。這樣一種轉變意味着未來推動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已不再是需求側，而是供給側。供給決定型經濟不僅是中國新的對内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邏輯起點，同時也是中國新的對外開放——“一帶一路”建設的邏輯起點。
大規模剩餘勞動力已不複存在意味着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與此同時，經過近四十年的引進、消化和自主研發，中國的技術水平也迅速提高。所有這些均意味着中美之間的差距已經縮小，趨同則在增加，比較優勢已不再明顯。此種情況下，如果美國繼續再對中國實施技術封鎖，那麼，它本身也就失去了和中國進行貿易的基礎和比較優勢。正因為如此，中國也将不再适合繼續擔任外圍國家角色。
未來中國對外開放重點将面向發展中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可以理解為新時代（或新常态）下中國試圖通過“一帶一路”去尋找新的合作夥伴，而這些新的合作夥伴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它體現了新時代下中國對外開放的新思路。
“一帶一路”的機遇與挑戰
然而，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的對外貿易、對外貨币和對外投資等應如何轉型？它們之間應如何配合和協調？
如果新常态下，中國經濟的一般狀态已不再是一個需求決定型經濟，那麼，中國的對外貿易也應逐漸放棄追求出口和貿易順差。在大量剩餘勞動力已不複存在的新常态下，出口和貿易順差必然意味着用本來已經緊缺的資源（如勞動力等）服務于他國。這不僅不能促進經濟增長，同時也會損害到本國居民的福利。而進口和貿易逆差則通過輸入他國資源和勞動，緩解本國資源的緊缺，增加本國的投資，進而促進經濟增長。
不可否認的是，在國際收支平衡的約束下，長期的貿易逆差是不可持續的。然而，假如本國貨币為國際貨币，而其進口可以用本國貨币購買，則長期的貿易逆差卻是可持續的。當然，中國目前還不能用人民币從發達國家進口。然而，中國确有可能用人民币從那些發展程度上落後于中國，且還存在着大量剩餘勞動力的發展中國家進口。正因為如此，主動擴大進口意味着中國未來将針對發達國家不再追求貿易順差；針對“一帶一路”沿線的發展中國家，将追求用人民币逆差。唯有如此，它們才能與中國形成互補和共赢。
此外，支撐貿易轉型和人民币國際化的另一個重要舉措是中國對外投資的走出去。未來，除了一些必要的具有戰略性意義的高科技可以動用中國的外彙儲備來進行并購和投資之外，中國的走出去戰略應主要體現為人民币走出去，即針對“一帶一路”沿線的發展中國家以人民币進行投資，将那些不符合中國現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産業轉移出去，并将其生産的産品返銷中國。這不僅為中國大規模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用人民币進口提供便利，同時也有利于促進人民币在外圍區域的國際化。
最後，我們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國能否實現對外開放模式的成功轉型，關鍵取決于中國自主研發型的技術進步能否實現。首先，中國轉向“一帶一路”，尋找新的合作夥伴，形成新的互補和共赢，本質上取決于中國的技術水平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落差。如果這種落差不能形成，則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比較優勢就不存在，從而也就不能實現互補和共赢，也不能形成新的國際産業鍊分工體系。其次，随着中國本身的技術水平逐漸提高，與國際前沿距離正在逐漸縮小，技術模仿和引進的空間将不斷縮減，加上美國（或聯合歐日）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未來中國的技術進步隻能來自于自主研發。因此，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能否成功取決于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順利。
主動擴大進口意味着中國未來将針對發達國家不再追求貿易順差；針對“一帶一路”沿線的發展中國家，将追求用人民币逆差。唯有如此，它們才能與中國形成互補和共赢。
責編劉彥華